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论“血流漂杵”：价值共识与史实考究

作者：白立超（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文史哲》2021年第6期

摘 要：《尚书》记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以仁政立场质疑《武成》的记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儒家的反战立场，王充、赵岐等学者在过辞说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荀子则重构了牧野之战的场景，提出周武王“兵不血刃”、商纣军队“倒戈”的说法，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兵不血刃”“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等表述巧妙结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条，影响至今。在传统社会中，部分儒者亦肯定“血流漂杵”记载的真实性，并指出战争是摧毁暴政必不可少的手段，现代学者也对“血流漂杵”的真相展开研究。对“血流漂杵”历代诠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儒者通过历史事件的叙述、重构来实现其价值的论证和秉持、并不断强化的过程，而对“血流漂杵”史实研究与回应，也是儒学思想立足现代学术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血流漂杵；诠释；价值共识；史实考究

禅让说和革命说是儒家针对政治变革提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权更替理论。从传统社会的政治变革方式来说，“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1]。从儒家政治理论来讲，尧舜禅让的儒家叙述与儒家思想若合符契[2]；“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亦为儒者所称道。禅让说自不必言，但在革命说中，征伐所充斥的暴力和血腥因素往往被儒家摈弃。而据《尚书·武成》载，牧野之战“血流漂杵”，显然儒家经典文献《尚书》的记载与儒家对汤武革命的称道扞格难入，亦与儒家理想政治相去甚远。正因如此，就使得倡导“汤武革命”的历代儒者不得不应对这个议题[4]，也是自孟子之后“血流漂杵”争议不断的原因。

由于受到传统过辞说的影响，学术界对“血流漂杵”的史实关注不多。近年来，学术界亦有围绕牧野之战中“血流漂杵”“倒戈”“兵不血刃”等记载展开研究，基本否认了传统儒者所秉持的“倒戈”说和“兵不血刃”说[5]。如黄怀信据《逸周书》的相关记载，指出牧野之战“杀敌如此之众，正是殊死血战的实际反映与具体体现。如若纣兵‘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恐怕也不会如此之残忍不仁而‘血流漂杵’了”[6]。这些研究对传统儒家所秉持的价值观是致命的，但是这些研究并未引起现代儒学研究者的注意，亦未有任何的回应。有关历代儒者对“血流漂杵”的论述，学者亦有涉及，终将其归结于诠释或过度诠释[7]，并未对历代儒者所论之价值予以充分肯定。笔者认为“血流漂杵”是历代儒者的重要议题，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梳理并揭示其思想旨趣；同时，结合学术界已有成果对“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予以揭示[8]；在此基础上，肯定历代儒者注疏价值与当代学者研究的意义，也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儒学的价值与当下的出路。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孟子质疑“血流漂杵”与过辞说的提出

众所周知，孟子以质疑经书的态度否定《尚书·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孟子指出：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9]

我们不难发现，孟子怀疑《尚书》，否认《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并非以确切史料为证据进行考订的结果，而是基于其仁政学说的逻辑推理和反对战争的基本立场而作出的判断。大体而言，孟子质疑“血流漂杵”记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孟子基于仁政思想对周武王形象的重塑与想象。孟子认为“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10]，他将汤武革命置于其仁政说中。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11]，由仁心而入仁政，“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12]。在孟子思想中，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君是否推行仁政，并且深信“仁人无敌于天下”[13]。仁人在战争中面对的真正敌人仅仅是残暴的敌国国君一人而已，并非敌国民众，敌国民众将会“箪食壶浆”迎接仁人之师救其于水火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孟子认定在牧野之战中，周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场战争中周人唯一的敌人就是“一夫纣”[14]，而“血流漂杵”残酷场景与孟子对汤武革命的预期完全相左，所以孟子坚信此场景根本不可能出现。不仅如此，孟子还以仁政思想重塑周武王形象，并以重塑后的周武王作为自己推行仁政说的“历史依据”，如在面对齐宣王询问可否伐燕时，孟子就明确指出：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15]

其次，结合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的背景，孟子此处极有可能是借对经书的怀疑来表达其强烈的反战情绪。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加剧了礼坏乐崩，孟子曾以“春秋无义战”[16]来评价争霸战争。而进入战国时期，战争更加残酷，战争主要以攻城略地、杀人灭国为目的。武器装备上，出现了弩机、连弩、云梯、钩拒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战争投入上，大国的兵员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17]，尤以秦、楚两国为最，均有“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18]的规模。而这样的军备竞赛一旦开启，战争只能愈演愈烈。公元前293年，伊阙之战发生，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面对如此战争大屠杀，孟子就曾毫不留情予以揭露和鞭挞：“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19]因此，朱熹非常理解孟子的时代处境。面对很多学者对孟子此说的普遍质疑，朱熹认为孟子公开质疑“血流漂杵”是救世之言，并明确指出：“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者，只缘当时恁地战斗残戮，恐当时人以此为口实，故说此。”[20]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中也持此观点。与朱熹所持观点一致的学者颇多，如钱时亦认为孟子质疑“血流漂杵”记载的举动“乃战国救敝之言，或者遂疑以《书》真有不可信者，则诬圣甚矣”[21]。真德秀的《西山读书记》、詹道传的《四书纂笺》、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中亦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由于《孟子》一书“尽信书章”以“孟子曰”始，未有上下语境参考，因此孟子何出此论早已不可知。但我们从孟子的好辩性格推测，“尽信书章”很可能是孟子与他者的辩论言辞，他者引《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对当时战争的残酷性进行辩护，孟子则不惜以质疑经书的方式予以反驳，并质问：“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言既表达了孟子对仁政的自信，又批驳了他者引《尚书》试图为当下战争残酷性张本的企图。

