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尽宜毁”与“宗不复毁” 

——论汉儒关于宗庙迭毁争论中的亲亲与尊尊问题

作者：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

摘要：儒家关于礼乐制度的建构，通常兼顾亲亲与尊尊两方面的原则。自汉以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逐步确立，儒臣们将此原则落实到宗庙建构的具体实践层面：一方面，汉初遍祀群庙的做法以及元帝以后“亲尽宜毁”共识的贯彻，体现了亲亲的原则；另一方面，儒臣基于尊尊的原则而普遍赞同礼家“祖有功而宗有德”的说法，尤其到了贡禹、刘歆那里，更是明确提出了“宗不复毁”的主张。可以说，当时朝廷关于宗庙问题的争论，不仅形成了汉儒相关的经学见解，而且对于后世历代王朝的宗庙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春秋；礼；宗庙；亲亲；尊尊

古人立庙祭祀其先祖，盖本于亲亲的精神，“昔者先王感时代谢，思亲立庙，曰宗庙”。[杜佑：《通典》卷47，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298页。]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周之制度，亦有用亲亲之统者，则祭法是已。”[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96页。]又曰：“庙之有制也，出于亲之统。”[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98页。]基于此种亲亲原则，殷人不独合祭时，至于别庙特祭，皆遍祀其先祖，故无毁庙之制。至汉初立庙，亦遍祀诸帝及帝后，且于天下郡国皆立庙，同样亦出于亲亲的原则，“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司马迁：《史记•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3282页。]汉人谓孔子“损文用质”而作《春秋》，质即亲亲也，可以说，汉人尊《春秋》，即充分体现在汉初的宗庙构建中，亦贯彻了“尚质”的精神。

然而，王国维站在周礼的角度，批评殷代庙制，“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又认为，“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因此，殷人“祭法无远迩尊卑之分，则于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96、297页。]换言之，就亲亲而言，一方面，固当体现为遍祀先祖的制度设计；但另一方面，先祖在血缘上又有远近亲疏之别，故对于不同先祖的祭祀，应当有隆杀之差，如日祭、月祭、时祭与终祭的不同，或庙、祧、坛、禫之异，同样也属于亲亲之义的体现。就后者而言，周以来实行的毁庙制度，即采取“亲尽宜毁”的办法，正是亲亲原则的体现，“远祖非一，不可遍追，故亲尽而止”。然而，先祖有在位与不在位之别，后世又有帝与宗之异，功德不同，受到后人的尊崇亦自当有等差，故汉儒又有“宗不复毁”之说，其中体现了尊尊的原则。因此，王国维肯定了周人的庙数制度，认为“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此其所以为文也”，[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97页。]质言之，周之庙制兼顾了亲亲与尊尊二义，较殷制更为合理。

汉人标榜“以孝治天下”，故体现在庙制上，最初不过取法殷礼，而遍祀先帝先妣，唯有取于亲亲之义而已。至元帝时，贡禹首建大议，定迭毁之制，既本周礼七庙之说，又格于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之政治现实，于是以“报功德”为论，提出“宗不复毁”之说。可见，祭祀之意本在于亲亲，然以宗尊而不毁，则又与亲亲原则似相违矣，故皮锡瑞以为，“立庙本为亲亲，非为报功德”。[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皮锡瑞全集》册四，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51页。]皮氏盖据《公羊》立场，故颇不慊于“宗不复毁”之说也。

一、周代祧庙制度中的亲亲之义

周人对亲亲之义的理解不同于殷人，可以说，其庙数制度贯彻了孟子所说的“爱有差等”原则。王国维认为，“是故遍祀先公先王者，殷制也；七庙、四庙者，七十子后学之说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第299页。]正因如此，孔、孟以后的儒家多主张“从周”，尤其在宗庙制度方面尽用周人七庙、四庙之说，就是基于周人对亲亲之义的特殊理解。

不过，孔子以后的七十子后学对此颇有异说。案，文二年《公羊传》云：

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大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据此，《公羊传》谓宗庙有迭毁之义，而毁庙之主藏于太祖庙，非别有祧庙以藏主也。又，成六年《公羊传》云：“立武宫，非礼也。”何休《解诂》云：

礼，天子、诸侯立五庙，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庙，至于子孙。过高祖，不得复立庙。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庙。至于子孙，自高祖已下而七庙。

据此，何休明言天子、诸侯皆立五庙，即以受命或始封君备一庙，并高祖以下四亲庙也。[*]元帝时，韦玄成即用《公羊》说，而主张毁文帝太宗庙。至于何休谓周得立七庙者，盖以“祖有功，尊有德”故，则当袭贡禹以来诸儒臣之议也。

[*][据《春秋》所记“哀三年，桓宫、僖宫灾”一事，考桓于哀为八世祖，僖为六世祖，皆在宜毁者也，今不毁而天故灾之。《公羊》、《谷梁》及董仲舒、刘向以为桓、僖二庙毁而后复立，而《左氏》无明文，服虔、杜预以为原未毁者，然无论如何，三传俱以桓、僖庙以亲尽当毁，此天所以灾之也。然鲁虽秉周礼之国，既复立武宫、炀宫，又不毁桓、僖庙，盖皆出于某种现实需要而在亲庙外复立宫庙，可见，诸侯五庙之制在当时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遑论汉以后耶！]

周人既立天子七庙，则诸书多主此说，以为天子宗庙之常礼。《礼记•祭法》云：

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墠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墠，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祖为坛，去坛为墠，坛、墠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墠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

