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观的影响,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从而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他所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前论争的重要主题。
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是钱穆在品评现代学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意在强调历史人物的时代贡献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立国传统中加以衡定。受此启发,我们对于钱穆的理解,应该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两面。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
“天命之谓性”在《中庸》的目的论结构中代表着一种终极善的追求。《庸》《孟》对“性”的互诠唯有在主体视域内才能保住“性善”说的价值意味,当其转变为面向人类群体的说明时,“性善”也就转变为“天命之谓性”的注脚,而强调的是对道德权威的向往以及一种与“扩充善”相背的“杜绝恶”的道德实践态度。这导致在政治领域,道德践履只是服从律令,···
平均主义不是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托底”,另一个是“提升”。共同富裕的重中之重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共同富裕不是要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拉下来,而是要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上去。这样的目标,与中国人的道德观是一致的。
轻易地把生产和销售纸人、纸马、纸房、冥币等定义为“封建迷信”,是草率的,没有认识到中华传统风俗礼仪尤其是丧葬祭祀的深义和作用。那种动不动就追根溯源,如考察纸币所产生的历史以证明烧纸钱并非中华古礼固有之俗等等,而不是从义理上体察领会其中精神价值的,貌似科学求实证,实则最迂远不经。
何怀宏的《良心论》一书摆脱了传统心性儒学孤、高、深的路数,在借鉴儒学资源的基础上,试图开辟一条基于所有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或精英群体)的伦理重建之路。它以"底线伦理学"为特色,关心每一个现代公民都应履行的基本道德义务。它以良心/恻隐之心为道德动力之源,试图开辟一条人人切实可行的道德建设途径。本书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
余英时虽然自觉地注意到了中西历史经验的独特性,自觉地区分了韦伯问题与韦伯式问题,但是,韦伯的观点一直萦绕在侧,对中国独特历史经验的把握仍然受到韦伯观点的不适当的牵制,仍然有先入为主的嫌疑。
王教授以「示范伦理」的框架诠释儒家,突出了儒家在道德实践的「弹性」以及教化的「柔性」。这两者都有助于和平地建构「普世」伦理,避免文化冲突以及「强力实现」的情况。但是「示范伦理」在面对不同文化对同一道德价值持有相反态度的情况,以及面对比较保守强硬的规范伦理系统的时候,仍然存有一定的困难。
王庆节教授从「感动」这一极易被人忽视的伦理范畴出发,阐发了它在当代哲学和伦理学中的理论意义,为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开辟了新思路。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工作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儒家对道德的独特理解方式能够为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建构某种更完善的道德理论这一过程提供重要的启迪。
兴,是一种描述人在某种特定环境中展示出的美学感动状态。但是,用心理学或美学的“感动”标准来替代伦理道德的“规范”标准,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在伦理道德中适当注重心理学感动亦或是美学的“兴”的干涉,是有助于预防伦理滑落到道德法律化的泥潭,这种跨学科研究本身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道德感动与儒家示范伦理学》以示范做为儒家核心价值的定位非常明确,但是初步看来较似在草创的阶段,在回应其它儒家伦理理论和伦理问题的方面还有不足之感,令人读来意犹未尽。是故笔者以为可以进一步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是似乎未能免俗地须回应其它儒家伦理理论的缺失,第二方面则是凸出儒家示范伦理有别于其它非原则类儒···
本书为儒学大家陈来先生与夫人杨颖女士的合著,是陈来先生七十初度纪念集,也是他们结婚四十周年银婚的纪念集。上篇陈来先生追述了早年成长与求学历程,深情回忆了教导、提携他的恩师张岱年、冯友兰、任继愈、陈荣捷等先生;中篇为陈来先生与学界师友合影,及前辈、同仁、弟子为先生重要著作写的序言、书评及相关访谈;下篇为陈来先生···
墨家认为衣服“适身体而足矣”,主张回归造物之本质,砍去其使用中流衍的枝蔓功能,使得源流清晰、易于把握。儒家则强调针对衣服的衍生功能进行衡量、裁断,将其全面纳入阐释空间,并由此展开一系列礼制建设。相较而言,儒家的“裁衍”观念为衣服之应用开拓了更大空间,也使衣服对人的意义更为丰富。儒墨服饰论述中蕴含的思想资源,对于我···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既是其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又是他对人类文明之中国模式、中国方案的主观构想。他一再断言:中国现代化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也不能复制西方文明的模式,只有认取自家的根本精神即儒家的精神,结合西洋文化的优点,走出自己的路。这个路就是以农业现代化引发工业现代化,以乡村情谊文明滋润都市文···
首先,在民族问题上,康有为采用“文化民族”观,主张满汉融合,为新国家提供坚实的民族力量;章太炎坚持“历史民族”观,强调满汉在历史中的差异性,汉族应当是新国家的主体。其次,在革命问题上,康有为从公羊学的三世说出发,认为革命民主是未来社会的状态,中国的时情只适合君主立宪;章太炎借用公羊学的复仇理论,论证排满革命才是建···
对于“经学即理学”的评价,钱穆早年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晚年则逐渐转向温和的认同,这反映了他在汉宋观上从“尊宋抑汉”到“汉宋等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他晚年研治朱子学的经历有直接关系。基于经学与理学是朱子学的两个面向之独特认识,钱穆提出了“会通博综”的治学理念,主张考据、义理兼尽,融汉宋之学于一罏,最终回归于儒学的大传统···
华人世界的心理学,则应接续中华文化与哲学思想,面对现实处境,保持与其他学科对话,努力于继往开来,应是当前的方向。李泽厚的“情本体”或“(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当代新儒家或儒家心理学的一种可能性。本文试着以我为其思想所草拟的“四句教”(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情,度情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为纲要,介绍其内容。
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律典中的盗律,在看起来繁复杂乱的外在形式的背后,是试图通过养民、富民、教民、亲民的方式做到足食、厚德、敛欲,从而止盗、去刑,真正实现“治本”的内在价值追求。近现代刑法分类、编排各罪的标准由法益取代行为性质,外在表现形式改变的背后,是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乃至立法价值的变迁,由禁止某些性质的···
《诗经》描写的爱情、婚姻、家庭等主题反映了儒家礼乐教化传统中的夫妇伦理观念,婚前男女关系遵循匹配、感应、真诚、节制等原则,婚后夫妇关系遵循隆礼、齐家、葆爱、劝教等原则。这些价值观念可能仍然适用于现代夫妇伦理,但须进一步揭示其本体理据和实践工夫,以增强理论易代转化的普遍效力。
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