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契约文书整理与研究的新创获

——国家重大招标课题“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最终成果概要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摘要：“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以其2 500万字的学术成果总量，顺利完成了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结题任务。其中主体成果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的搜集考释，乃是花费十年心力精心结撰的重要学术成果，不仅改变了乡村社会研究的史料环境，而且推动了古文书学的建构与发展。而依据大量原始契约文书展开分析与研究，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方法，也催生了一批质量一流的学术论著的出版或发表，显示了可与敦煌学、徽学媲美的清水江学蒸蒸日上发展的良好势头。而相关学术论著研究题域深广，也说明一个新的区域学完整分析框架正在逐步形成。

关键词：清水江文书；文书学发展；考释与研究；区域学建构；成果总结;

作者简介：张新民，男，贵州贵阳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11&ZD096)

“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作为国家重大招标课题的顺利完成，以大量系列文献整理专书和学术研究论著的形式，有力地推动了民间乡土社会大量遗存契约文书的抢救、征集、整理和出版，继长期兴盛不衰的敦煌学和徽学之后，形成了又一次利用新材料探讨新问题的“清水江学”研究新局面。课题组全体成员经过前后十年的艰苦努力，一方面重视民间文书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释编纂工作，尽可能以大规模结集出版的方式向社会贡献一流的文献整理精品；另一方面也注意相关研究工作的及时交流讨论及出版发行，以扎实的学问功夫向学界交上一批能够传之久远的专题著述。因而不仅在民间文书的整理方面形成了一套规范、系统、完整、科学的著录考释方法，而且也通过学术研究深化了对西南民族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乡村社会的认知和了解。凭借扎实的文书整理考释功夫及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利用，采用契约文书、传世典籍、田野调查三者互考互证的学术方法，更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培养了一批青年人才，形成了一支学术团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清水江学),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初步统计成果数量已达2500万字，字字句句均渗透着课题团队的心血与汗水，是长期甘坐冷板櫈换来的学术成绩，虽身所亲历者亦难道尽其中的甘苦。

一、民间文书整理与学术研究成果的双创获

根据项目设计及预期目标的要求，经征得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同意，我们按照项目进度及学界急于使用资料的需要，首先整理并出版了22册的大型文献专书——《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同时又逐一对每件文书进行了考释，完成了近八千份(册)文书的录文考释工作，撰成了44册凡68卷的《天柱文书考释》,并出版了三部重要学术论著，形成了大型送审学术结题报告《从乡土社会认知传统中国》部。并以占有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基本前提，辅以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根据个人的学术专长，陆续在《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安徽史学》《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吉首大学学报》《求索》《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农业考古》《北方民族大学学报》《贵州民族研究》《贵州社会科学》《贵州大学学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总数达112篇之多的专题学术论文(截止于2019年9月),均尚有待于分类成册合编出版。其中引用率最高者达58次，即使置于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较，也显得极为突出。说明至少在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清水江区域学的建构完善方面，课题组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社会化或公共化的转化过程之中，有了参与知识再生产与学术再创造的不小新收获。而与文献整理及学术研究同时配合，课题组还举行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十余次学术研讨会，影响最大者即先后两次召开的“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敦煌文书、徽州文书整理研究百年经验总结暨清水江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不仅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学者积极参与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清水江区域学的学术建构事业，引起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培养了一批青年优秀人才，仅硕博士学位论文达17篇之多，带动的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达30多项。

《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与《天柱文书考释》两部大型文献整理专书，主要著录并逐条考释分藏在天柱地区各自然村落的民间家藏档案契约，内容除土地及山林交易文书外，尚有账簿、税单、纳粮执照、鱼鳞册、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婚书、休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各种乡土文献。时间上起明代，下迄民国年间，涵盖地域则广涉当地绝大部分乡镇及苗侗自然村寨，所收资料均为首次向社会公布的重要民间原始文献，不仅系统性、完整性、全息性特征突出，即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也颇引人注目。考释工作则以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互证的方法，解决了大量包括苗侗语汉读汉写在内的疑难问题，为学界提供了难得的大型文书整理专书。

合观已出版的《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及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部研究专书及发表于期刊的百余篇论文，主要涉及文书学、习惯法、生态环境、土地交易、林业生产、木材贸易、经济状况、婚姻关系、民俗特点、家庭史、宗族史、苗疆开辟、社会变迁等多方面的问题，涵盖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多种学科领域，体现了文献整理与学术探讨双管齐下展开研究的学风。其中如比较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的异同，寻绎清水江文书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特点，探讨当地土地买卖与地权分配及田赋制度变化的轨迹，分析“股”在较为少见的流通和生活领域中的存在，评述乡村社会出继立嗣和寡妇文化现象，考察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融突关系与实践难题，深挖王朝政权开辟“苗疆”的策略依据及其目的，从而回应西方“新清史”殖民扩张理论话语主张及叙事方法的桃战等等1;均可从中看到研究题域深刻广泛，论述内容翔实新颖。

二、开拓契约文书整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突破的新空间

清水江下游地区保留至今的大量契约文书，主要散存于民间社会各自然村落，多数为乡民私家庋藏文书，分布地域极为宽广，乡民至今视为珍宝。因而整理编纂工作一开始，我们即本着“抢救是根本，整理是关键，公布是核心，研究是归宿”的基本原则，以文书整理及研究工作为中心，一方面推动文书的抢救、保护和搜集工作，深刻影响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档案部门的决策行为，扩大了清水江下游地区各县文书的调查和征集范围；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整理、编纂、公布或出版工作，改善了学界必需的史料利用环境，丰富了以扎实史料为立论基础的学术研究成果，出版或即将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契约档案专书。

目前已经出版的《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与即将出版的《天柱文书考释》,可说是两部最有代表性的大型民间文献整理专书。两书一偏重于原始民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编纂，一着力于原始民间文献的释读、训解和考证，即使衡以其他地区的相关学术出版成果，均为难得的契约文书整理研究典范。其搜罗宏富，叙次井然，分卷列目合理，一一灿然在眉；而录文精当，注释准确，考证允洽，亦为历来文书整理所罕见。至于原先散见于千家万户之原始契据，裒然合为一长编巨帙，遂变零落为集中，化散乱为系统，读者手此两书，则宛如走进乡民历史与生活的文化现场，可与乡民对话，能同农夫谈心，排比研究，受益无穷。仅资料搜考汇编，避免散出佚亡一项，即耗尽心力时间，堪称功夫之作。