此段最完整概括了周代的祭法制度。据此，天子七庙不同于诸侯五庙者，郑注以为，乃别有二祧以藏迁庙之主，唯祷时得于坛、墠别祭之也。又，郑注《周礼•守祧》云：“先公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二庙。”则以文、武二庙为二祧也。盖周既有后稷为始封君，又有文、武为受命王，则迁庙之主有先公与先王不同，故后稷庙亦有祧庙性质，所以藏先公之迁主；又别有文、武庙，以藏先王之迁主也。至于诸侯，唯有始封君，故以其庙藏迁主足矣。

又，《礼记•王制》云：

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

《王制》此说颇不同于《祭法》。案，《祭法》言天子有七庙，以五庙之外别有二祧，是为七庙。然二祧之性质，似未明言。至郑玄始以二祧为文、武庙，实非亲庙，当不列于昭穆之序。[北魏博士卢观本郑玄说，曰：“三昭三穆谓通文、武，若无文、武，亲不过四。”（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引《魏书•礼志》，第63、64页）则言之尤确矣。]然据《王制》之说，则以太祖庙外，别有三昭三穆，则似皆有亲庙性质也。[*]

[*][《王制》之说不明，遂启王肃异说。王肃以为，所谓天子七庙者，谓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并始祖及亲庙四为七庙，则天子有亲庙六也。王肃虽好与郑玄立异，然此说之起，实因《祭法》说“二祧”之不明及《王制》“三昭三穆”之说也。故王肃《圣证论》难郑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迁之庙，权礼所施，非常庙之数。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庙，亦不以为数。凡七庙者，皆不称周室。《礼器》云：‘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孙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杀以两。’今使天子、诸侯立庙，并亲庙四而止，则君臣同制，尊卑不别。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殇五’，及五世来孙。则下及无亲之孙，而祭上不及无亲之祖，不亦诡哉！《谷梁传》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家语》云：‘子羔问尊卑立庙制，孔子云：礼，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又云：‘远庙为祧，有二祧焉。’”则郑、王之异，实因经典所记不明所致，且王肃谓天子、诸侯于庙数上体现君臣尊卑之别，亦属有理。]

然考郑玄之说，实主天子五庙之制也。《王制》注云：

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大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大祖，始封之君。王才之后，不为始封之君庙。

据此，夏、殷、周三代皆立四亲庙，然周别有后稷、文、武庙，殷别有契、汤庙，夏唯有禹庙，非有定数，通而言之，实皆五庙也。可见，郑玄实不取《王制》“三昭三穆”之说，以为夏、殷、周三代皆备“二昭二穆”而已。[*]

[*][孔疏以为，郑注盖有纬说为据也。案，《礼纬稽命征》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钩命决》云：“唐尧五庙，亲庙四，与始祖五。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此殆郑说之所据耶？

至王肃难郑，而宗郑之学者亦起而辩之。如马昭难曰：“按《丧服小记》王者立四庙，又引《礼纬》‘夏无大祖，宗禹而已’，则五庙。殷人祖契而宗汤，则六庙。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则七庙。自夏及周，少不减五，多不过七。《礼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发爵’，则周七尸、七庙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数，既不同祭，又不享尝，岂礼也哉！故汉侍中卢植说又云‘二祧谓文武’。《曾子问》当七庙，无虚主；《礼器》天子七庙，堂九尺；《王制》七庙。卢植云：‘皆据周言也。’《谷梁传》天子七庙，尹更始说天子七庙，据周也。《汉书》韦玄成四十八人议，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论》、《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庙。’”又，张融谨按：“《周礼·守祧职》：‘奄八人，女祧每庙二人。’自太祖以下，与文、武及亲庙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适尽。若除文、武，则奄少二人。《曾子问》孔子说周事，而云‘七庙无虚主’。若王肃数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庙，与文、武而九，主当有九，孔子何云‘七庙无虚主’乎？故云以《周礼》、孔子之言为本，《谷梁》说及《小记》为枝叶，韦玄成《石渠论》、《白虎通》为证验，七庙斥言，玄说为长。”此张融申郑意也。孔疏因云：“天子七庙者，有其人则七，无其人则五。若诸侯庙制，虽有其人，不得过五。则此天子诸侯七、五之异也。王肃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别’，其义非也。又‘王下祭殇五’者，非是别立殇庙，七庙外亲尽之祖，禘、祫犹当祀之。而王肃云‘下祭无亲之孙，上不及无亲之祖’，又非通论。且《家语》先儒以为肃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礼》，惟存后稷之庙不毁。按昭七年传云‘余敢忘高圉、亚圉’，注云‘周人不毁其庙，报祭之’，似高圉、亚圉庙亦不毁者。此是不合郑说，故马融说云‘周人所报而不立庙’”。]

又孔疏云：“按《礼纬•稽命征》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钩命决》云：‘唐尧五庙，亲庙四，与始祖五。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郑据此为说，故谓七庙，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庙不毁，以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亲庙四，故为七也。”

此外，《谷梁传》、《礼记•礼器》、《孔子家语》俱谓天子七庙，则后世多主此说者，诚以经典有据也。

二、孝道与汉初遍祀先祖的祭祀制度

关于殷代的庙数制度，大概有两种说法：

其一，《尚书•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庙，可以观德。”此言殷人之制，则七庙之制非始于周，可溯源于殷也。又，《王制》云：“天子七庙。”郑玄注云：“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大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又，《礼纬•稽命征》谓“殷五庙，至子孙六’，《钩命决》亦谓“殷五庙，至子孙六”。据此，殷人立庙实有常数，或五庙，或六庙，以至七庙也。则殷人尚亲亲，亦当有祧庙之法也。

