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哲学之间

——读方朝晖《中学与西学》有感

作者：曾亦（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中华读书报》2022年6月15日

《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修订增补版）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传入中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就不断成为中国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这一百余年来，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如何回应并重建现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而且急迫的话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到二十一世纪前后，应该达到了高潮。现在我们看到最近方朝晖教授所撰《中学与西学》一书，汇集了作者关于此问题思考的一系列论文，应该代表了这一时期国内学界的最高水准。就我本人来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研究生时，也曾经致力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故对朝晖教授大作中的诸多思考，可谓心有戚戚焉。不过，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内学界回归传统的转向，我个人的研究兴趣也转向了经学方向，所以，下面我打算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中学与西学的问题。

我们知道，中国自汉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经学传统，前后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并且，即便在宋明理学或魏晋玄学引领思想潮流的时期，经学在官方学术中的主导地位基本上也没有被动摇过。其 实，不仅中国存在这样一个经学传统，其他几大主流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都同样有着绵延不绝的经学传统。可以说，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始终是三大文明无法回避的问题，且在历史上都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论。那么，关于此问题的讨论，无论是伊斯兰文明，还是基督教以后的西方文明，都将哲学视为经学或神学的婢女。但 是，在传统中国思想那里，最接近哲学形态的应该是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虽然也有过与经学之关系的少量讨论，尤其是到了宋明儒家那里，不仅形成了不同于“五经”的新经典系统，而且将“四书”凌驾于“五经”之上，不过，基本上并没有看到在西方文明那里有过的哲学对经学的挑战和对立。

然而到了晚清，随着当时的学制改革，经学的地位开始下降了。在张百熙、张之洞等人的主导下，清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其中设立了经学、政法、文学、格致及医、农、工、商等科。可见，新学制虽然保留了经学科，并似乎依然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其实却失去了以往统摄一切学科的地位，而只是成为众多学科之一而已。到了民国初年的学制改革，经学科被彻底废止了。自此以后，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学术范式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传统经学所研究的“五 经”，纯粹被视为已经失去生命力的文献或史料，而纳入文、史、哲等西方学科的研究对象。换言之，随着民国新学制的推行，文、史、哲等现代人文学科取代了传统的经学，从而经学这种影响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学术和思想，就彻底停滞乃至消亡了，而沦为类似博物馆中陈列的“僵尸”而 已。不过，传统经学中部分文献材料的研究，譬如宋明理学，借助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却继续得到了发展，甚至一度呈现出某种繁荣和兴盛的局面。尤其到了现代新儒家那里，更是标榜“接着宋儒讲”，从而导致宋明理学以一种类似西方哲学的形态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近一二十年来，经学开始走向复兴。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学术趋向呢？就目前来看，其中的缘由尚未明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近百年来借助西方哲学范式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路径，已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局限。这种不足和局限不仅体现在对儒家传统经典理解上的偏差，而且还体现在对古代社会及其精神的误解。譬如，中国思想中素有关于“亲亲相隐”的讨论，但若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所讨论的文本其实不多，仅仅限于《论 语》《孟子》及宋人的某些论述而已；如果站在经学的高度，则涉及的文献资料就太多了，且不论《公羊传》 《穀梁传》《礼记》有不少相关的讨论，而且，历朝的法律文献都对此有相关的规定，毫无疑问，经学对于“亲亲相隐”问题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也更为全面。现代人关于“亲亲相隐”的讨论，固然注意到“亲亲”之情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而在宋明理学那里，则将这种情感称为“良 知”，甚至视为整个道德行为的情感根据。然而在经学那里，“亲亲”之情却是受到制约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亲亲”之情还会导致某些消极或负面的后果。不过，经学的这种态度，却无法在哲学化的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体现。换言之，对于某些问题的理解，经学较哲学化的宋明理学要深刻得多。

那么，如何看待经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据我的了解和观察，目前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大致有这样几种态度：其一，站在纯哲学的立场，而采取敌视经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大概源于两者根深蒂固的矛盾。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学素来视哲学为婢女，认为哲学不过是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理解和诠释素来被认为神启或天启的经典而已。现在哲学一旦翻了身，自然不乐意看到经学的复辟。而且，从民国以来，哲学素来是作为经学的替代者出现的，所以，经学在当下的复兴难免会冲击哲学的地位。其二，拓宽经学的内涵，将一切对传统经典的研究皆视为经学，从而将目前的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纳入所谓“经典诠释学”的范围。不过，这种态度多少建立在对传统经学误解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呢？所谓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仅限于对“五经”的研究，而“五经”乃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后又经过孔子的删述，才有资格成为“经”；至于经学，则基于孔子弟子及七十子后学的传述，也因此具有接近于“经”的神圣性和实践性。可以说，经与经学的这种特性，却不是基于人类理性的哲学所能具备的。其三，回归到传统的经学立场。按照这种立场，目前经学应该有两方面目标：首先，在学术上，当以上承清代经学的学脉为目标，从而淡化传统思想研究中的西方学科范式的倾向。其次，在思想上，当注重和阐扬经学的实践性，而强化经学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倾向。

那么，今天随着经学的再度复兴，应该如何重新界定经学与哲学的关系呢？或者说，我们现在应该如何从事经学或哲学的研究呢？晚清以来，先是“癸卯学制”设立了经学科，却没有哲学科，然而，到了民国初年，却废止了经学科，而代之以哲学科。透过这段历史，我们不难产生这样的看法，即哲学与经学之间的对立，不仅在中古时代如此，而且到了近现代以来，依然如此。目前，在经学复兴的整体背景下，不仅哲学系颇有学者从事经学方面的研究，而且，历史系和中文系也有不少经学研究者。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最排斥经学的学者往往出身于哲学系。其中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认识上的偏差，也有利禄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这种态度是最不可取的。

除此以外，我们到底应该采取纯粹的传统经学立场，还是仅仅将经学视作某种“史料”，抑或博物馆中的陈列物，乃至“僵尸”呢？我们现在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这样一点，即与其说传统经学接近文、史、哲等现代学科，还不如说，经学跟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学科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还包括宗教学，而这正是经学实践性的重要体现，这不免导致了目前的经学研究误入了歧途。所以，我主张，一方面应该上承清代经学的学脉，而借鉴传统经学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应该充分吸收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至于目前的儒学研究，必须放弃“接着宋儒讲”这条迎合西方哲学范式的路径，而应该“接着清儒讲”，只有这样才能上溯到作为儒学研究源头的汉儒那里，才能真正理解孔子之道的精神。这是我对将来经学研究以及传统思想研究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