整理考释工作的另一重要原则，即严格按照“在地性”或“归户性”方法编排。凡入录之契约文书，不分类型，不零星切割，均一律以乡民家庭为基本著录单位，按照民间自然收藏秩序编目，突出其与乡民日常生活合为一体的生态特征。标题则先注明编号，次则时间、事主、事由、标的物、文书类型、内容性质，一一具体明白。所载文书既影印原件，以求一睹原物之真，尽量提供更多的原初历史信息，又逐字逐句辨读，一一出以释文，疏通俚语方言，方便学者查考利用。有鉴于考释工作之难，人人视为畏途，故在鼓励课题组成员勤翻书籍、广查文献、实地调研、不耻下问、多重互证的同时，也一再强调或告诫，必须力戒翻检不勤、原委未穷、妄断臆改、缺乏实证、释义欠妥、用语未准、直白粗疏、重复累赘、不当注而注、校对不严等十弊,要皆以求真从实为鹄的，不敢有一丝一毫之轻忽。而所出释文注解，均必须一一与原件对应契合。同一家庭或家族的文书，则一概统括条别，排列必以年代先后为序，同时标出原始来源地，注明文书原持有人，以表征固有家庭收藏来源及地域分布特点，寻绎文书与文书之间的内在脉络关系，建构与历史真实相符的知识谱系，避免缺乏归户性可能导致的讹误。无论编纂原则或著录方法，都极有新意和特点。

由于严格按照文书户属形态从事整理与编纂，而文书持有人往往又兼有当事人或血亲后裔的双重身份，从而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农家归户性特征和村落归属生态格局，能够有效及时地帮助学者回到文书产生的乡村生活现场，透过写本手书文字必有的“语景”进入原有生活实践的“场景”,不能不说是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稽考查核和研究利用，从而更好地依据时间空间双重可靠定位标准展开客观分析，比对其他缺少农户或村落著录项的契约档案整理专书，显然也构成了文书整理编纂方法上的一大重要创获。

除归户性特征突出外，其他可举者尚有四点：一是民间性意涵突出；再为历时性线索清楚；三乃契式类型定位准确；四即内容形式多样。加上未打乱其固有村落秩序，严格遵循编年著录叙次原则，故完整性和系统性特征也得到了凸显，民族性特征更为独有，汉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轻忽，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较少发现或整理出版大规模契约文书的空白，同时也扩大了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研究的空间，增加了观察或认知传统中国完整全貌的边地解读视角和民族文化叙事视野。

天柱文书整理与研究用力最多的乃是考释工作，由于民间写本字体构形多不规范，异体字、俗体字频繁错杂，加上汉字记苗语侗音及苗侗汉三语混杂的情况时有发生，解读工作远较一般古籍整理更为艰难，面临的挑战也非一般文字工作所能比拟。而更为困难者则为地方术语的考释问题，如涉及山林交易用语的“一刀砍过”“砍一不砍三”,关系民间协商或习惯法用语的“理岩”“合款”,表征木材体量丈测面积的“围码八十八两”,牵联糯禾计量单位的“禾”“把”“手”“边”(编、褊)等等，都属地方性或民俗学知识范畴，携带大量乡土文化信息，决非仅靠查阅文献资料所能解决，必须深入乡村进行田野调查。可见田野调查有助于资料的搜集，否则便谈不上大规模文书的整理与编纂，但同时也是理解文献的一种方法，否则亦难以扫除考释工作中的障碍。其中任何一项成果的取得都来之不易，花费的时间精力远非一般学术研究所能比拟。

天柱民间文书涉及乡民日常生活，从普通人际交往到宗教信仰方方面面的问题，仅经济契约一类即有买、卖、绝卖、永卖、典、当、租、佃、领、赠等多种类型，加以系统化整理编纂之后，即凸显出其全息性特征和内涵，能够揭示出不同的分层经济状况及总体结构模式，判断人的经济抉择行为方式与文化影响因素所发挥的潜在作用，分析人的抉择行为与其背后的社会变化进程的交织互动关系，同时通过不同学者多方面的解读和研究，有效推动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学科的发展，改变西南与华南、江南等地区学术研究长期畸轻畸重不平衡的现象，课题研究已出版的三部专书及百余篇论文均可作为明证，名目繁多的学术论文大量引用已出版的《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亦不难例证。课题成果已经并将持续推动西南史地文化乃至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事业，显然已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比较徽州或其他地区的文书出版成果，凡规模较大成系统者，均一概以影印方式付梓，而较少有全面考释乃至独立成书者。不作或不为的原因很简单，即“兹事甚细，智者不为，不为终不能得其用”。原始民间文献的整理工作是需要付出时间精力等巨大代价的，必须具足笨人做笨事的耐力与功夫才能有所收获，而相关考释成果一旦公诸学界或社会，则“学者资之为治学利器，编者不能藉之以获名”,但如果能做到“一人劳而千人逸”,则任何劳累和付出都是值得的。

三、开辟文献解读与田野调查互考互证的学术新路径

《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与《天柱文书考释》所收文书,均来自当地各乡镇自然村寨，并按照村属形态与户属形态一一编目。涉及之乡镇村寨为：翁洞镇黄巡村、岑板村、克寨村、翁洞村、大段村；江东乡大坪村、江东村、东坡村；白市镇对江村、地样村、新舟村；高酿镇优洞村、勒洞村、春花村、上花村、地坝村、地良村、木杉村、甘洞村、邦寨村、丰保村；石洞镇摆洞村、冲敏村；竹林乡南头村、竹林乡、梅花村、力木村、高坡村；坌处镇大山村、蒋溪村；渡马乡共和村；兰田镇地锁村；远口镇远洞村；蟠溪乡平岑村。文书类型则有土地买卖契约、土地租佃契约、账簿、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辞、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均非仅以旧钱临时充数，而是深山亲自采铜，多方查考，得之不易；而一旦铸成新钱良币，则举世流通，人人宝爱，学林受益无穷。今观大量期刊成果不断引用《天柱文书》,即不难从中证而知之。至于考释成果，除参考大量古今文献外，更深入乡镇村寨，与乡民村夫交往，向寨老耆旧询谈，得诸田间地头。材料既携带了大量乡间民众原始信息，研究亦为文献与田野互证的结果。