其二，王国维据殷商卜辞所载，以为殷人无毁庙之法，则自帝喾以下，无论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又谓《吕氏春秋》所引《商书》“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以为与卜辞所纪事实全然不合，故以为礼书所谓七庙、四庙之说，“必已萌芽于周初，固无可疑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10，第297页。现代学者大多接受了王国维的这种观点，参见王凤瀚《殷墟卜辞所见商王室宗庙制度》（《历史研究》1990年6期）、刘正《金文庙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03页）、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第309、321页）等相关论述。]

汉高帝十年（前197），始立上皇庙，“八月，令诸侯王皆立太上皇庙于国都”。[班固：《汉书》卷1下，第68页。]惠帝即位，令叔孙通定宗庙仪法。据《史记•叔孙通列传》所载：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司马迁：《史记》卷99，第3282页。]

可见，按照叔孙通的说法，益广多宗庙乃“大孝之本”，就此而言，高帝以来遍祀先祖的做法，内中实有孝道的考虑，即本于亲亲之义也。

其后，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1]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庙，“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2]至世宗庙亦然。至此，天下所立宗庙情形，据《汉书•韦玄成传》记载：

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有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班固：《汉书》卷73，第3115、3116页。]

元帝时，汉代皇帝宗庙有京庙、陵庙与郡国庙三种类型，共计一百六十七所，加上太上皇、悼皇考庙，则有一百七十六所。盖殷代遍祀宗庙的情形虽不可尽考，然观汉初立庙祭祀的情况，或可推知殷代庙制大概，故王国维谓殷人无毁庙之法，实可信据也。

[*1][文帝以庶子入继大统，本不具有宗法意义上的“大宗”地位，故其庙被尊为太宗，应该受到儒家“祖有功而宗有德”思想的影响，才逐步确立起来。文帝时，已自立庙，称为顾成庙。七年（前173），贾谊上疏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班固：《汉书•贾谊传》卷48，第2231页），则文帝生前，贾谊已提出尊文帝庙为太宗的建议。然文帝谦让，未敢自称太宗也。直至景帝即位，元年十月，丞相申屠嘉等承景帝诏书“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言，乃上书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卷10，第544、545页）可见，景帝及朝臣即依据儒家“宗有德”说尊文帝庙为太宗庙，并世世奉祀，从而奠立了后世“宗不复毁”的先例。]

[*2][案，《汉书•韦玄成传》谓“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然《史记•高祖本纪》谓惠帝“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孝文本纪》谓“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则当时所立郡国庙不限于高、文二帝所至郡国也。]

汉末蔡邕尝有奏议曰：“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世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立昭穆，不定迭毁。”[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转引自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皮锡瑞全集》册四，第49页。]诚若是说，则秦人尚无毁庙之法也。然据《史记•秦本纪》，二世元年，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皆曰：

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司马迁：《史记》卷6，第334页。]

据此，秦人虽反周道，犹用七庙迭毁之礼矣。故皮锡瑞论曰：“夫秦人议礼犹知轶毁，而汉初并此不知，郡国庙、陵、园尤不经。”[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二，第51页。]可见，汉初将相多起于民间，故鄙野质朴，不唯不知从周，亦不能因循秦旧，唯笃尚孝道而已，盖亲亲之情发于中所致也，遂有遍祀诸帝后之举。汉儒谓《春秋》“益殷质”，又谓孔子“为汉制法”，于此诚可见矣。

汉人之鄙野，又见于诸帝生前立庙之举。清人赵翼有论曰:

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汉书》本纪:“文帝四年作顾成庙”。注:“帝自为庙,制度狭小,若顾望而成者。”[*]贾谊策有云:“使顾成之庙为天下太宗。”即指此也。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庙曰乐游,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阳池,俱见《汉书》注。”[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35页。据已有史籍记载，西汉生前立庙者，唯文、景、昭、宣四帝，或许受秦始皇自立极庙做法的影响。（参见王柏中:《论汉代皇帝宗庙设置的特点》，《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顾成者，服虔注云:“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作。还顾见城,故名之。”应劭注云:“文帝自为庙,制度卑狭,若顾望而成,犹文王灵台不日成之,故曰顾成。”则顾成庙，乃文帝自作，显与儒家对庙制的理解不同。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司马迁：《史记》卷6，第306页）二世时，“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奏言:“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据此，“极庙”似为秦始皇生前自立宗庙也。]

据周人之制，乃“思亲立庙”，即于先王死后而嗣子为之立庙，则本于亲亲之义也。至于汉初诸帝多生前自立庙，其义似与孝道无涉焉。

三、尊亲之义与元帝时的罢郡国庙举措

虽然“广多宗庙”符合孝道的精神，但是，据前引《韦玄成传》，每年祭祀所耗费的人力、钱财之巨，“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班固：《汉书》卷73，第3115、3116页。]最终促使不少朝臣提出了罢郡国庙的主张。

早在武帝时，董仲舒就否定了郡国立帝庙的合理性。建元六年（前135），辽东高庙灾，董仲舒即提出“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班固：《汉书•五行志》卷27上，第1331页。]至元帝初元三年（前46），翼奉上疏，谓“诸寝庙不以亲疏迭毁，皆烦费，违古制”，此疏殆为稍后贡禹奏议之先导也。[班固：《汉书•翼奉传》卷75，第3175页。贡禹虽未明言此种“烦费”因素，然考《汉书》所载其奏书，多以民生为急，则其主张罢郡国庙，与先前之翼奉、后来之匡衡，皆有不言自明的现实考虑。故皮锡瑞曰：“禹奏迭毁，罢郡国庙，亦但欲去其泰甚。”（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第51页）]

据《汉书•韦玄成传》，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奏言：“郡国庙不应古礼，宜正定。”[班固：《汉书》卷73，第3116页。]天子是其议，然未及施行而禹卒。至永光四年（前40），元帝下诏先议罢郡国庙，曰：

