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或“亲亲”不止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如果说它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那么它也就是一种可被普遍追求的(而非普遍主义的)原则,在任何文化和人类的生活形态乃至意识形态中,都是或可以是意义非凡的。
2018年,笔者曾以“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为题写了一篇纪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发表60周年的文章。文章以分析儒家心性论核心内容之一的“人禽之辨”为例,表达了这样一个主要观点:《宣言》把心性论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但对心性之学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总结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这种精神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是“以人为本、民胞物与”“克己复礼、公义至上”“天下一家、和衷共济”“万物一体、和谐共生”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体现了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历经明清之际的思想纠偏与近现代的话语转型后,“良知”在古今中西维度的现代呈现使得人们困惑不已:今人之“良知”还是不是古人之“良知”?这一追问不是历史向度的差别,而是存在本身的变化。良知内在品性与历史境遇的相互砥砺使得“五百年来王阳明”的问题省思,不仅涉及对良知自身绝对价值的叩问,也是关乎现代性视野下如何认领良知本真···
“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长久以来,西方的人文主义和哲学强势影响了我国当代思想,同样影响着儒学研究。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待接续与康复,而经学研究正是基础性的工作。如果经学研究忽视了先王之道的宗教维度,所描绘的古代中国社会将是一个不完整的图景。经学研究既要入哲学,又要出哲学,并且还要看透基于哲学思维而不知不觉沾染的西方价值观念。现在应该···
在“以德受命”思想中,有所得是目的,“德”只是一个工具,体现的是周人的功利诉求;而在孔子、老子的改造下,“德”成为价值,有所得乃是修“德”、成“德”的基本途径。自此,中国思想上的“德”乃能超越工具性思维,成为一纯粹的道德概念。
历史上的佛教徒之重视作为儒家经典文献的《中庸》,就是因为《中庸》之义理可以会通佛教之圆修境界,也就是说,至少北宋早期的佛教徒是把《中庸》作为一种圆教文本来认知的。这种认知直接影响了二程、朱子等理学家,最后由朱子完成了以“四书”为主要文本的圆教教化体系。同时,“小人之中庸也”这一章,更能凸显《中庸》作为圆教文本之内···
中华天下秩序中的“中国”是周边对礼义文明的自愿认同,“内外”是一种以文明为根本的差序格局,体现了以德教对待外部民族,以文化吸引外部世界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王道天下”的世界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共识构建中,体现为秉承正确义利观的“利益共同体”,履行责任敢于担当的“责任共同体”和践行仁义之道的“命运共同体”。“内外之辩”···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李泽厚先生的批判性对我们这些爱护文化传统、从事创造转化的学者来说具有刺激意义,即今天讲传统,不是抱残守缺的讲,而是要回应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继承李先生的思想遗产,我们在李先生那一辈人的基础上,理应更加重视经典,杜绝浮泛,扎实下功夫,力争在对古代哲学思想的创造转化方面,更上层楼,以此告慰李泽厚先生的在天之灵!
荀子的心性论可概括为“性有恶端,心能择善”。详言之:从本源上讲,“性”生而具有;从发用上讲,“性”自然发用。从结构上讲,“性”包括感觉、欲望、智慧三部分。从善恶上讲,感觉、智慧不以善恶论;欲望具有趋恶的端倪,易于自发膨胀,导致恶的后果;但欲望并非全恶,相反,合理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
八十年代多重要李泽厚就多重要。现在的模样,很难说是李的思想逻辑之展开、那种现代性的展开。二者之间的紧张为许多的刷屏提供了动力,但只有对这种紧张进行理解诠释,才可以把他的著作从个人记忆与情感内重新嵌入思想史,在这样的坐标里进行评价讨论。这应该才是对一个思想家最好的纪念和尊重。
为政”兼具伦理与政治的特点致使以上五个观念之间彼此相涉。观念演变轨辙的背后是人的生存处境的变化。五者之中,“天下”具有统摄地位,其观念形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天下主义”、“天下秩序”的狭隘化样貌。“天下”的规范性使为政者把“以民为本”、“天下为公”作为施政方略,但由此导致的公私不分、家国一体、礼法纠缠构成了古人的生存处境···
李泽厚和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天人问题的高度上全盘解决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而同样的问题也在于,如果在对古今问题和中西问题的理解上,预先已经站在了现代和西方的立场上,那么,古典和中国的意义,实际上根本不可能真正呈现出来。
本文梳理了社会学将中华本土宗教作为独立实体研究的学术脉络,提出从中华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之内在机制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认识和解释中国本土宗教并进行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本文指出“神道设教”原则下政治伦理与信仰教化之间形成的耦合关系,决定了在中华民族格局下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的宗教信仰体系的走向。
天下之理想治道,在于“王者兴”,在于“王道”规范的认同与多元力量的整合。王道秩序,因而成为“协和万邦”的理想性秩序,其中融贯的是和平、共生、安全及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理性秩序思维与国际法精神。
兹先简述伦理政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原则,然后以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荀的思想为例论述儒家“伦理政治思想”五个组成分(内圣外王、君子之治(德政、礼治)、核心价值“仁”,治理目的“人人向善”和至上神“天”)以及作为伦理政治“合法性原则”和“合法性理由”的“仁政”。
本次调研尝试从历史及现状两个维度,简单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形态的宗教与儒家的关系,也探讨儒家传统活动场所现代功能的变化。根据调查对象不同,我们从儒家宗祠与书院、儒家与外来宗教、儒家与本土道教这三个角度展开探讨,希望有助于学界了解当前儒家在广州社会生活中的现状,以及儒学的核心价值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落实。
文章对古希腊宗教神话、犹太教和儒教的形成原因、内涵特点及历史影响给出描述分析,认为《易传》“乾父坤母”命题即是儒教文明的世界图景。从文明论的方法论视野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视角对这一切进行论证分析,无疑有助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性和方向性,而在人类文明谱系中达成对中华文明之独特性及其意义的理论把握,也有助增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