天柱文书考释工作完成之前，先期发表的一系列成果，已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即以《天柱文书》的出版为例，不仅引用而撰写论文者可说成百上千，形成了又一波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清水江学研究新热潮，而且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好评，赢得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其中如著名学者杨国桢介绍体量万件以上契约文书的形成及相关成果时，便特别提到了《天柱文书》的出版，认为“私藏契约文书经过学者和当地政府的通力合作，深入田野调查，有了井喷式的发现，为中国契约学的学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而西南与华北、中南等地区一样，在文书整理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蕴含基层和民间日常生活、婚姻家庭与宗族、财产和继承、社会关系、地方风俗习惯等问题的大量信息”,“也逐渐为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关注”。尤其“整理编纂时全部归户到村、镇，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方法”,作者更以“丰富了契约学研究的内容”的说法，予以了高度的肯定性评价。复旦大学朱荫贵教授则反复强调，《天柱文书》的出版乃是“民间文书宝库编纂整理和研究利用的又一重大进展”;“必将会使外界对这些深藏于贵州大山之中，原汁原味反映中国社会原生态文书的珍贵性有更多认识”。而尤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研究，受史料和文化传承等影响，基本集中在东部、中部和汉族文化地区，这种状况使得已有的研究成果很难说完整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文明，也成为现有研究成果难以避免的弱点之一。清水江文书的发现和整理研究，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并使得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平原地区与山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学科的比较研究具备了可能”。如果着眼于学术发展更长远的未来，也可说《天柱文书》一类大型文献专书的出版，也“为今后更长期的历史研究和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有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某些领域和课题上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大大增强站在世界学术研究前沿的可能性”。

与杨国桢、朱荫贵两位先生的看法类似，栾成显、钱宗武、刘伯山、刘道胜、阿风、王振忠、戴安钢、古永继、孔令宏、相原佳之等海内外学者，都一致盛赞《天柱文书》的学术研究价值，认为大批珍稀文书资料的付梓，必将推动清水江文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发挥引领“学术之新潮流”,结出丰硕的学术“预流果”,强化独立的国际性显学——“清水江学”蒸蒸日上、不断繁荣的可能性作用。作为前期扎实的资料整理工作，也可说《天柱文书》的出版，提供了大量“研究苗、侗地区民族、经济、文化方面最真实的第一手实物史料”,乃是“近年来明清契约文书研究的一件大事”。而大批高质量的成果已改变了西南地区学术研究长期滞后的现象，清水江文书亦因此“成为徽州文书以外中国第二大民间契约文书宝库”。如果加上徽州文书、浙江石仓契约等大量整理成果，对比以北京为代表的文书整理工作现状，甚至有学者认为南北地区相较，相关研究成果已呈现出“南强北弱”的态势。至于学木界的专篇书评，亦时见于报纸期刊。其中如府建明先生便从多个方面评价了《天柱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认为从文书本身内具的丰富史料信息看，则不仅可以更好地复原清水江文明的灿烂成就，重新书写“苗疆”的悠久历史，而且也能更好地认识整个西南历史，并通过西南历史更好地认识整个华夏文明，从而有力地推动民族史、经济史、法律史等多种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社会习俗、文化心理、家族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等等，该书作为一座资科宝库所发挥的价值和意义均极为重大。南京师范大学谢开键也认为，《天柱文书》的编纂整理，其规模之大，可谓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空前盛事。而以土地契约为主全面收罗各类资料，也为推动清水江文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从而必将加速清水江流域其他县市文书的整理和公布进程，意味着当地文书出版与研究的热潮即将来临。

由于大量文书出版引发了学术研究热潮，同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贵州大学学报》遂特意开设了“清水江学”特色栏目，一方面反映稿件逐年增多的情况；另一方面则满足了社会各界关注与阅读的需要，均可见清水江学研究正在日益扩大其多方面的社会影响力。至于尚待出版的《天柱文书考释》则填补了学界既有成果的空白，改变了影印成果多而释文成果少的现象，乃是罕见耗费时间精力的功力之作，一旦出版亦将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四、乡村族群社会生活的再揭示与再了解

与契约文书的整理考释及编纂出版同步，课题组也积极推动了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既重视纵的时间轴上史迹变化发展的连贯性，力求揭示社会变迁发展的真实历史图景，也关注横的空间轴中地方民族或族裔交往活动的互动性，多方展现区域内部民众生存生活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面相，尤其注意河流水运及其所连结的大小驿路所发挥的交通联结作用，尽可能地透过“小问题”“小历史”发现“大意义”“大历史”,即使局部问题也要融入整体的通识探究眼光，虽为地方性的史实也力求能够进入中国历史的阐释系统，任何个案分析都不能丧失全国性的历史书写特征。而西南地区作为中国历史地图上的一个重要组成板块，无论任何少数民族都参与过传统中国的国家构建活动，从而早就历史性地整合铸就在中国广袤范围的实体中，因而缺少了西南地区“汉”与“非汉”所有民族域族裔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便很难设想现代中国的版图幅员会如此的辽阔和宽广。

目前课题组已公开出版了《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以清水江流域及天柱文书为中心的研究》《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三部学术专书。大型丛书《清水江区域学文库》也在筹划编辑中，今年年底便将有六部专著陆续出版问世，清水江文书与清水江区域研究已呈蒸蒸日上之势。