朕闻明王之御世也，遭时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今赖天地之灵，宗庙之福，四方同轨，蛮貊贡职，久遵而不定，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传不云乎？“吾不与祭，如不祭。”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班固：《汉书》卷73，第3116、3117页。]

诏书提到了罢郡国庙的几个理由：其一，汉初遍立宗庙的初衷，尝有“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的现实考虑，显然，至元帝时，此种现实的利害因素已然不存在。其后，匡衡亦有类似说法，“将以系海内之心，非为尊祖严亲也”。[班固：《汉书》卷73，第3121页。]其二，郡国立庙奉祀，乃“疏远卑贱共承尊祀”，非所以尊亲也。其三，《论语》云：“吾不与祭，如不祭。”则郡国祭祀帝后，非京师亲祭可比，实不合乎礼意。

对此，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太子太傅严彭祖、少府欧阳地余、谏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

臣闻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于心也，故唯圣人为能飨帝，孝子为能飨亲。立庙京师之居，躬亲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尊亲之大义，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诗》云：“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臣等愚以为宗庙在郡国，宜无修，臣请勿复修。[班固：《汉书》卷73，第3117页。]

在朝臣们看来，古人立庙祭祀，王者（圣人）以“飨帝”，大夫（孝子）以“飨亲”，皆出于内在之孝亲之心；然唯立庙京师，且诸侯来助祭，始符合尊亲之义，又引《春秋》中“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之说，以支持诏令。[类似的意思亦见于《礼记•丧服小记》“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传》“庶子不祭，明其宗也”等说法，然韦玄成唯称引《春秋》者，表明此时《礼记》尚未编纂成书也。（参见郭善兵：《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第124页）]按照《礼记•祭义》的说法，“大孝尊亲”，故遍立郡国庙以祭，虽合于亲亲之情，然使卑者主祭，且不亲祭，则失尊亲之义也。可以说，唯兼养亲与尊亲，方为大孝。

显然，朝臣们在罢郡国庙问题上，取得了普遍的共识。于是罢高、文、武三帝之郡国庙，并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

虽然朝廷上下在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并迅速得到落实。然至元帝晚年病重，梦到祖宗谴罢郡国庙，且其少弟楚孝王亦有此梦，遂欲复郡国庙。此时匡衡继韦玄成为丞相，“深言不可”，并在祷告高祖、孝文、孝武庙时，不仅重复了先前诏奏中提到的亲祭与尊亲两点理由，而且提到了未曾明言的现实考虑，即“祭祀之义以民为本，间者岁数不登，百姓困乏，郡国庙无以修立。礼，凶年则岁事不举，以祖祢之意为不乐，是以不敢复”。[班固：《汉书•韦玄成传》卷73，第3121页。]毫无疑问，匡衡的说法代表了朝臣们的普遍意见，故坚持罢郡国庙。其后，由于元帝有疾连年，最终尽复诸所罢寝庙园，皆修祀如故。不过，至元帝临终时，据《汉书•韦玄成传》，“初，上定迭毁礼，犹尊孝文庙为太宗，而孝武庙亲未尽，故未毁。上于是乃复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他皆如旧制。’唯郡国庙遂废云。”[班固：《汉书•韦玄成传》卷73，第3124页。]大概元帝担心此后武帝因亲尽而毁，故接受了早先廷尉忠之说，强调武帝为世宗而不毁，至于一度修祀的郡国庙，则因元帝的临终觉悟而彻底被罢祀。至此，朝廷就罢郡国庙问题经历短暂反复之后，最终得到了解决。

案，汉人标榜“以孝治天下”，然儒家讲孝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即养亲与尊亲。体现在汉代宗庙构建的具体实践中，养亲首先体现为“以天下养”的郡国庙，然而，如此养亲却有卑亲之嫌，不符合“大孝尊亲”的精神。可以说，朝廷罢郡国庙，或许出于虚耗钱财的现实考虑，然借助儒家对于孝道的理解，而吸纳了尊亲的内涵，从而在理论上解决了仅于京师立庙奉祀帝后的宗庙构建问题。

四、“称宗不毁”——儒臣关于武帝毁庙与否之争

汉代的宗庙遍祀制度，不仅体现为郡国立庙，而且亦无“亲尽宜毁”的做法。周人则不同，不仅庙数止于七，且七庙中又立二祧以藏迁主，唯祷或合祭时得事之。王国维论周代庙数制度，以为“既有不毁之庙以存尊统，复有四亲庙以存亲统”，[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第298页。]既本亲亲义以立四亲庙，又本尊尊义以不毁祖宗之庙，如此情文俱至，非若汉初专尚亲亲而立庙无数也。

无论天子为七庙或五庙，皆以庙数有定，则迭毁之义自在其中矣。据纬书及郑玄所言，殷时已有毁庙之法，则周人盖沿殷人旧制也，其后至秦时犹然。唯汉人笃尚亲亲，质朴无学，立庙无数，而无迭毁之法。至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不仅上奏废郡国庙，而且主张“古者天子七庙，今孝惠、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班固：《汉书》卷73，第3116页。]于是天子是其议，然未及施行而禹卒。