值得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孟子对《尚书·武成》“血流漂杵”记载真实性的质疑，才将此问题推入思想史领域，成为后世儒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两周之际典籍屡遭兵燹，身处春秋末年的孔子在谈礼时都有“文献不足”[22]的强烈感叹，即使孟子否认《武成》记载的真实性，其他学者亦很难在经书中找出旁证予以反驳。二是当孟子提出此问题时，上距牧野之战已经约800年，在史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当时的思想家已经无法确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往往以己意取舍历史、甚至重新构造历史。

孟子之后，东汉学者王充首先明确对“血流漂杵”记载的真实性与孟子的质疑进行了深入反思。《论衡》中有许多针对儒家言论的批驳，如《语增》《艺增》《书虚》等。基于儒家言辞中许多文辞与事实之间差距的考虑，王充认定《尚书》“血流漂杵”的记载是过辞，即言过其实。王充对这场战争的发生没有任何掩饰，但亦明确指出牧野之战根本不可能达到“血流漂杵”的惨烈程度。王充指出《武成》的矛盾：“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纣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战乎？”[23]此外，王充还从真实性上质疑“血流漂杵”：“《武成》言‘血流漂杵’，亦太过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赍盛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诛纣，惟兵顿士伤，故至浮杵。”[24]王充的质疑一方面肯定了“血流漂杵”为过辞，另一方面也给相信“血流漂杵”场面真实性的后世学者提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

王充以过辞说调解了《武成》文本记载与孟子质疑的问题，似乎跳出了儒家的框架，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中，实属不易。但从王充的论证中也能发现，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仍是儒家史观，或说更接近孟子的史观。这样王充以过辞的说法对经书、子书进行合理解释，弥合了经书与子书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一个更合乎事实的角度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重新理解，受到了后世许多学者的青睐。

赵岐作《孟子章句》，虽宣称以孟解孟，但显然受到王充的影响。赵岐也以过辞说疏解“血流漂杵”，不过与王充不同的是，赵岐是从《尚书》文本的表达方式入手。赵岐通过与《康诰》等篇进行类比，指出：“经有所美，言事或过，若《康诰》曰‘冒闻于上帝’，《甫刑》曰‘帝清问下民’，《梓材》曰‘欲至于万年’，又曰‘子子孙孙，永保民’。人不能闻天，天不能问于民，万年永保，皆不可得为书，岂可案文而皆信之哉。”[25]因此他认为《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也不应因词害意。在赵岐看来，孟子质疑“血流漂杵”的原因在于此记载是过辞。同时，受孟子仁政观念的影响，赵岐亦认为在牧野之战中，“殷人箪食壶浆而迎王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26]？孙奭疏解《孟子》中也继承了过辞的说法：“言武王诛纣，战斗杀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其王师，何乃至于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两三简策可用者耳，其过辞则不取之也。”[27]因此，王充首倡的“过辞”说逐渐成为《孟子》注疏的主流。

不仅如此，在《尚书》的历代注疏中，过辞说亦被认可，如孔安国在《尚书传》中明确指出“血流漂杵”是“甚之言”[28]，孔颖达也认为是“甚之言也”“言不实也”[29]。陈大猷在《书集传或问》中认为孟子怀疑“血流漂杵”的记载，是“为之辞”“侈其事”而已：“或问：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书》其有不足信者乎？东阳马氏曰：六经经秦火，又汉儒私相传授，诚难尽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盖史官纪其成功则为之辞，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议论乎？”[30]

因此，孟子对“血流漂杵”记载的态度是典型的“六经注我”，对不符合自己学说体系的文本记载进行大胆怀疑，这一怀疑可能并不符实史实，但这一怀疑仍然能够表达孟子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对仁政说的自信。王充、赵岐等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申述“血流漂杵”的记载仅仅是过辞而已，从而肯定孟子的质疑，这也是传统经学注疏的主流观点。