《凸洞三村：清至民国一个侗族山乡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乃是利用大量契约文书撰成的专著，曾获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著作类成果三等奖。该书以黔东南天柱县侗族聚居区的凸洞乡为研究个案，尽可能地反映清代以迄民国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特殊发展面相，从而更加深入地分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交往的一般性地域特征。内容涉及地方历史沿革与经济政治环境、土地买卖与地权分配、土地价格及其社会影响因素、民族地区田赋制度变化轨迹、乡村民众的殖产兴业活动、传统侗族社会与土地买卖等。其占有原始资料之多，仅各种类型的文书即达3 200余件，同时又利用文书归户性特征，观察内涵了不少有趣细节的地权转移经济行为，涉及与土地买卖有关系者达1 098人(户)数，转移耕地(田或土)数则为1 158次。书中排比大量原始资料例证，显示“自耕农”而非“地主”或“领主”经济，才是西南地区乡村生活的主体经济形态。而土地买卖活动尽管活跃，但土地的流向却分散到众多参与其事的中小农户手中，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地权转移大规模集中的可能，土地的零星分散及稀薄化依然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要特点。而频次颇高的家产切割析分现象，也决定了土地积累很难超过两代以上，显然也极大地限制或消解了拥有大量地权财富的地主的产生，小农家庭生存生产形态的经济结构始终不可动摇，占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地主阶层实际并未形成。而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双向整合的研究角度看，具有地缘性民族社会认同特点的“侗款”等习惯法，也明显透露出保护个人或家庭私有财产的法律性政治-文化信息，必然会在以人为出发点的经经济—文化实践活动中有所落实或体现。如果结合大量来源于生活实际的契约文书展开研究，则可看到其一方面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并为其提供了土地自由买卖必需的文化包容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保护私有财产即意味着不允许侵犯他人的法权利益，必然也限制了非法占有他人土地的无理要求及霸道行为。因此，侗族内部的礼俗文化环境与生活实践逻辑，并没有为豪强大户兼并土地提供太多的土壤气候条件。是书逐章逐节层层展开的分析与讨论，无不立足于第一手原始资料说话，采用了实证计量的合理统计方法，乃是契约文书与典籍文献多方互较取证的结果，同时也得力于乡村农户的实地调查，故从中总结出来的结论都极富历史启发意义。

《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的出版，乃是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历史系合作的实质性成果。内容也广涉文书史料价值、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木材流动、宗族凝聚、妇女地位等多方面的民间社会现象，涵盖了文书学、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文化史等诸多领域。主体部分仍为较具历史学本位特征的乡土中国社会研究，但涉及的分支学科或分析框架则显得异常丰富。由于所引材料均为乡民私家收藏的原始契据资料，参与撰文者不少是著名经济学家或文书学专家，因而该书不仅是分析探讨西南地区民间契约文书的力作，同时也是重新认知乡土中国社会的佳作。诚如该书序言所说，如果将清水江文书“譬为未辟之山林，未发之金锡”,那么通过多年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相关学术成果的陆续问世，现在则是山林已启，金锡始发”。反映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虽然艰辛，但大量具有创获意义的成果问世也令人感到欣喜。是书的出版改变了既有成果多关注林木生产及贸易方面的研究，较少针对诸如土地买卖或地权转移一类问题展开探讨的偏颇，其中不少问题如乡村风水先生及寡妇文化现象的研究,更可说是开了风气之先，说明透过多种类型的文书所汇聚起来的全息图景来观察乡村社会生活，尚有大量的研究题域或学术空间可以继续深挖或开拓。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一书则是课题组主持召开的“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结集。会议综述曾以专文形式载于相关学术刊物，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是书内容主要集中于清水江流域，范围广涉民间契约文书研究、鱼鳞册考辨、经济类契据解读、木材贸易活动再认识、区域社会史新探索等诸多问题，既有新领域的再开拓，也有旧题域的再突破。与《民间契约文书与乡土中国社会》一书的学术旨趣类似，篇首序言也特别强调任何研究均必须以资料的准确占有与详尽分析为前提，否则便难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或解释向度的合理。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幅员广大，社会结构及族群分布极为复杂，因而不仅有必要从中心来认知中国，同时也应该从周边来解释中国。而课题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同时并重的治学思路，即使透过会议的举办及论文的结集出版亦可看出。通阅全书亦不难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立体政治格局，特别是多元一体的复杂文明形态，决定了地方史总是国家史视域普遍涵盖下的地方史，国家史则是广泛提炼了地方史内容的国家史，即使对村落聚居区或复杂族群特殊材料的分析或解读，折射出来的也是学者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关怀与认知。与对大传统的不断深入探讨和分析必然有裨于富有特色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一样，地方小传统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或分析传统中国广袤复杂的乡村社会实际。因而表面是一个个孤立的个案研究，其实都可以在区域学的叙事框架中加以整合。而区域学的叙事框架也是弹性的开放的叙事学体系，它本身也是更大范围的国家史整合性研究不可戓缺的部分。关键是我们如何在其中找到符合历史实际与逻辑的关联，从而在小地方发现大问题、大意义和大历史。区域性的研究固然首先要满足区域学建构的需要，但也未尝不能达致建构国家史的更高一层的目的。

《清水江区域学文库》的出版，已纳入了孔学堂书局的年度出书计划，根据书局的要求分别报送专家评审，反馈的意见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拟出的著述有《清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民间借贷研究》《清代至民国清水江流域林业契约文书研究》《晚明至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土地买卖与地权分配研究》《近500年清水江流域文明发展史研究》《从乡土社会认知传统中国》《在苗疆发现历史》等，均为课题研究团队成员多方互动催生出来的学术成果，反映人才队伍形成后持续发展的活泼生机和创新力量。

五、“苗疆”历史的再发现与再认知

与上述专书成果先后同时，课题组成员通过大量原始文书的调查搜访与考释性解读，同时也反复稽考核对各种名目繁多的传世典籍，并结合地缘优势进行田野调查，以典籍、文书、田野三重互证的方法，发表了一批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