案，贡禹主张立七庙，又以惠、景亲尽宜毁，则所谓“七庙”者，殆以太上皇、高祖、文帝、武帝、昭帝、皇考、宣帝为七庙之数也。[宋胡三省曰：“观其奏言天子七庙，孝惠、孝景亲尽宜毁，盖以悼皇考足为七庙也。”（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第923页）据此，贡禹以武、昭、皇考、宣帝为四亲庙，而不毁者尚有太上皇也。]然据《五经异义》，贡禹之议，乃谓“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宗而复毁，非尊德之义”。[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6页。]此说不见于《汉书•贡禹传》、《韦玄成传》。然贡禹谓惠、景亲尽宜毁，而不及孝文，则实以文帝为太宗而不毁，正《异义》所谓“宗有德，庙不毁”之义。又据蔡邕奏议曰：“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典礼，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司马彪：《续汉书•祭祀志》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转引自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皮锡瑞全集》册四，第49页。]则贡禹所谓庙不毁者，除孝文外，尚有孝武、孝宣。然孝宣称中宗不在元帝时，其所以不毁，乃以亲未尽故，非为宗不毁，蔡氏盖据后世为说也。

永光四年（前40），元帝诏罢郡国庙后月余，又下诏曰：

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着亲亲也。朕获承祖宗之重，惟大礼未备，战栗恐惧，不敢自颛，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班固：《汉书》卷73，第3118页。]

诏书将宗庙区别为两类，即万世不毁之祖宗庙与四亲庙，其中，祖宗庙体现了“尊祖敬宗”的精神，而亲庙则体现了“亲亲”的精神。显然，诏书试图依据周礼来建构汉代的宗庙制度。对此，丞相韦玄成等人奏议曰：

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以下五庙而迭毁，毁庙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毁庙与未毁庙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祭义》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为立庙，亲尽也。立亲庙四，亲亲也。亲尽而迭毁，亲疏之杀，示有终也。周之所以七庙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成王成二圣之业，制礼作乐，功德茂盛，庙犹不世，以行为谥而已。礼，庙在大门之内，不敢远亲也。臣愚以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为帝者太祖之庙，世世不毁，承后属尽者宜毁。今宗庙异处，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庙而序昭穆如礼。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如故。[班固：《汉书》卷73，第3118页。]

玄成的奏议包括如下几点：其一，太祖不毁。始受命王、始封君俱为太祖，于周而言，则以后稷为诸侯始封君，而文、武为始受命王，皆不毁。详玄成之意，似谓高帝以始受命为太祖，而无始封君，故不为其祖立庙，遑论太上皇耶？其二，太祖以下，唯立四亲庙，更迭而毁，不违背亲亲的精神。其三，高帝为始受命王，宜为太祖庙不毁，其余如太上皇、惠、文、景等，即便“功德茂盛”，皆当“亲尽而毁”，至于宣帝、悼皇考、昭帝、武帝诸庙则构成四亲庙，故不毁。[*]

[*][有学者认为，宣帝于本始元年（前113）诏议其祖、父号谥，而未果。直至霍光卒后，有司秉承宣帝意旨，遂追尊宣帝本生父曰皇考，并立庙。故玄成主张的五庙制度，其中以武、昭、皇考、宣四庙作为元帝的“四亲庙”，体现了宣帝政策的延续性。（参见郭善兵：《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12月）此说未尽是。据《韦玄成传》载大司马王莽奏，当时丞相蔡义虽以祖、父不得立庙，然谥其祖为戾太子，其父史皇孙为悼，母曰悼后，皆奉邑祀之。直至宣帝元康元年（前105），丞相魏相承旨尊悼园为皇考，并立庙矣。（参见《汉书》卷73，第3130页）]

案，贡禹主张天子七庙，若孝文虽亲尽，然为太宗而不毁，则主张“宗不复毁”之说也。可见，玄成之议实不同于贡禹。盖玄成谓周虽有七庙，然以后稷始封，而文、武为受命王，故不毁，则实主张天子五庙也；又谓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亲尽宜毁”，则即便如文帝之“功德茂盛”而称太宗，犹当“亲尽宜毁”也。据此，玄成反对“宗不复毁”之说，即以始受命王为太祖，备四亲庙，是为天子五庙也。

对此，皮锡瑞以为，成六年《解诂》谓“天子、诸侯立五庙”，则玄成之议，又与《公羊》说同也。然许慎谓贡禹习《公羊》，竟与玄成异耶？皮氏又曰：

郑君据《礼纬·稽命征》云“唐、虞五庙，亲庙四，始祖庙一。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钩命诀》云“唐尧五庙，亲庙四，与始祖五。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故注《王制》“天子七庙”曰：“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大祖，后稷。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夏则五庙，无大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郑君之说，亦与《解诂》合。是古天子不皆七庙。[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二，第50页。]

皮氏以为，郑康成用《公羊》说，亦以天子不过五庙，至于殷、周庙数有六庙、七庙之异者，亦以祖有不同，非因宗不毁也。据此，康成亦无“宗不复毁”之说，宜其与刘歆、王肃之说不同。可见，玄成实据《公羊》，主天子五庙之说，皮锡瑞因谓“汉议庙制，玄成之说最正”。至于贡禹之论，皮氏以为，“贡禹治《公羊》者，岂不知《公羊》之义？天子、诸侯立五庙，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庙，乃以古者天子七庙为通制，又以孝文不在毁庙之列。禹固非曲学阿世者，盖有依违不得已之意焉”。[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二，第50页。]学者固有不得不屈于时势者，则皮氏之说，可谓“君子辞”也。

据《汉书•韦玄成传》，当时朝臣在宗庙迭毁问题上颇有异论，丞相韦玄成等四十四人主张天子五庙，则太宗亦因亲尽而毁也。此外，又有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二十九人认为，文帝有“除诽谤，去肉刑，躬节俭，不受献，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绝人类，宾赐长老，收恤孤独”等功德，宜为太宗之庙；而廷尉忠以为，武帝有“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之功德，宜为世宗之庙；谏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为，“皇考庙上序于昭穆，非正礼，宜毁”。[班固：《汉书》卷73，第3118、3119页。]

可见，较诸朝臣在罢郡国庙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而在宗庙迭毁问题上则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因此，元帝“依违者一年”，才下诏曰：

