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
他对儒学的肯定,也是以现代价值为视角和标准。这些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不能说没有学术贡献,但今天看来,已经远远不够了。余英时先生的逝世标志着五四一代与我们渐行渐远。他们值得尊敬,值得缅怀,但时代将在一种与他们的期待不尽相同的方式发展前行。
如果儒家可以为当今世界提供一套有别于西方主流价值之外的普世价值,那么,它一定是基于儒家心性之学而形成的一套可理解的且可接受的价值体系,其基本内容即仁义礼智信:仁是生命关怀,义是正当取与,礼是交往文明,智是善恶感知,信是诚信不欺。
朱熹的孝论是以“四书”、《礼记》及《孝经》等先秦与秦汉文献为基础,集纳儒家孝论的精粹而成,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朱熹以“理—气”结构论证孝的合法性依据,以“理—礼”结构确定礼为孝的运行机制、由权而“得中”为孝的实践原则,并基于孝弟为“行仁之始”的理解,从心性与政治两个层面总结了孝的意义。朱熹的孝论体现出了兼赅体用、汇通公私领···
首先由学习历程的真实情境之觉知,唤醒公民儒学的萌芽。再者,宏观儒学的三波变迁,指出我们已然进到了崭新的公民儒学阶段。重新省思“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的可能,并探索当代新儒学有关返本开新“民主、科学开出论”的限制,进而超越“由‘内圣’开‘外王’”的转化论”,改而主张“由‘外王’而‘内圣’调适论”。
从“成周之制”“委积之法”的“古法”到汉代以后常平仓、义仓的设置,从制度的层面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照和惠民的主题,得到了朱熹的充分肯定。但其设置和管理存在缺陷,社仓正是有针对性地进行补救。“东南三贤”在社仓创设及规制上存有分歧,但出发点均在仁人的恻隐。“爱民”是朱熹荒政的核心,也是他倡行社仓的初心。推广社仓赈荒济困,成···
儒家强调审美活动的教化指向,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乐要服从于礼仪秩序建构的需要,从孔子的“尽善尽美”到《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都体现出道德目标对审美体验的优先性。但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会突破美学偏向,在教化的目标下,吸收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非功利性思想,从而呈现出儒释道圆融合一的倾向。
朱熹的「情」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人化」、「人性」的「成人」、「成圣」的「人之为人」的伦理学思想。他的「情」思想在其伦理思想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不能只被看作是「性体」的「情用」,或「性一」的「情分殊」。朱熹意图通过「情」思想的凸显达到了人与天道的结合,完成「天人合一」的伦理思想构建。
孔子生活在国家治理由政教一体向世俗政治转变的关键历史节点上,既是六代最后的政教古儒,又是春秋至今最早的政治新儒,故其语录既有政教杂糅的特点,也有世俗政治的倾向。弟子后学选编《论语》,不仅剔除了孔子的大量宗教语录,也未收录他政治研究、历史研究的所有长篇语录,只选取了部分短小零星的政治语录。
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于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而后是中国人为回应西人的逼来而审视西人,因审视西人而对比中西,因对比中西而变法图强。这个过程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说富说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由此形成的是另一种非科举的理路,这种理路越出了此前一千多年里非议科举···
现存的语文学和经学研究,都是以文献考证和文本释读作为主要内容,但其对文献的董理和文本的理解,均受到实证科学观念的限制,因而举步维艰、解释乏力,很难对经典的现实性有所说明。要让古典文本产生更大的意义,就必须走出文献学的狭小视野,引入诠释学的理念,重新挖掘文本的深刻内涵,在诠释活动中,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文献所蕴含的···
孔子有言,“告诸往而知来者”,重温古典教育传统,乃是为了更充分地打开我们自己,让我们足够地广阔,足够地包容,足够地去爱。重温古典传统,并不是让我们固守传统,回到过去,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开启当下,迎接未来,由此而更好地活在当下已至未来。
我这个书院,我心里讲要告别,理想中的书院永远存在,现实中的书院存不存在,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学规是我的心法,那是我用生命,用心写出来的,他刻在我的心上。
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
儒家士人德教呈现出“异向同质”的双向道德主体间性的教化模式,即以儒家士人为中心展开的向上劝导为政者“内圣而外王”以推行善政和向下激发民众道德主体性以“一道德,同风俗”的双向教化模式,其本质均诉诸于行为主体发掘自身善性以成就德性来达到教化目的。
早期儒家对人性的讨论,不是诉诸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直观的类比。其中,相关于结构、运动和声音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自然本能的意义;关于生长、制作与培育的类比,揭示了人性作为行动条件的意义。因此将儒家的人性学说称为“人性论”,主要来自研究者对理论语言的偏好,但未必能对儒家论性的意项提供切实说明。
从儒家理学“本体—功夫”范式到现代“伦理学”范式的演进中,中国近代伦理话语体系渐成雏形。概念、价值与方法的三重革新是中国近现代道德转型的历史背景。严复等人通过译介西学,开始了近代伦理话语概念的革新,为顺利地接引现代伦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义利关系”的再检讨初步形成了近代伦理学价值体系。
本文旨在阐明《荀子》思想的特质和历史意义,而由此探讨其“天下”观和对当时秦国的看法。借此欲阐明《荀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历史意义。本文先将荀子的“天下”观整理为如下三种特色:其一,荀子所构想的国家从头开始就是治理天下领域的国家。其二,在荀子“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
儒家思想曾深刻影响了西方“自由放任主义”的内涵,而其本身在经济上也存在着鲜明的“自由放任”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儒家承认人之自利心的存在,并认可人们积极追求物质财富的行为;二是遵从劳动分工,认为不同分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反对干预人们自然形成的分工;三是反对限制商品流通的任何税收政策,主张发展自由贸···
欧阳修援引《春秋》之大义而首倡政治的正统论,本应是一个基于政治理想的哲学问题,具有其超越维度;但他基于“迹”而论正统的立场,就把作为正统的哲学问题讲成了现实的史论问题,从而失去了其超越维度。章望之对之提出批评,重提超越维度,但苏东坡起而反对,维护欧阳修的立场,进而从“实”的立场,即从“有天下”之“实”讲正统,从而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