期刊论文举其较有代表性者，如《清水江土地文书考述：与徽州文书之比较》《春花鱼鳞册初探》《明代万历年间贵州土地清丈述论》《试论清水江文书中的“股”》《民国前期清水江流域田地价格研究》《“出典回佃”式交易研究：以清中后期贵州锦屏县为例》等系列论文，或利用新发现的鱼鳞册及土地契约原始文本，或征考合同契约及租借典当文书，或广采传世典籍文献，多方面展开了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如鱼鳞册的攒造，尽管其所登载的耕地面积范围不大，但仍明显具有地域族群文化特色，足以说明永佃制在耕地经营中已普遍存在。而大量土地契约文书如与徽州文书相较，二者虽在整体上大致相同，具见前者继承并吸收了中原契约文书的基本要素，但在契约内容事项的表述上，又清楚地显露出地方特色和民族习俗特点。利用《天柱文书》及其他邻县具有明显地属形态和户属形态的典当文书，则能进一步发现当地遗存的清至民国时期的“出典回佃”契约，乃是典人佃种典出的土地并向承典人交纳租谷的一种经济行为。“出典回佃”式典交易利率整体上低于借钱还钱模式的利率，是出典和承典双方理性思考后选择的双赢信贷方式，其产生不仅是传统中国农村金融信贷方式不断更新变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农村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表现。而借助于归户性所提供的时空定点可靠信息，也能有效解决出典人是否回赎典产的学术研究难题，可以大体判定清至民国时期当地“典”交易的典产回赎率为10.2%,从而探寻出一条学术界较少涉及的典产回赎率分析与探讨的方法论新路径。民间借贷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互助帮扶性质的无息借贷则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明清以来当地民间无息借贷行为盛行，则展示了乡民社会长期存在的自治互助实践行为现象。

民间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实态是多方面的，《清水江文书所见清、民国时期的风水先生：兼与徽州文书的比较》《国家法与习惯法的扞格：以<天柱文书>中的侗族离婚诉讼案为例》《乡俗与国法之争：以〈天柱文书〉中龙映姜、杨翠桃争田案为例》《清至民国清水江流域侗族妇女公益事务探微：以三门塘碑刻为中心》《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等系列论文，则涉及地方社会礼俗、习惯法、妇女、婚姻、立嗣、家庭、宗族等问题，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乡民日常社会生活的完整图景，反映了族群与族群以及国家与地方之间的长期复杂互动关系，均不同程度地利用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藏文书新资料，乃是开创民族地区学术研究新风气的重要力作。

清水江流域的开发，主要沿着下游汉族地区不断向上游非汉族地区延伸，逐步深入到以雷公山为中心的“苗疆”,即所谓“广袤三千里”的“生苗”区。“苗疆”地区长期未能纳入帝国“版图”,从未受过“王化”的影响，乃是朝廷政令不到的地域，甚至康熙年间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编制的《皇舆全览图》,也因为当地无从进入国家视野而成为认知盲区，表现在舆图绘制上则只好戮人眼目地留自，实即王朝帝国权力体系长期失控的“内边疆”或“内部边疆”,所谓华夏(汉文化区)之外的“烟瘴”之地,不为国家府州县甚至土司治理体系所辖的“边裔”,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权力始终无法进入的“边徼”。生活在其中的不少部落或人群，则长期处于无国家的状态之中。近年来西方广泛流行的所谓“新清史”,往往立足于他们的全球史视野和认知立场，动辄就将清雍正年间的“开辟苗疆”及“改土归流”,比附为与其类似或相同的殖民主义扩张。针对西方学者多见于其论著的强势学术话语，课题组遂利用当地大量契约文书及相关传世文献，展开了一系列填补空白的分析与研究。

与近年来西方学者多重视传统中国西南边疆的分析讨论不同，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从西藏到东北一线的边疆问题，同样重要的西南边疆问题则极少受到重视，对西方学者相关的“殖民性质”敏感话题甚少表述。课题组为回应西方学者的学术话语理论桃战，主要依据大量坚实的第一手原始资料，重新判定“苗疆”的开辟尽管也付诸了血腥武力，造成了地方族群的各种苦难和不幸，但整体地看，仍是王朝国家内部的开发经营活动，完全是为了边疆治理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并无土地和人口资源掠夺的利益诉求。而开辟“苗疆”后采取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其中最突出者即主动施行“因俗而治”的国家政治—文化策略，从而使原有的习惯法意义上的“苗例”依然获得了国家法系的认可,“议榔”“侗款”一类仪式和习俗制度也得以长期有效地保存，地方族群内部自我的治权始终未被消解，乡村社会的民族性特征依然十分突出。

“苗疆”开辟设置国家行政区划新疆六厅后，尽管“汉”与“非汉”在文化上仍明显存在差异，但共同的国家文明体的身份认同作为一种价值心理取向，也随后在当地社会不断发育发展和变迁的社会历史进程逐步加强。特殊地域的族群认同与共同的国家文明体认同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冲突。如同地方族群在王朝国家治下吸收或接受了大量汉文化一样，汉文化也在其传播过程中杂入了不少地方族群文化的影响因子，因而当地区域文明在长期保持自身族群文化形态属性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地域性文明复合体特征。多样或多元性固然长期存在，但统一或趋同性也在明显加强。大量民间契约文书的遗存保留和分析解读，则提供了长时段的生活周期资料及衡量分析的标准。尤其不同类型的文书贮存了大量社会、文化及人群多方面的复杂历史变迁发展信息，能够更加客观可靠地观察民间社会生活及礼俗文化的变化，从而看到“汉”“苗”两种文化的互渗互透及融突磨合，反映“苗疆”或剿或抚乃至后来秩序再造的王朝善后经略开发过程，本质上仍是“内部边疆”多民族杂居地区“华”“夷”秩序重建的历史变迁过程。由“苗疆”而“新疆”由“旧疆”而内部“腹地”,汉文化区的渗透覆盖无论广度深度都在明显加快，内地化或国家化的发展始终都是当地社会转型变迁的主流。地方社会的改塑固然有赖于国家力量的有效渗入，但乡村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王化”的长久政治策略最终取代了“霸道”的临时性政治手段，地缘族群认同与国家文明共同体认同不断融突整合，西南民族地区逐渐成为国家边疆治理体系最为稳定的区域，远非西方殖民扩张仅靠蛮力征服能够同日而语。