二、荀子重构“兵不血刃”“倒戈”场景与后世不断重构

孟、荀都尊孔，思想取向却不尽相同，荀子对孟子学说有非常严厉的批评[31]。然而基于儒家反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和对汤武革命的推崇，他们在对武王伐纣的回护上非常一致，甚至一贯被认为更理性的荀子对此问题看法比孟子更理想化。虽然在《荀子》文本中并未有明确否认《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但在《议兵》中荀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牧野之战“兵不血刃”的说法：

是以尧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32]

荀子在此处将武王伐纣与尧、舜、禹、汤、文王的武功并称，并冠以“仁义之兵”，战争过程更是“兵不血刃”，这与孔子将舜乐《韶》与武乐《武》专门进行区分已经有所变化。当然此处仅仅只是荀子对武王伐纣一个粗线条式的描述。具体到牧野之战的场景，荀子则采取了与孟子完全不同的方式，他直接对牧野之战的战争场景重新构建。荀子提出、或者是认同了倒戈说[33]，将牧野之战的场景描述为：

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34]

武王怒师牧野，纣卒易乡启乃下。[35]

当然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荀子的立论是否有史料依据，但笔者认为此说与孟子的质疑类似，亦有非常强烈的理论底色。就《议兵》文本而言，此说与荀子对“用兵之要”的判断相关。荀子认为用兵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于“后发先至”“势利”“变诈”等兵家谋略，而在于“壹民”“善附民”的政治举措：

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失（作者注：当做“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36]

荀子依据的“古之道”，实则为荀子所认定的理想之道。同时荀子以当时各国军队实际战斗力为依据，提出了一个军队战斗力的排序，而汤武之兵在这个序列中居于首位：

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37]

非常明显，在“齐之技击”“魏氏之武卒”“秦之锐士”之间的判断标准并非完全是荀子所提出的“善附民”，而是战国时期三国军队实际战斗力的准确排序，这是事实上的承认。而在齐、魏、秦与桓文、汤武以及桓文、汤武二者之间的排序中，荀子笔锋一转，进入“善附民”的理论预设，实为价值判断，并且桓文与汤武之间的序列也与儒家的一贯立场相合。笔者认为，此排序只能说是荀子的论辩与写作技巧，即在不违反基本常识的前提下，实现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巧妙转接。若稍有军事常识，我们都知道，桓文、汤武果真要遭遇三国军队，结果定会恰恰相反，这从我们上文对战国时期的战争理念、兵力、武器等全面提升的扼要梳理就可以发现。

荀子正是基于此判断，描述了仁人与暴君的交战场面，亦非常富有想象力：

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又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必将来告之，夫又何可诈也！故仁人用，国日明，诸侯先顺者安，后顺者危，虑敌之者削，反之者亡。[38]

这是荀子对仁人与暴君战争场面的主观想象。在荀子的判断中，牧野之战的战场上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罪大恶极、穷凶极恶的暴君商纣，这与孟子的说法一致。如此以来，兵不血刃、商军阵前倒戈将是必然。甚至对纣的死，荀子的说法与《逸周书》的记载也完全不同，荀子认为纣王是倒戈的殷人所杀，而非周人或周武王所杀。经过了荀子的一番重塑，《武成》记载的“血流漂杵”不仅不可能发生，甚至连《逸周书》所载周武王斩杀纣王的史实也是子虚乌有。在此问题上，荀子比孟子走的更远，更理想化。

荀子虽然在《议兵》中提出了牧野之战中商军阵前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的说法，但是荀子回避了《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荀子的说法也难以让后世一些学者完全信服。但是，荀子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却成为后世儒者将这一问题的解释能够达到圆融、逻辑合理的重要资源。

同样还是王充，他肯定牧野之战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争，不仅认为“血流漂杵”是过辞，同时亦认为荀子的“兵不血刃”是饰辞。王充认为这场战争与秦汉更替时发生的诸多战争类似，而“不血刃”仅仅是为了表达牧野之战周武王得胜相对比较容易，是增饰之语，即“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39]。在王充看来，牧野之战流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商纣至少仍有蜚廉、恶来之徒相助：“或言：‘武王伐纣，兵不血刃。’夫以索铁伸钩之力，辅以蜚廉、恶来之徒，与周军相当，武王德虽盛，不能夺纣素所厚之心；纣虽恶，亦不失所与同行之意。虽为武王所擒，时亦宜杀伤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纣多力之效，蜚廉、恶来助纣之验也。”[40]所以王充认为荀子宣传周武王“兵不血刃”取得天下，目的是为了“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

案周取殷之时，太公《阴谋》之书，食小儿丹，教云“殷亡”。兵到牧野，晨举脂烛。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41]

