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读书人下移为识字者,而识字者不过是技术与信息之获取者,自身即沦为下品,焉能获此高评?!古人谓读书种子,读书人之所以是种子,盖弘道翼教、移风易俗、正心淑民,端赖此也;识字者不过职业人,赚钱以养身家者耳,与斯何干?故读书人与识字者之辨,岂不大也哉?!
新出版的《冯达文文集》八卷本中,冯达文先生呼吁重新评价“宇宙论儒学”。回到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脉络中,宇宙论往往构成历史哲学、道德哲学的母题,而宇宙论所影响下的礼学、典章制度之学的建构,更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特征。
“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成果,有着实事求是的理性品质和辩证发展的实践智慧。“一国两制”既是中国古典天下体系的当代发挥,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与冷战斗争之反思理性的结果,饱含历史智慧和政治理性。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史上,由孔孟原始儒学所开出的“人禽之辨”,具有源头性价值和始基性意义,不唯催生了孝道与礼制、仁心与善性、德治与仁政等一系列人伦正道,而且,作为一种蕴含人类学和伦理学双重视域的视角和方法,在诠释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解决中西文化的现代性差异方面,“人禽之辨”比之司空见惯而多有遮蔽的“中西之辩”···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汉注采择极为精审,但他最重要的贡献,是从群书引《论语》内容发掘《论语》的“汉人旧义”。20世纪敦煌文献出土,使今人可以看到,刘宝楠的“汉人旧义”,有大量与新出土之说若合符契。同时,刘宝楠《论语正义》的问题,主要是大量引用先秦两汉子书、史书中的说理之言,解释《论语》语录,因此,出现许多似是而非、···
作为历史事件,颛顼、帝尧持续进行的“绝地天通”努力树立了中国宗教体系之最大敬仰对象——天,其根本属性是无人格性、不言。这一早期宗教革命推动了人的发现与精神的人本化、理性化;绝地天通也构成中国宗教治理之基本方法,型塑了独特的中国宗教生态。
实际上,在苏轼心目中,不仅孔子是其终生致敬效法的“圣人”和“吾师”,孔子和儒家所标举的仁义礼乐更是其秉承弘扬的“道统”,而佛教和老庄则是其常加抨击的对象。尽管苏轼、苏辙兄弟试图调和三教之关系,但其思想的立足点显然还在儒家。与此相应,苏轼的“政教观”“文教观”和“情教观”,也是植根于孔子的德治和人格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
面对美国的长臂管辖与非法制裁,中国采取了真正的多边主义立场以及依法正当反制的正义立场,涉外立法与涉外法治建设快速推进,《反外国制裁法》掷地有声。中国为世界争取公义,但唯有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才能真正驯化危害国际体系的美式“制裁帝国主义”。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体系中最为关键和最具定义能力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是各自所在文明、历史、制度和规范的典范代表和相互斗争的主体力量。在民族复兴的新周期里,中美关系的斗争风险和规范理性并行,考验两种文明与两个大国的历史和政治智慧,也关乎人类和平发展的21世纪前景。
族邑自治时期的社会规范形成儒家思想的基础。宗法共同体内部裁断维护血缘组织稳定,家国同构式的君主诉求主观的德性审查、中庸调解、差异化调解。而法治所诉求的观念,根本基于普遍授田制后地方宗族向中央政权的治权让渡。秦以降由于国家自身治理能力受限,不得不兼容两种文教,而同时智识群体拒斥对既行政制的正视,导致了长期延续的···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是要自觉地走出传统经学而转入新理学。这种自觉,基于他对传统经学的整体把握,也基于他立足时代背景下所拥有的历史意识。旧瓶新酒说、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区分,都体现了这种自觉和追求。新理学作为宋明理学的接续,其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后者大不相同,因为后者在本质上仍属于经学系统。清学和汉学则更具经学的···
“性朴论”是存在和成立的,且意义重大而深远;但在逻辑上,依然不可以把“性朴”看成是与“性恶”同等层级的概念,因为“性朴”原本即是作为“性恶论”的前提、要素和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荀子和荀学这里,“性朴论”是“性恶论”的一部分,而“性恶论”又是荀学人性论的一部分。一个完整、真实的荀学人性论体系其实是由两大部分组成的:一是以“性朴”···
本文基于华夏治道的天下观分析了大一统的几种历史形态。以夷夏之辨为中心,提出国史上的三种大一统形态:周制、秦制和唐制,并对南北朝时期的正统论进行了研究。“修文德以来之”的儒家理想最终在唐朝制度下得以确立,而以后的元清两朝皆奉行不悖,这才使得儒家文教能够超出中原农耕文明而及于草原,也打破了“拉铁摩尔诅咒”。
综观《仪礼》学史,其大势在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将社会上活态传承的周代典礼仪式著之竹帛,转换成凝固态的文本——《仪礼》;第二次,是将晦涩的《仪礼》文本还原为活态。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仪礼》之《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射礼》拍摄成真人实景的影视片,使固态的《仪礼》以具活力的形式走出书斋、走向世界,扩大了国际···
这些客观的投票率数字显示,香港选民基础对新选制的理解和认同并未完成,选民基础仍有较大比例的迷惘甚至抵制情绪,香港民主建设需要实事求是,积累信任,化解心结,扎实推进。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在法律儒家化背景下,传统法律理念下的多元法源结构对司法审判模式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思路就是试图以刑法为视角,解释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中的多法源结构。
中华儒教文明独有的政教相通理念,使得“师”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教理念的奠定者,儒家政教思想的特色,可以通过对“师儒”的溯源得到解释。两汉以后儒家政教文明的发展,汉学讲师法与宋学讲师道,均分别渊源于先秦荀子与孟子,与他们对“师”的政教责任与身份认同有密切关系。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国人将其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但这场运动并不以复兴自己的古典文化为己任,而是显示出彻底否定传统的特征。这几乎代表了百年来中国人的基本自我定位:抛弃旧传统,迎接新文化。无论迎接哪一种新文化,否定自身传统是一个共同前提。一百年过去了,世界有了极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
荀子天论的主题有二,一是要否定神学天,批判宗教迷信,二是为礼义寻找形上的根据。他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从“天人之分”的角度批判了天有意志,肯定“治乱非天也”,同时又提出“天职”“天功”,以说明经验世界的整体秩序与和谐运行。前者是一种经验天,后者则是指经验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根据,是一种本体天。
从长时段的文明史视野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德性政治文明的传承者与光大者,延安时期党的文献多次表达了这种文化自觉,视自己与一切优秀传统“血肉相连”。是的,我们党的文化肉身,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割不断与中国语言、历史的联系。广大党员干部不但生活在与经典互动的小传统之中,而且在中国的大地上,读着一本本“无字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