十分明显，“苗疆”由“化外”进入“化内”的历史进程，客观地看也是“汉”“苗”两种或多种文化不断融突整合的过程，区域内部的聚落或族裔尽管发展程度并不平衡，但在不断开发的历史过程中也逐渐缩小了差距。其中最突出或应该引起注意的，便是无论国家的语言或礼仪标识，也隨着重建的过程不断涌入，并逐渐渗透或影响了基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后者已从被征服的部落或土司社会群体，逐渐转化为王朝国家的齐一化编户人口。区域社会的“内地性”与“中国性”特征不断得以强化，“边地性”或“边裔性”标识也随之逐渐淡化并最终化为既往的史迹。

六、区域学理论与实践的再探讨与再建构

清水江流域分布着苗、侗、汉等多种民族或聚落人群，乃是多个民族或聚落人群共享的地缘性区域社会，不仅民族或族裔分布状况多样，即文化生态结构亦显得多元。不同的民族或聚落人群透过互动交流积累了共同发展的大量历史经验，当然就值得今人以共同地域史属性的叙事方法来加以研究或书写。正是有鉴于此，课题组成员的学术旨趣与学术抱负，便是要建构完整的区域学研究分析与书写叙事框架，在注意揭示区域内部人群族际交往交流整体历史变迁过程的同时，也极为重视传统中国王朝政治与边地乡村社会的融突互动，了解中国文化长期扎根其中的农耕文明土壤及其多元生活形态，深入探讨作为生活世界主体的乡民的日常生产劳作及人际交往方式，并在以下几方面作了尝试性的初步探讨，取得一些西南史地研究长期较少关注的学术成果，从而透过区域的多样性来分析判断中国文化特有的整体性，又依据中国文化特有的整体性来了解把握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内在于完整全面的中国性之中的区域文化多样性，显然是不能缺少包括清水江流域在内的西南经验元素的。所以，研究各个区域社会与认知整个传统中国，在我们看来始终是同一致思与探讨过程中相互联系着的两个重要方面。

1.契约文书类型学研究

传统中国社会，举凡各种社会经济交往行为，包括由此而引起的各种纠纷的协商凋解机制，都主要依靠与之相应的各类契约文书来加以维系或实现。契约文书作为维系或强化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方法，已深入到普通百姓日常交往生活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面。大量不同类型的清水江文书的遗存和公布，正好提供了研究乡村社会复杂分层秩序结构交叉运作多方面的材料依据。而当地民间契约文书的产生、演变、积累和发展，不仅与王朝国家开发、经营、改造、治理的整体历史进程同步，同时也与汉文化的渗透、传播、扩散、嵌入的地缘移动轨迹一致。其中明代卫所军事移民及商屯、民屯民间移民沿着水道驿路的迁入留住，当是“文字入边”与“儒学下乡”的直接推动者和传播者，同时也使缺乏书面文字书写资源的苗侗族裔聚落人群，开始接受汉字书写系统和儒家文化价值，从而以手写纸契文本取代了“木刻”“埋岩”“插草”一类的立契方式，逐渐扩大了前者的空间涵盖范围和人群使用范围。正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课题组特别重视当地契约文书书写格式变化的研究，以为其本身也是社会经济—礼俗文化变迁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缩影。而文书的大量搜集及排比、分类、编目、考释等工作，本身就是文书学研究及建构最吃紧的基础性工作，因而有必要认真探讨“契”“约”“字”“据”的类别特点，合同契与单契的异同，以及婚书、休书的书写方式，风水书、占卜书、宗教科仪书的文本特征等，并关注各类文书文本自身的书写格式、内容结构及历史演变状况，分析文书各类系统与乡民社会日常生活的对应关系，探讨文书书写格式及具体内容适应土地制度变化所折射出来的时代差异特征，从文书文本与社会生活两方面探寻更深层的文书分类依据。既认识到文书的持续性书写代表了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的延续性存在，也看到文书内容形式阶段性的改变即意味着社会经济生活情景的时代变迁。在“以契证史”或“契史互证”发表多方面实证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注意及时总结长期调查搜集和编纂整理相关文书的实践性经验，从而尝试性地为中国文书学(契约学)的建构和发展补充新的理论主张，为丰富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做出自己必要的贡献。

2.契约文书与其他地区文书的比较研究

与清水江文书的整理编纂与运用研究起步较晚不同，简帛学、敦煌学、徽学不仅文献整理出版工作起步甚早，积累的学术文化资源和研究成果经验极多，从而形成了影响很大的专门性学科，并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经验。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清水江文书自身特质的分析判断，还是瞻望末来清水江学的远景发展，都应该多方面地开展清水江文书与其他地区文书的比较工作。由于清水江文书与徽州文书的类型结构最为相近，所以目前最应注意者即广采双方最有代表性的典型资料以作比较对象，展开从形式结构到具体内容等一系列的比观互照工作。尽管目前所进行者主要仍为土地买卖契约异同方面的比较性研究，但通过比较仍不难看到清水江文书既渗入了不少大传统汉文化的特征，与徽州文书有着多方面的一致性，同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小传统民族习俗文化特征，具有突出的地域差异性或文本特色性。其他如典当契约的比较研究、借贷字据的对照分析等，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至于通过比较揭示清水江文书的书写特征，了解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的具体状况，探讨王朝国家典章制度向边地延伸所引发的各种经济文化变动现象，分析其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关系下的演变轨迹和实态状况，把握文书类型数量或定型发展与资源环境变迁的对应关系，辨识乡规礼俗差异反映在文书文本上的实物见证，注意契约文书与传世典籍的互证与互考，为“王朝史”走向“民众史”提供更多的实证性研究成果，则尚有大量的学术空间需要继续开拓和发展，存在不少题域空白等待今后的学者不断发现和填补。

