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现代中国”的思想时刻

作者：翟晗（武汉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40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编者按：2020年夏，国内一批青年法政学者，为王人博教授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组织了一场线上研讨，形成了几篇评论文章。索而观之，均属言简意赅、切中肯絮之作，遂有此系列书评之刊布。刊载的是书评，推介的是新书，所著所评中流淌的问题意识才是《原道》最为珍视的。当代中国从何处走来，近代中国从何时开始，这不仅是个学术思想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哲学命题。“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套用某种政治话语，而是因为1840年切实构成了后续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诸多命题的思想原点，当然也是文化复兴与国族富强的艰难起点。如何认识1840年以来的中国，作为法政学者的王人博教授和本辑书评作者给出了他们的见解。但这个命题本就是开放的，并且，如何想象2049年以后的中国，尤赖读者诸君共襄。

2020年春夏之交，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先生新书《1840年以来的中国》由九州出版社付梓上架。我与“一页”的出版人范新商量，邀请到目前国内几位有学术代表性的法政学者，就王人博先生的新书组织了一场时间安排松散的在线与谈。与时下流行的一般线上会议不同，这场基于微信群的学术与谈活动实际进行的周期几近整月，在七月底才完成所有实质与谈。每当一位学者发布稿件，微信群就有王人博先生或长或短的回复，偶尔也有其他与谈嘉宾参与的讨论。

时值北京疫情抬头，无法组织线下活动，我们还专门出了一个吹风海报，文案即援王人博先生书中所言：“因为相隔，反而连成了一体”。待到金秋时节，世事稍显和缓，部分与谈稿件先是借“雅理读书”（yalipub）微信公众号首发于网络，进而蒙《原道》编辑部美意刊布于学林，也是一桩雅事。这些稿件及其作者包括：《1840年以来的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翟志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沉思》（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破解中国近代史的密码》（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近代中国及其命运》（余成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把“中国”作为宪法方法》（李忠夏，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解读“中国性”的三个层次》（黄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讲师）。

对于阅读和解读王人博先生新书，与谈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三个关键词：中国、历史与方法。“中国”主题自不待言，王人博教授的研究一直关注法政议题的“中国性”，几乎可以说是某种基于生命体验的学术立场。各位嘉宾就此也很自然体会并回应了作者这一思想母题，其中以翟志勇的与谈最为代表性。他将作者理解中国的进路和方法称为“在境与超脱”，即对于人物、事件、文本、语词的阐释首先回到历史场景之中，从发生学的角度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描绘、复原、解释、阐发，对历史给予“同情的理解”。这一抵达“同情的理解”的过程，也是学人带着自省超脱历史场景束缚和避免理论工具绑架的智识努力。

王旭、泮伟江和余成峰三位的与谈侧重“历史”。无论是将王人博先生这本书认作“中国法治的历史哲学”以超越现代法学研究者的机械化与客体化，还是作为“非目的”论下象征性与普遍性的宪法史，抑或通过历史叙事重新定义中国及其“大一统”，都切入到作者历史思考的实质侧面。殊值一提的是，本次与谈的内容中，方法层面的探讨非常显著。李忠夏将历史中的中国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代宪法的方法本身，看到王人博先生笔下所展示的，现代宪法作为制度自近代引进以来所经历的改造，而这些改造是为了因应中国人的近代民族心理、传统习性和独特场域。

作为唯一的非法学背景的与谈人，黄晨在王人博先生的框架下，将如何解读“中国性”的方法进路分解，并且进行了适当的学术批评：传统文化，尤其是法政研究经常诉及的儒家文化，不会决定中国现代法治的实现与否；即使讲清楚历史变迁，法政史研究依然无法完成“中国性”的解读——而这一理论目的，须经由社会科学基于地方性知识，同时也在扬弃地方性知识的过程中，尝试实现“深植于特殊性的普遍性”。

当然，“开卷有益”，无论是王人博教授书中的字字玑珠，还是各位与谈嘉宾的真知灼见，都希望各位读者能回到篇章里、在页码上从容过目。历史中的国度和民族以不为人知、也不会为任何人改变的步伐走过近代，除了进入现代，并无他法在时空中留连。2020年的夏天已经结束，我们当时于字里行间以为可以做到的，也不过是沿着王人博先生的思考，通过阅读和评析，在心里继续体会某种现代意义上的法政时刻。的确，这是我们的职业，但同时，也希望各位读者于此能在阅读中得到自己相应的体验——因为阅读和思考，本来就可以成为每个人的生活。且作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