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高皇帝为天下诛暴除乱，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归心，犹谦辞固让而后即位，削乱秦之迹，兴三代之风，是以百姓晏然，咸获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为汉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世世承祀，传之无穷，朕甚乐之。孝宣皇帝为孝昭皇帝后，于义一体。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其正礼仪。[*]

[*][参见班固：《汉书》卷73，第3120页。有学者认为，“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一语，“亲尽”当作“亲未尽”。（参见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案，景帝乃元帝高祖之父，悼皇考则为其祖，无论“亲尽”或“亲未尽”，皆彼此扞格不通。考玄成前议，谓“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庙皆亲尽宜毁，皇考庙亲未尽”，则景帝庙“亲尽”，而皇考庙“亲未尽”，条理顺畅，不知元帝诏书何故有此难通之语？其后玄成等复奏，唯谓太上皇、孝惠庙亲尽，而不及孝景与皇考庙。至元帝崩后，匡衡奏中则谓孝景亲尽，亦不及皇考，则元帝以来，皇考庙在四亲庙之列，当无疑矣。

又，平帝元始时，大司马王莽奏言中谓“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庙亲未尽，不毁”，此说与元帝诏所言“孝景皇帝庙及皇考庙皆亲尽”，皆属可疑。考王莽所言，盖以宣帝既后昭帝，又为皇考立庙，可谓“两统贰父，违于礼制”。（班固：《汉书》卷73，第3130页）故元、成、哀时，皇考庙始终备四亲庙之列，至平帝时始废耳。又，哀帝时，泠褒、段犹上书，以为当为哀帝本生父共皇立庙京师。显然，此举盖效法宣帝为其父悼皇立庙之先例也。平帝即位，王莽柄政，废共皇庙，同时上书罢悼皇庙，其中曰：“臣愚以为皇考庙本不当立，累世奉之，非是。……（魏）相奏悼称‘皇考’，立庙，益民为县，违离祖统，乖缪本义。”（同上）可见，王莽深憾于哀帝之追崇本生，因追议宣帝立悼皇庙之非也。]

可见，立祖宗庙，体现了“尊尊之大义”；而存四亲庙，则体现了“亲亲之至恩”。不难看出，元帝诏书折衷了玄成一派与许嘉一派的观点，确立了太祖、太宗庙不毁的地位，“世世承祀，传之无穷”；又采纳尹更始一派之说，以宣帝为昭帝后，则皇考庙虽在四亲庙之列，但不在君统昭穆之序。至于廷尉尹忠主张以武帝为世宗，则因武帝尚未亲尽，诏书将此问题搁置起来。[*]

[*][案，宣帝时已尊武帝为世宗，元帝时，武帝因亲未尽而不在毁庙之列，故当时毁庙之争，除少数人外，皆未涉及武帝的世宗地位问题。直至元帝临终时，大概担心此后武帝不复在四亲庙之列，故再次明确武帝的世宗地位，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汉书》卷73，第3124页）]

对此，玄成等奏曰：

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今高皇帝为太祖，孝文皇帝为太宗，孝景皇帝为昭，孝武皇帝为穆，孝昭皇帝与孝宣皇帝俱为昭。皇考庙亲未尽。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庙主宜瘗园，孝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参见班固：《汉书》卷73，第3120页。]

可见，玄成代表朝臣完全接受了诏书中对此问题的处理，即确立了太祖、太宗庙“世世不毁”以及四亲庙迭毁的宗庙制度。[*]此外，诏书以宣帝为昭帝后，但在汉人看来，昭、宣在血缘上却属于祖孙关系，故俱为昭。案，《公羊传》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谷梁》、《左氏》亦用此说，然而，当时儒臣格于亲亲之义，虽以亲尽废太上皇庙，犹以武、昭、皇考、宣诸庙备四亲庙也。此种做法显然有悖于《春秋》经义，不过，却在后来的何休、范甯与杜预注中得到了体现，即以血缘定昭穆，而与君统无涉焉。

[*][皮锡瑞以为，许嘉、廷尉忠以孝文、孝武为言，即主张“宗不复毁”也；其后元帝为之“依违者一年”，乃诏以高帝为太祖、文帝为太宗，“则玄成已不能持其初议毁孝文矣”。至哀帝时，无论彭宣、满昌、左咸等议毁武帝，以及王舜、刘歆尊武帝为世宗，皆无预于文帝之毁否，则去玄成正论远矣。皮氏又谓玄成既不能力持初议，即知贡禹之不能不稍依违矣。（参见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全集》册四，第51页）盖文帝、武帝既见尊为太宗、世宗，则贡禹虽学《公羊》，而不用五庙说，即所谓“依违”之见也。]

其后，匡衡继为丞相。时元帝寝疾，欲复郡国庙，匡衡乃祷于高祖、孝文、孝武诸庙，不独自陈罢郡国庙的理由，又告谢毁庙曰：

往者大臣以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亲五属，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尝之序，靡有过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继烈以下，五庙而迁，上陈太祖，间岁而祫，其道应天，故福禄永终。太上皇非受命而属尽，义则当迁。又以为“孝莫大于严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异子不敢同。礼，公子不得为母信，为后则于子祭，于孙止，尊祖严父之义也。寝日四上食，园庙间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惧，未敢尽从。惟念高皇帝圣德茂盛，受命溥将，钦若稽古，承顺天心，子孙本支，陈锡亡疆。诚以为迁庙合祭，久长之策，高皇帝之意，乃敢不听？即以令日迁太上、孝惠庙，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寝，将以昭祖宗之德，顺天人之序，定无穷之业。今皇帝未受兹福，乃有不能共职之疾。皇帝愿复修承祀，臣衡等咸以为礼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尽在臣衡等，当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诏中朝臣具复毁庙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复以为天子之祀义有所断，礼有所承，违统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飨。六艺所功，皆言不当，无所依缘，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乃在臣衡，当深受其殃。[班固：《汉书》卷73，第3124、3125页。]