3.鱼鳞册等文书的解读及赋役制度研究

由于清水冮流域长期“熟界”与“生界”并存，“汉区”与“非汉区”交错，“苗”与“侗”人群星罗棋布聚居，“屯田”“民田”“苗田”类型复杂多样，不仅人丁户籍难以准确统计，即赋役制度及征收变化情况亦模糊不清。而大量土地买卖契约的存在——尤其是《春花鱼鳞》《三里均摊案》一类成册文献的发现——则提供了不少田赋变化及征收的历史信息，据此则可了解当地赋税不均的具体情况，以及早期由“苗田”而“税田”,“编户齐民”赋税制度逐渐取代士司纳粮制度与无赋税自然经济制度，土司“土民”逐渐转化为国家户籍“民人”,国家对“民人”土地不动产经济收入征收控制权逐步加强的社会变迁过程。至于按“禾”“稨(边)”“籽”等地方计量单位纳税，则说明“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一旦与民族地区的生活实际结合，或多或少总会有变通性的灵活处理。凡此种种的研究结论，均能弥补仅靠传世文献展开分析的不足，从而重新评估西南地区赋役制度施行过程中，必然出现或产生的复杂社会行为现象。因而进一步扩大原始史料的搜集利用范围，多方撷采鱼鳞册及与之相关的户帖、实征册、田土号簿、归户册等文书资料，必能更加深入地揭示民族地区赋役制度的一般性特征，了解地方行政机制变通运作的实际模式，认知民族地区里甲人户的变动特征及变动原因，辨识人丁数量与土地占有的比例分配状况，分析宗族内部及宗族与宗族之间财富支配转移的比重频率和分布形态，评估土地买卖转移变动的周期性比例和频率，把握阶级构成情况及其与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总结族产结构特征与所有制形态特征，凸显王朝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的具体经验形态，丰富自明代中叶以迄民国年间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与书写内容。尽管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填补了部分研究空白，但仍有待于形成规模体系，上升为系统性的理论学说。

4.林业契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以清水江—沅江为水道交通运输依托，自明未清初以来，当地社会“人、财、物”的流动便明显加快。其中最突出者，即木材贸易从种植到砍伐再到长途贩运，已经成为区域性的普遍化社会经济活动，从而最终形成了木材长程贸易经济文化圈。一方面晋商、徽商、赣商开始携带大量白银进入“苗区”购卖木材，另一方面木材也源源滚滚顺流辗转销往长江两岸各地，不仅强化了西南少数民地区与江南汉文化地区的经济联系与交往，而且推动了当地社会的分工及市场的发育及形成，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节律，影响了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及族裔人群的协商交际方式，甚至“苗疆”腹地也纳入了范围广袤的木材贸易经济文化圈。相关研究成果还涉及人工育林方法、林木管理经营方式、林地买卖租佃方式、林木利权及分股方式等问题，从而厘清了林木自然性与商品性结合后，其所引发的一系列木商社会经济文化现象。

5.析产分家文书、承继文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主要利用清水江文书极为突出的归户性特征，结合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探讨了乡族宗法制度、宗族传承谱系、家族群体结构关系、分家财产转移过程、家庭财产继承分割方式，探究了侗苗聚落(村寨)社会组织结构形态，了解到析产而不分户的经济制度原因和宗法制度原因，揭示了“诸子均分”原则导致地权占有数量稀薄化或零碎化的真实历史现象，考察了家族共有生活习俗与财产私有观念共同运作的机制原理，区分辨识了共业分股与析产分家的经济比例关系，初步讨论了地权(林权)分化的内部结构运动方式。已有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探讨成果，为未来的突破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婚书、休书、继承书及相关问题研究

考虑到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特殊性，课题组尤其关注当地苗侗族群的婚姻关系及其具体运作机制，注意恋爱和婚姻关系中两性交往或相处的秩序规范伦理，以及男女之间不同的身份地位及社会构成原则，婚姻与宗族延续或祖先祭祀的内在文化观念联系，婚姻圈与文化圈形成产生的对应关系。其中也注意到前人从未涉及的底层社会生活样态与老年寡妇的相关问题，深入分析了寡妇的财产继承权、处置权、分配权、守贞行为与婚外性行为等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而当地苗侗妇女名目繁多的社会公益活动，当也是值得重现的地域文化现象。认真检读大量民国时期的土地买卖文书，则可了解当地妇女充当了不同的财产处分角色，尽管其在家庭中的身分地位往往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多数妇女未必就有争取法律保护的权益意识，但仍拥有了较大的财产支配处分权。相关学术成果数量虽不多，但仍展开了初步的开拓性研究工作。

7.商业文书与区域社会经济贸易活动研究

清水江流域无论王朝官方京城用木采办或民间商贸置木转贩，都沿着下游“熟苗”或“熟界”区向上游“生苗”或“生界”区渐次推进，因而木材的开采远销及经济贸易圈形成的过程，当也是王朝国家力量针对整个清水江流域由局部控制到完全控制的过程。而清水江文书涉及木材贸易活动的内容颇多，足可反映各地商人云集，木材运输繁忙，多民族协商互动的经济文化图景。由于木材贸易活动频繁，与木材顺流而下直达江南同步，白银也逆流而上进入苗区，因而清水江水道既可称为木材之路，也可称为白银之路，二者都连结着数量不少的市场，不仅形成了一定的贸易交换体系，而且也改变了地方社会的经济文化格局。与官方的“皇木”采办主要依靠行政权力不同，民间的木材贸易则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所以相关材料不仅多见于清水江文书，即在徽州文书中亦时见记载。由于讨论涉及的问题尚多，其中如林权析分及土地购置规模化所导致的生产效应，青山买卖经济行为所引发的劳动及杉林贸易时空优化现象，生产交易活动提供了林权行为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甚至产生了“栽手”“旱夫”“排夫”等一类集林木种植、护养、砍伐、运送、放排为一体的专门从业人群，出现了以维护共同性经济利益为根本诉求的地缘性放木组织，凡此都可说是着眼于人、地、林三者的规模化互动关系结构，依据大量林木贸易文书仔细分析得出的可靠结论。如果进一步广采各种文书资料，同时结合其他各种典籍文献，继续扩大讨论分析的范围，不断深化和扩大既有的研究题域，则完全可以填补诸如徽州文书研究、福建文书研究缺乏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内容，考察地域范围不够广泛的空白或缺憾。课题组所积累的前期成果及相关经验，已充分彰明其研究前景的广阔、丰富及可观。