荀子“兵不血刃”说发挥实质性作用是在宋代。即使在尊孟贬荀的思潮下，宋儒仍引用荀子对牧野之战的描述。如朱熹在“尽信书章”中就借助荀子的说法对“血流漂杵”重新解释：“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说‘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不是武王杀他，乃纣之人自蹂践相杀。荀子云：‘所以杀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42]朱熹明确指出“血流漂杵”是商纣部众自相践踏所致，与武王无关，并以荀子此说为依据。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荀子所言纣王之死“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而朱熹此处却表述为“荀子云：‘所以杀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少一个“盖”字。很明显，在荀子那里，此说仅仅是一种猜测，而朱熹此处的引用却成为言之凿凿的文献依据[43]。朱熹此说既解释了《武成》“血流漂杵”的记载，同时又结合了荀子兵不血刃、倒戈说，是后世儒者统合经学、子学的重要努力，影响非常大。如元代学者朱祖义在《尚书句解》中亦言：“纣罪恶贯盈，天所不容，故至此极。……血流漂杵实是纣众自相攻击也，故血流至多，当时必有之理。”[44]

既然“血流漂杵”的惨景是商军自相残杀所致，那么死者何人，其中是否有无辜之人，若有错杀无辜之人，那周武王得天下的合理性在儒者那里又无法说通。正如南宋学者程大昌所言：“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然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岂尽有罪者乎？”[45]这是儒家学说的基本逻辑。所以，那如何说明“血流漂杵”的死者均为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之人呢？程大昌以《荀子·议兵》为根据，继续补充：“荀子曰：‘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贼也，是亦贼也。’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非反攻也，遁而相戕也。至于知悔来归，则在所不杀，故曰‘弗迓克奔’也。”[46]程大昌认为这场战争中诛杀的是“乱百姓”的贼人。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说法，同一时期成书的《项氏家说》又利用《尚书》中的一些语辞予以明晰，指出了这场战争真正的敌人是《牧誓》中周武王所言的“多罪逋逃”[47]：“甲子之朝，纣狼狈出师，人心震骇，皆望尘而奔，周人自后攻之，尽剿其多罪逋逃之众，血流漂杵，旧恶无余，于是善良奠枕而天下定矣。”[48]因此，死者正是这些“多罪逋逃之众”。即使这些罪人之死，也是商军倒戈造成的，与周武王无关。宋代学者陈经在《尚书详解》中指出：“彼之民方欢迎武王之来，安敢与我为敌？既不敢与武王为敌，则武王之兵皆为之不动，所以杀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后以北，所以倒戈自攻其后者，必其中有与纣为恶之人。民怨之入于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杀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杀之也。”[49]明代学者王樵进一步指出纣的军队分为阵前、阵后：“商人离心离德久矣，特劫于纣威耳。先驱盖商之平民，陈后乃纣党，至是易向反攻，血流漂杵，后者为前徒所杀也。”[50]此说后来又被继续阐发，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尚书稗疏》中最终完成了“兵不血刃”说的逻辑自足：“朱子以为自相践蹂，则败军奔跑，方自求免之不暇，践人者既仓皇而幸于得脱，为人践者业已仆而不能攻人，漂杵之血何从而有？陈氏谓：‘先临，商之平民；陈后，纣之恶党。民怨之深，遂因此反攻之。’其说是已。”[51]

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补充完善，“兵不血刃”说既未否认《尚书》中“血流漂杵”的记载、又以周武王兵不血刃和商军阵前倒戈等种种重构，将造成“血流漂杵”惨状的罪责全部归诸商纣，不仅成功维护了周武王的圣王形象，而且又巧妙地弥合了经书和子书之间的矛盾。正如子贡所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52]而此说亦逐渐成为史书对牧野之战描述的常见“史实”。

三、“血流漂杵”的史实考究

孔子虽称道“文武之道”，但对周武王行为中与儒家理念不合之处亦有所保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53]的孔子对“血流漂杵”的记载并未删削、怀疑或曲解。笔者认为，这表明了孔子对史料的态度以及对商周变革“未尽善”[54]的认识，也是孔子对战争流血杀戮以及暴力残酷属性的认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孔子保留此条记载是为了“警暴君也”[55]。

由于孔子并未对“血流漂杵”作出评论，孟、荀两种不同的观点代表了儒家理想主义革命论的表述，这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但典籍中仍有一些史料似乎隐隐昭示商周革命的残酷性，如在《逸周书·克殷解》中记载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战后的行为：

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尅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太白。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56]

周武王战后侮辱商纣尸体的举动，以残忍形容也毫不为过[57]。那么牧野之战的场景又如何呢？历史上一直有部分思想家认为“血流漂杵”是有一定根据的。如马总编写《意林》时，以新莽之乱来的记载来例证血流漂杵记载之真：“武王伐纣，兵不血刃，虚言也。兵到牧野，晨举脂烛，血流漂杵，何谓不血刃耶？汉诛王莽，军至渐台，血流没趾，用天下兵，未有不血刃者也。”[58]明代学者陈第在《尚书疏衍》中也以举证的思路予以类比：