匡衡在祷文中陈述了始受命祖不毁以及亲尽宜毁的理由。不过，其中并未涉及“称宗不毁”的问题。至元帝崩后，匡衡奏言中有“案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亲未尽。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请悉罢，勿奉。”[班固：《汉书》卷73，第3117页。]据此，元帝有疾时，所复祀者包括郡国庙及亲尽之京师寝庙园；至临终时，再废郡国庙，而京师寝庙园依然修祀。至此因匡衡奏言，再废亲尽之京师寝庙园，尤其强调已复之惠、景庙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皆“亲尽宜毁”。可见，匡衡的主张实近于韦玄成之初议，即主张立天子五庙也。

案，许慎《五经异义》云：

《诗》鲁说：丞相匡衡以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时毁。《古文尚书》说：经称“中宗”，明其庙宗而不毁。谨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贡禹说：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宗而复毁，非尊德之义。[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第56页。]

许慎谓匡衡习《鲁诗》，陈寿祺以为传写之误，当习《齐诗》也；又谓贡禹习《公羊》，然不见于本传。然《异义》明言贡、匡之主张不同，即匡衡以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时毁，则虽宗犹毁也；若贡禹以为不毁者唯宗，所以尊德也，其说与《古文尚书》说同。可见，匡衡与玄成之议相同，皆无“宗不复毁”之意。然据蔡邕奏议所言，则以贡、匡之议为同，俱持“为宗不毁”，其说非也。

至成帝时，复高后时擅议宗庙之令，又再复太上皇寝庙园，而以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于太上寝庙如故。其后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再议宗庙迭毁问题。于是，光禄勋彭宣、詹事满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主张唯太祖、太宗庙不毁，其下亲尽宜毁，武帝虽有功烈，而为世宗，然“不得与祖宗并列”，亦当亲尽宜毁。其实，早在成帝时，武帝已亲尽，其毁与否已然成为问题，只是碍于成帝禁止擅议宗庙，依旧庙祀而已。因此，哀帝时重新兴起的宗庙迭毁争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作为世宗的武帝，即应该遵循“亲尽宜毁”的原则，还是依从“宗不复毁”的原则？

此时朝臣多遵循韦玄成、匡衡以来的“正论”，唯以祖宗庙不毁，然而，另有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独持异议，曰：

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着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班固：《汉书》卷73，第3126页。]

王舜、刘歆此番言论，其用意是从功德上将世宗与太祖、太宗并列，“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如是，太祖、太宗既得不毁，则世宗自当不毁矣。可以说，贡禹所持的“宗不复毁”之说，其实为刘歆之论开了后门，质言之，太宗因“德至厚”而既得不毁，则世宗“功至着”，自当不毁矣。

刘歆等进而论曰：

《礼记·王制》及《春秋谷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繇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班固：《汉书》卷73，第3127页。]

考刘歆之说，包括如下几个要点：其一，《王制》与《谷梁传》有天子七庙之明文，其与诸侯五庙有差者，德有厚薄而有尊卑之序故也。其二，先帝有功德则宗之，此宣帝所以尊武帝为世宗也。其三，《王制》七庙之说，谓“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则哀帝时，武帝庙犹在昭穆之序，不在“亲尽宜毁”之数。其四，提出“宗无数”之说，则凡称宗者皆不当毁，所以劝功德也。因驳玄成、匡衡等旧说，谓五庙说不见于经传，且为宗犹毁“非尊德贵功之意”。

可以说，元帝时朝廷依据“亲尽宜毁”与“宗不复毁”的原则，将周礼中的天子七庙说落实到了现实层面，其关键则在于确立了太宗庙的世世不毁地位。至于武帝庙，因亲属未尽，犹在议而未定之域。至哀帝时，按照“亲尽宜毁”的原则，武帝庙自当毁无疑，此彭宣、满昌、左咸等所论也。而在刘歆等少数人看来，“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则无论就“亲尽宜毁”而论，抑或就“宗不复毁”而言，武帝皆不当毁。刘歆说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宗无数”之说，不独论证了世宗庙不毁的合理性，而且为后来宣帝中宗庙不毁开了方便之门。显然，此种主张贯彻了宣、元诸帝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态度，很快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案，郑玄据《祭法》七庙之文以释《王制》，则周之七庙者，乃太祖后稷、文、武二祧及四亲庙，若准许此以论汉之七庙，则哀帝时，当以成、元、宣、悼皇考为四亲庙，而文、武庙为二祧。刘歆所谓七庙说，不同于郑玄，盖以太祖庙以下，不数宗庙，另有三昭三穆之庙，则似亲庙有六矣。是说于礼无据，然其数则可上包昭、武二帝，则就“亲尽宜毁”原则而论，武庙亦不当毁也。

其后，王肃亦据《王制》之说，主张亲庙有六，且谓“尊者尊统于上，故天子七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其礼与太祖同，则文、武之庙是”（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引《通典》，第61页），亦主“宗无数”之说，则王肃之论尽与刘歆同矣。

刘歆、王肃六亲庙之说，影响至后世庙制。其先，献帝时，蔡邕《宗庙迭毁议》有云：“臣谨案礼制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七。……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742页）是说远绍刘歆，而近启王肃之说也。又，隋许善心、禇亮尝有议曰：“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受禅，博议宗祀，至于寝庙之仪，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后，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逮身殁，主升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礼无违旧。”（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引《隋书•礼仪志》，第65页）则汉魏以后，多用亲庙六之说矣。