8.诉讼文书及民间习惯法研究

清水江上下游之间的“争江案”,乃是学术研究的长期性热点，课题组已有一批成果拓展或深化了既有的分析讨论。而民间契约本身也是对当事人双方或多方具有规约力量的法律性条款，所谓“朝廷有律法，乡党有禁条”,既可说是国家法的地方化语言表达，也可说是国家成文法与民间习惯法的自觉整合，是借用国家法的权威来隐喻民间习惯法的重要，从而更有效地向乡民昭示或强化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从早期的依从“苗例”办理“苗疆”内部争讼到改从大清律例处理地方纠纷事务，当也标志着当地从“化外”之地向“化内”之地的转型。而利用其他诉讼文书探讨民间纠纷个案的具体缓和方式和调解程序，尤其是“议榔”“侗款”等习惯法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了解其对乡族社会规约或型塑的深层历史根源，特别是维系和建构地方秩序或明或暗的范导力量，以及国家法与地方法融突整合的复杂历史过程，譬如“因俗而治”法律实践过程中的灵活性特殊个案的范例意义，“因俗”作为一种国家策略最终如何朝着“易俗”的政治—文化发展方向转型，所谓“易俗”的过程既是族群身份界划逐渐模糊化或消解化的过程，也是边缘与中心文化落差缓慢融突整合的过程，其过渡期间多种文化因素不断交叉渗透，不断整合的复杂社会现象，无论从内部分析或外部观察，都颇值得研究。与此同时，当然也应了解民事法秩序与诸如“神判”“神决”等地方巫文化现象在生活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或区分联系，审视民间习惯法裁断之所以鬼神化的内在心理取向和外在社会需要的深层结构原因，寻绎“神判”“神决”的意义隐喻逻辑与生活的真实经验的内在联系，描绘个体或族群在社会矛盾冲突关系中的具体伦理处境，提出化解宗族或乡党以血亲或地缘为情感基础的伦理与国家法律意志或权力力量矛盾冲突的理论思考线索，总结多民族和谐共存共荣的历史经验教训。这也是课题组特别关注的一大学术研究方向，已陆续发表了一批尝试性探讨分析的论文成果。

9.文书语汇与方言研究

随着大量文书资料的整理编纂和结集出版，民间语汇和方言的多样性、丰富性已逐渐呈现在学者面前。尤其清水江流域生活着苗、侗、汉等多个族群，加上地处黔湘交界的腹心地带，河流运输交通提供了经济—文化交往的便利，相互之间通婚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因而苗、侗人群讲汉语，汉族人群讲苗语、侗语，苗语、侗语文化圈重叠交叉，民间多种语言混杂交流形成特殊方言，无论语言系统或与之对应的文化信息，都显得极为错综复杂，长期互动融合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极为突出，最终则形成了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生态景观。多元化的语言文化现象必然会在民间契约文书的书写上有所反映，因而凡涉苗侗专门术语，或写音，或译意，或写音译意二者混杂参合，或同名而汉字记音异写兼汉字意译异写，而苗侗专门术语往往又蕴藏着他们长久积淀的集体历史记忆，有着特殊的文化意涵或风规习俗隐喻，稍有不慎即容易牵强附会生硬解读，从而影响文书内容的合理分析与判断，导致研究结论的离题偏颇或失实讹误。因而凭借田野调查的有利条件，同时立足于文书文本的可靠正确解读，课题组通过考释已做了大量相关的文字破译工作，不仅能更好地了解当地方言形成的历史原因，看到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微妙细节，揭示多元语言长期并存的有趣生态文化现象，探讨民族自我记忆的本质与文化事像表征的本质，而且也能进一步摸清民族方言形成的地缘因素，揭示族群互动的深层次文化交流特征，透视社会变迁引发的各种有趣语言心理问题，把握血缘、文化、语言与族群认同或族群建构的微妙发生学历史意义。

10.其他综合性研究

清水江文书涉及乡民生活与区域文化的内容极为复杂丰富，举凡教育、科举、社会交往、儒学传播、宗族建构、民间信仰、礼俗秩序、祠堂建筑等等，无论有形的文化生活事像与习俗仪式内容，可见的礼法秩序结构和伦理生活秩序结构，抑或无形的深层精神取向和价值关怀，不可见的宗教文化观念及神灵崇拜意识，抑或可见的宗教信仰仪式或烧香乞神行为，都可凭借文书与文献互证的方法，同时辅以必要的田野调查，亦即文书、文献、田野多重证据的参照发明，开拓出新的研究题域或新的研究方向。其中尤宜注意者，即民间社会复杂多元的信仰体系，既是最能代表乡村社会普通百姓内在生活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深层结构”,也是大、小传统互渗互透交织成长和不断发展的草根基础，总是以隐晦难言的方式间接曲折地反映了他们的思维、信念、禁忌和价值观，需要结合其主观精神生命诉求与客观社会生活需要展开多方面的分析讨论，才能清楚如实地予以客观揭示，从而更加深入地进入乡民族裔群体真实的内心世界，扩大或丰畗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研究的地域性成果。因此，一方面应该如实分析乡村民众的日常生计活动与社会文化认同，提炼总结他们通过世世代代的实践积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也有必要如实了解他们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还原恢复他们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本来样态。无论是可说的外显的“表层结构”的生活事相，还是难言的内隐的“深层结构”的精神心理，都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整体研究必须认真关注和分析的重要对象，最终则凭借清水江文书所表征的传统社会生活图景，通过扎实深入的实证调查和学理探究，再现传统知识形态及其组合结构方式的整体，展示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与传统儒释道思想连结整合的渠道与模式，发掘基层民众生存生活精神需求与宗教思想形成的深层内在动因，总结历代政府“因俗而治”处理和对待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的经验得失与教训，扩大历史民族志心灵史与社会生活史全面完整的叙事学范围，丰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小两种传统兼顾的研究题域及书写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