夫兵，凶器也，不交则已，交有不伤者乎？血流漂杵，纪其实也。儒者为之说，曰：“纣众服周，无有战心，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后之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耳。”信斯言也！是纣之前徒虽背商以归周，纣之后徒实操戈以敌忾，且为周，且为商，半疾降，半疾战，斩馘溅血，皆纣之士自为之，而于周无与也，则尚父不劳于鹰扬，武王无待于肆伐矣，岂理也哉？夫纣之虐尚不及秦，秦民之战欲得贤君，亦大旱望雨也，然章邯辈出关东，逐周章，破杀项梁、陈胜，且以武庚败亡之余，犹能使周公缺斨破斧，况以其全盛之兵，岂不能效力一战乎？[59]

陈第认为战争必有伤亡，明确指出“血流漂杵，纪其实也”，并批驳儒者的种种回护之辞。同时，以暴秦为例来证明牧野之战必然是一场恶战。

当然，也有学者以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来认识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承认战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合理性。如在《周易》的历代注疏中，注者多认为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能一味简单地反对战争，宋代学者林栗说：“兵之除害，犹治疾也。”[60]赵汝楳也认为战争犹如短暂的苦痛不可避免：

故奉辞致讨，必行天下之大顺。牧野之师，血流漂杵。虽受之旅也，圣人一视同仁，谓之毒天下可也。八百之国，不期而会，吉庆大来，何咎之有？此有帅师之德，斯人者，师尚父。以之乌喙狶苓，非养生之常，善医者顺而用之，虽毒而病良已，亦以是夫。[61]

因此，这些论述并不以牧野之战的残酷性否认周武王，而是肯定武王伐纣的合理性，认同“血流漂杵”的记载。

我们发现，传统社会的学者认同“血流漂杵”的记载，他们在论证思路上大体一致，即肯定战争伤亡以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并以后世战争类比论证战争的残酷性，但对“血流漂杵”本身真实性的论证都非常薄弱。举证者无论举证哪一场战争的残酷性，均无法证明“血流漂杵”场景的真实性，亦无法直接回应王充的质疑。

事实上“血流漂杵”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信的，又是什么样的历史场景呢？历代儒者进行了不断地讨论，他们也试图寻求“血流漂杵”场景合理性。古代学者最关注的是“杵”字的考证，其次是“漂”的解释。首先是“杵”的考证。古代学者提出四种观点：（1）“杵”是“舂杵”，即舂米器具，军营后勤用具。这一说为赵岐、孔颖达、孙奭、朱熹等学者所接受，是经学的正统解释。（2）“杵”是兵器“大盾”[62]。（3）“杵”为“傍牌，此物体轻或可漂也”[63]。（4）“杵”为兵营“筑垒壁”的工具[64]。学者说法各异，但其考证目的就是，要使战场上的“杵”在血流中可以漂浮，所以，“漂”释为“漂浮”就是上述考证默认的前提，我们称之为“漂浮说”。其次，“漂”的理解。“漂浮说”的核心困境就在于无论何种考证，“杵”似乎都难以漂浮于血流中。王夫之指出了漂浮说的最根本问题，也是不为人所信服的原因：“虽亿万人之血亦必散洒于亿万人所仆之地，安能成渠而浮物耶？”他认为“杵”就是大盾，并指出：“‘漂’者，血溅而漂之，如风吹雨之所漂及。先儒谓‘漂浮而动之’，说太不经。”[65]王夫之认为“血流漂杵”就是血溅到大盾上的普通场景而已。所以，王夫之通过对“漂”的重新解释，既解决了“血流漂杵”的可能性问题，又不影响武王之德。但载入史册“血流漂杵”会是这样一个普遍性的情景吗？十分可疑！

笔者认为，历代儒者均纠缠“血流漂杵”的普遍性意义，却忽略了历史记载的特殊性。特定的史实只有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才是合理的，离开了特定的场景，历史展现给人们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状况[66]。笔者认为对“血流漂杵”的研究也应钩沉史料，不断接近历史场景。因此，笔者根据史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牧野之战中“血流漂杵”的场景进行初步勾勒，并认为“血流漂杵”场景的出现可能与牧野之战发生的特殊天气状况、具体地望和特定的气候条件有关。

首先，“血流漂杵”的记载可能与持续性降雨相关。据多处史料记载：“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67]“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68]“武王伐纣，……当战之时，十日乱于上，风雨击于中。”[69]“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70]“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71]相关史料虽然记载目的各不相同，但多提到牧野之战“雨”“暴雨”“雨不休”的特殊天气。笔者认为这些叙述是可信的，其并未经过儒者的加工，作为数术类、阴阳家的史料被保留，长期未受重视，亦未遭改造，真实性反而比较高。