刘歆甚至认为，圣人乃顺乎人情而制礼，故不当毁庙，因谓“自贡禹建迭毁之议，惠、景及太上寝园废而为虚，失礼意矣”（《汉书》卷73，第3129页）。案，贡禹主七庙之说，遂有迭毁之议，今若刘歆之论，则欲尽复元帝以前宗庙无数之旧制耶？

然刘歆之说，实本贡禹之议而来。故陈寿祺认为，“《异义》所引禹说王者宗有德、庙不毁，则与歆等合，此盖禹言古者天子七庙之法。《异义》取其一端，言各有当”。（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第59页）皮氏之说略近，谓“刘歆数孝文、孝武为七庙，正本禹说”。（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全集》册四，第51页）盖贡禹虽建迭庙之议，然其中犹有“宗有德”之说，遂为刘歆所本也。

《五经异义》谓郑玄无驳，则亦主张“宗不复毁”也。其实不然。案孔广林曰：“《明堂位》注云：‘世室者，不毁之名也。’是郑亦以为宗不复毁矣。而注《稽命征》‘殷五庙，至于子孙六’，则又云：‘契为始祖，汤为受命王，各立其庙，与亲庙四，故六。’似又谓殷毁中宗者。《诗·烈祖》正义云：‘郑据其正者而言。宗既无常，数亦不定，故不数二宗之庙是也。’”（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引，第56页）故皮锡瑞以为，“郑解天子七庙，用贡禹、韦、匡说，与刘歆、王肃异，乃于《异义》从而不驳，皆不可解”。（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皮锡瑞全集》册四，第49页）]

五、余论

关于刘歆所建议，其后班彪尝有论曰：“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班固：《汉书》卷73，第3131页。]然考元帝以后诸儒臣议论，皆主迭毁之说，盖以亲尽而宜毁也。至刘歆乃尽反旧说，既违经义，又闇于虚耗民财之实际。唯诸臣之异者，则在“宗不复毁”之说耳。其先，贡禹首建毁庙之议，然考其七庙之论，内中实有“宗不复毁”之说，其目的则在确立文帝作为太宗的不毁地位。其后，韦玄成持天子五庙说，则太宗亦在毁列，然见沮于许嘉等，遂不能力持初议矣。哀帝时，刘歆又力主武帝称宗不毁，则“宗不复毁”之说，其意图更在于确立武帝作为世宗的不毁地位矣。

大略言之，主张“亲尽宜毁”者，代表了大多数朝臣的立场，即唯以太祖庙不毁，其余不在四亲庙之列者，皆当迭毁；而主张“宗不复毁”者，虽属少数派，却代表了皇家的立场，则除四亲庙迭毁外，又有称宗世世不毁之庙。正因如此，少数派最终得到了皇帝的支持，而占据了上风，此贡禹所以有依违之论，而玄成终不敢力持初议也。

皮锡瑞惩于后世“宗无数”之现实，乃极论“宗不复毁”说之非，曰：

祖宗虽有功德，当报而不当别立庙。若有功德卽别立庙，为天子者，谁自谓无功德？子孙嗣为天子者，谁肯谓其祖考无功德？夏侯胜议武帝，下狱几死，廷臣谁敢正言其非？其势必将如东汉，诸帝皆称宗、皆立庙矣。汉之庙制，经西汉诸儒稍加厘正，至东汉而古制尽废，皆刘歆“宗无数”之说启之。班固称其博笃，殆以国制不敢议欤？郑言庙制主韦玄成，与古文《尚书》说绝异，乃从《异义》不驳，殆亦以国制不敢议欤？[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卷2，第51页。]

案，礼家本有“祖有功而宗有德”之说，然此说之流讹，其始则有“宗不复毁”之议，至刘歆提出“宗无数”之议，可谓弊甚矣。故元帝时，唯以太宗庙不毁，则庙数不过六而已；哀帝时，则增以世宗庙不毁，则天子七庙矣；平帝时，王莽柄政，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尊孝宣庙为中宗，孝元庙为高宗，天子世世献祭”，[班固：《汉书•平帝纪》，卷12，第357页。]正用刘歆“宗无数”之说，则庙数有九矣；平帝以后，又“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班固：《汉书•王莽传》，卷99上，第4078页。]则庙数有十一矣。东汉时，虽废弃王莽时所尊诸宗，然至明、章以后，至有十二庙之数。[*]可见，种种流弊所及，皆刘歆“宗无数”谬说有以启之也。然若追本溯源，贡禹“宗不复毁”之议不能辞其咎焉。盖儒者迫于皇权，常不能持守其初心，然犹有可恕者。若刘歆矜其博学，逢君之恶，则不足论矣。此种学说流弊所所及，致使东汉以后，凡帝莫不称宗矣。

[*][案，西汉时诸帝皆于陵旁立庙。至光武中兴，建武初，于洛阳高祖庙祭西汉十一帝，又立亲庙祭其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则此时唯有二庙耳。建武十八年（43），光武帝采纳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窦融之议，于洛阳高庙祭宣、元以上西汉诸帝神主，而于长安故高庙祭成、哀、平三帝神主，又为南顿君立皇考庙于南阳，祭祀舂陵节侯以下四代先祖。光武帝崩后，明帝为之立世祖庙，则所祭帝主有十二耳；且自立遗诏，不自别立庙，而藏主于世祖庙别殿，此后东汉诸帝皆藏主于世祖庙，遂形成东汉一代“同堂异室”的庙制。至汉末，洛阳高庙唯祭高、文、武、宣、元五主，世祖庙则祭光武、明、章、和、安、顺、桓七主，形成两庙十二神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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