其次，牧野之战中周人阵线一翼为河流。近年来学者通过史料考证、实地调查等方法，更多地认同牧野之战的地望是新乡牧野[72]。学者通过实地勘察和资料爬梳，确立了战场大体位置，并明确指出牧野之战的具体阵法，“商周军队决战之前所列阵线，其南段均以清水为其一翼之屏障”[73]。清水位于太行山东麓，是古黄河的重要支流之一，当时水量比较大。那周人为什么选择布阵于河流旁？从军队数量来看，周军没有优势，在兵力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周军主动出击，率先抵达战场，以河流为侧翼进行布阵，河流成为军阵的一道天然防御屏障，这对周军非常有利。从兵学的角度来看，在兵力相对弱势的情况下，以水流为军阵一翼来稳固军阵是非常重要的做法。

最后，牧野之战时间。我们还要补充论证牧野之战具体时间与气候状况，因为有史料记载：“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74]从《国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阵，未毕而雨”的记载可以看出，牧野之战是发生在周历二月，即夏历十二月，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对牧野之战时间的确定，虽年份有争议，但月份都是公历一月。那牧野地区当时一月的气温如何？此处牵涉历史上安阳气候变化的问题，竺可桢指出，“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75]，正好在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区间内[76]。亚热带气候全年不结冰，降水形态只能是雨，且清水流域也不会结冰或积雪。那么“武王伐纣，雪深丈余”或许是后世学者根据已经转入寒冷期的气候现象掺入对历史的想象。

通过以上考述，笔者认为“血流漂杵”场景是真实发生的，是在特定场景中发生的一次战争，牧野之战的真实场景可能是：商周大军雨中大战，嘈杂的战场上，鲜血与雨水混成血水一片，在士兵的脚下不断流淌。由于临河布阵，大雨将血水冲入清水河中，整个清水河也被血水染红，由于战事激烈，河面上漂浮着士兵丢弃的木盾牌，甚至尸体。所以说，“血流漂杵”只是在特定的天气状况、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发生的特殊事件，不具有普遍性[77]。当然在这样的场景之下，无论是“杵”被释为大盾、还是舂杵、筑垒工具等都无碍于理解，而笔者认为“杵”被释为大盾，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从《诗经》、还是从汉代典籍引用的异体字的情况来看，都是比较清楚的。

四、“血流漂杵”诠释与研究的思想史价值

自古及今，历代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或研究目的对“血流漂杵”的内容进行不断地诠释和研究，不同的价值关怀与目标往往会影响学者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取舍与理解，其中多以儒者为主。笔者认为这些诠释与研究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孟子和荀子对“血流漂杵”的质疑与重构体现了早期儒学发展过程中作为子学的儒学与经书之间的矛盾。自孟、荀始，儒家以“汤武革命”的历史叙述为根据逐渐建立了具有理想性和批判性的政治理论，反映了儒者以道制势的努力。面对《尚书》牧野之战“血流漂杵”的记载，孟子、荀子的解读、判断与其各自特定的思想底色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们在其各自的理论构建中，面对不符合自己理论的经典文献或史事，不惜以否认“血流漂杵”或者对牧野之战场景重构为代价。因此，无论是孟子质疑“血流漂杵”的记载，还是荀子重构牧野之战兵不血刃、倒戈，均是一家之言，并不能作为“血流漂杵”真实情况的史料依据。就整个“血流漂杵”的诠释史来看，孟子和荀子对经典文献的处理方式显得粗暴、或者构建的场景也相对比较粗糙。但是，他们的立论还是为后世儒者或者史家不断诠释提供了素材和基本思路。“轴心时代”的诸子对历史述说往往成为后世的“史料”根据，一种基于价值判断的历史叙事逐渐成为被后世学者认可的真实历史。司马迁在《周本纪》中记载：“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78]就《周本纪》的内容而言，其史料多来源于《诗经》《尚书》《逸周书》等典籍，而其历史叙事的观念则是儒家思想。《周本纪》对牧野之战的叙述，只字未提“血流漂杵”，而且“箪食壶浆”的意味非常明显，显然是受到孟子的影响；同时，“倒兵以战”又是荀子的说法。随着《太史公书》由“子”入“史”[79]，那么司马迁关于牧野之战的描述也就成为历史的真实，这是典型的以儒学价值观为本构建的史学叙述。而其他一些关于牧野之战的记载，“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80]，也明显与儒家思想有关。

第二，后世儒者对“血流漂杵”场景的精心构筑，逐渐弥合了《尚书》记载与儒学思想的矛盾，使得经书与子书实现了逻辑上的自洽。自汉代以后，很多儒学的观念也开始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史学评价的重要标准。所以说，“血流漂杵”在传统经学、史学和子学中仅仅是一个符号。历代儒者对这条史料的不断解读，不仅涉及商周革命的史事真实性与政治正当性，尤其在儒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中，对汤武革命的叙述与评价，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政治问题。由于典籍本身对牧野之战的记载较少，后世学者更多是为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张本，使其更合逻辑，也由此产生了各种诠释和解读。正是通过历代儒者殚精竭虑的不断诠释，“血流漂杵”的经书记载在《尚书》学史上与孟荀思想逐渐圆融，浑然一体，其中寄托着儒者对以德为本立场的坚持和对儒家理想政治的信仰。从思想史进程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尚书》学史中对“血流漂杵”的种种诠释、重构或是曲说在历史上有其价值。正是这些解读，不断强化了儒者对经典的信仰，坚定了儒家学者对待战争基本立场，亦使这一记载在儒家价值观的基础上逐渐合理化，我们对其梳理亦见历代儒者的心路历程。正如学者所言：“儒家作为理想主义者，基于自己固有的理念，在许多情况下，总是为了‘尚善’而牺牲‘求真’，在他们那里，解构历史的真实，致力于历史的重构，乃是合乎逻辑的选择。”[81]历代儒者正是对这样一个忘却了历史之真的符号进行不断诠释，体现了传统时期的历史哲学和价值取向的德化倾向。

第三，对“血流漂杵”史实考究反映了部分传统儒者对待战争的理性态度，亦是在现代学术体系下解决儒学信仰困境以及现代化转化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儒家关于“血流漂杵”的主流解释，数千年来亦不断遭受许多学者甚至是儒者内部的质疑。但是这种质疑也是由于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而引起，真实性考量往往仅止于后世史事类比中，而“血流漂杵”的现代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也是传统儒者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社会中，部分儒者对《尚书》中“血流漂杵”的理解虽异于主流经学解释，但根本不足以对儒家主流学说构成威胁。但是随着近代以来传统社会的解体，学术和政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尤其是以求真为核心要义的史学的发展，逐渐解构了儒学中一些为构筑其思想理念而构建或选择的史料，这对传统儒学为主导的史观造成很大的冲击。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时，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史观冲击了古史系统，而多以古史系统构建其学说的儒家思想便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近年来，陶寺遗址异常残暴的场面也是儒学研究者在谈及禅让时不能回避的问题[82]。而对于传统儒者奢谈的“汤武革命”，尤其是牧野之战的具体情况，学者也开始对其史实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对“血流漂杵”这一场景进行考证，试图在传世资料的基础上，以现代史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目的对其进行研究。笔者认为，对“血流漂杵”史实的考究与真相的研究正如现代考古学一样，的确解构了儒家为建立其历史哲学所精心建构的“血流漂杵”场景。但同样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体察历代儒者在其特定历史背景和话语体系下为追求善治的种种努力。

综而言之，对“血流漂杵”历代诠释的梳理，让我们看到儒者通过历史事件叙述、重构来实现其价值的论证和秉持、并不断强化的过程。毋庸置疑，这些诠释在其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其应有的价值，不可一概斥之。而对战争的理性认识，对“血流漂杵”史实的考究，揭示战争残酷、血腥、暴力的属性，亦是要求我们对儒学的认识应当回归理性，回归现实，儒学超越性价值的继承应当成为一种理性的诉求。假如今天儒学坚持反对战争、高扬德性的思想仍然还要建立在对“血流漂杵”的种种历史曲说中，那必定贻笑大方。当代儒者一定要通过新的努力，将儒家所倡导的思想观念建立在史事或理性的基础上，为儒家价值在新时代下重新获得生机寻找新的根基。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尚书》新诠：以近年新出土文献为中心”（20FZSB012）的阶段性成果。
 
[1]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3页。
 
[2] 当然，随着陶寺遗址的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陶寺遗址中展现出很多暴力的因素，所以说，尧舜禅让更多可能是儒、墨两家的政治理论构建。
 
[3] 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4页。
 
[4] 虽然传世本《武成》篇属古文《尚书》，但据先秦两汉典籍直接或者间接引用《尚书》的材料来看，此条材料本身是可靠的。如《孟子·尽心下》：“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焦氏易林·同人》：“血流漂杵。”《论衡·语增》引《武成》：“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论衡·艺增》引《武成》：“武王伐纣，血流浮杵。”《论衡·恢国》：“《武成》之篇，言周伐纣，血流浮杵。”相关资料可参见陈根雄、何志华编著：《先秦两汉典籍引〈尚书〉资料汇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7-178页。
 
[5] 张玉春：《武王伐纣“兵不血刃”说质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5期。
 
[6] 黄怀信：《纣兵未“倒戈”考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当然亦有学者针锋相对地否认黄怀信提出的观点，如陈希红《“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一文。两文观点不同，也均未直接涉及“血流漂杵”问题，如黄怀信对“血流漂杵”的涵义并未具体考订，仅仅作为形容死人很多的一个语词而已。因为此文仅涉及对牧野之战史事的考订，并未涉及周武王形象以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
 
[7] 曹鹏程：《“血流漂杵”：诠释与过度诠释》，《孔子研究》2012年第6期。
 
[8] 白立超：《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9]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5页。
 
[10]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47页。
 
[11]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851页。
 
[12]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842页。
 
[13]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5页。
 
[14]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828页。
 
[1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829页。
 
[16]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4页。
 
[17] 可参见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9-311页。
 
[18] 刘向集录：《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0页。
 
[19]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920页。
 
[2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7页。
 
[21] 钱时撰：《融堂书解》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7页。
 
[22]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357页。
 
[23] 黄晖撰：《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90页。
 
[24] 黄晖撰：《论衡校释》，第391页。
 
[25]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5页。
 
[26]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5页。
 
[27] 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6035页。
 
[28] 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92页。由于孔安国《尚书传》的成书年代以及真伪无法确认，因此无法断定其与王充“过辞”说的先后顺序，此处姑且不作太多论述。
 
[29] 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92页。
 
[30] 陈大猷撰：《书集传或问》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册），第247页。
 
[31] 见《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94-95页）当然，周炽成撰文认为《非十二子》当出于荀子后学，仅备一说。详见周炽成：《<非十二子>之非子思、孟轲出自荀子后学考》，《国学学刊》2014年第3期。
 
[32]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79-280页。
 
[33] 《竹书纪年》中也有类似记载，但是我们无法断定记载的先后顺序。无论是《今本竹书纪年》还是《古本竹书纪年》，其成书、真伪等问题的学术争议非常大，所以不能作为确切的论据；在传世本《武成》中也有“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的记载，但由于古文《尚书》在学术史上的问题，此处也只能姑且悬置不论。
 
[34]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136页。
 
[35]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458页。
 
[36]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66页。
 
[37]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74页。
 
[38]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第269页。
 
[39] 黄晖撰：《论衡校释》，第343页。
 
[40] 黄晖撰：《论衡校释》，第342-343页。
 
[41] 黄晖撰：《论衡校释》，第343-344页。
 
[42]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六十一，第1457页。
 
[43]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许多学者都在《武成》篇的解经过程中提出类似观点，但是上文我们已经指出，由于今本《武成》可能晚出，所以笔者将《武成》的经解与荀子思想暂归一类。
 
[44] 朱祖义撰：《尚书句解》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册），第936页。
 
[45] 程大昌撰：《考古编》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第62页。
 
[46] 程大昌撰：《考古编》卷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2册），第62-63页。
 
[47] 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389页。
 
[48] 项安世撰：《项氏家说》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6册），第497页。
 
[49] 陈经撰：《陈氏尚书详解》卷二十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册），第223页。
 
[50] 王樵撰：《尚书日记》卷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第473页。
 
[51] 王夫之著：《尚书稗疏》，《船山全书》（第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128页。
 
[52]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503页。
 
[5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390页。
 
[54]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5362页。
 
[55] 吴浩撰：《十三经义疑》卷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258页。
 
[56]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46-348页。
 
[57] 当然，纣王到底是被擒斩首而死，还是自焚而死，学者已有专门的讨论。张玉春：《殷纣王“自焚而死”考辨》，《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
 
[58] 王天海，王韧撰：《意林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4-345页。
 
[59] 陈第撰：《尚书疏衍》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册），第771-772页。
 
[60] 林栗撰：《周易经传集解》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册），第56页。
 
[61] 赵汝楳撰：《周易辑闻》卷一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册），第69页。
 
[62] 黄生撰：《义府》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8册），第301页。
 
[63] 陶宗仪编：《说郛》卷六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6册），第278页。
 
[64] 惠士奇：《礼说》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册），第445页。
 
[65] 王夫之著：《尚书稗疏》，《船山全书》（第二册），第128页。
 
[66] 王学典：《偶然性、可能性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东岳论丛》1992年第4期。
 
[67]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6页。
 
[68] 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8页。
 
[69]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065页。
 
[70] 司马迁撰：《史记》卷三十一《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79页。
 
[71] 韩婴撰，许维遹校释：《韩诗外传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4页。
 
[72] 张新斌：《武王伐纣与牧野大战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原文物》2000年第4期；陈昌远：《牧野之战“牧野”地望发微》，《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73] 苏德荣：《谈牧野大战的战场地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
 
[74]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3页。长孙无忌奏议引《六韬》逸文。
 
[75]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
 
[76] 牧野之战的具体发生年代学术界至少上有20多种说法，详见班大为在《中国上古史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徐凤先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中的梳理。
 
[77] 白立超：《论“血流漂杵”的历史真相》，《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笔者在此文中对“血流漂杵”的历史场景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兹不详述。
 
[78] 司马迁撰：《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24页。
 
[79] 李纪祥：《〈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文史哲》2008年第2期。
 
[80] 王国维撰，黄永年校点：《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9页。
 
[81] 黄朴民：《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的重构——兼论儒家有关上古战争现象的虚拟化解读》，《文史哲》2012年第3期。
 
[82] 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何弩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