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为招魂——郭齐勇先生《国学与国魂》读后

作者：刘强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书屋》2022年第7期

（《国学与国魂》，郭齐勇著，海南出版社2022年即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国学与国魂》，是郭齐勇先生近三十年发表的40余篇文章的结集，其中，既有贴近时代、议论风生的随笔杂感，也有对症下药、擘肌分理的学术论文，虽非一时一地之作，但大旨皆不离“国学”与“传统文化”。郭先生称此书收入的乃是“文化守望方面的杂感”，而作为读者和晚辈的我，却从中看到了作者在“国学”研究与弘扬之路上一长串艰辛跋涉的脚印。

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屈原在《招魂》末尾的咏叹：“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隔着两千多年的时间长河，同为楚人的郭先生，虽与屈子“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其沐浴楚风楚雨，浸润楚山楚水，亲聆楚音楚调，心中激荡着的，应该是大体相似的文化心音吧。屈原所哀者，乃故国陆沉，山河破碎；郭先生所哀者，则是国学式微，国魂安在？！

所以，正如书名所昭示的，郭先生此书，分明就是一部“招魂”之书。所“招”者何“魂”？盖文化之魂、国学之魂、民族之魂也。郭先生雅爱用一词，曰：守先待后。他说：

我所从事的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以及近十多年的生存体验，使我感到我的根本责任在“守”。守住民族精神的根本，守住知识分子的气节、操守、良知，守住做人和为学的本分，守住老一辈学问家和哲学家严谨、正直的为人为学之道，守住先圣先贤的绝学，在守之中争取有所创获，以待来贤，以俟解人，或许正是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赋予我等的使命。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职责，不同的学术宗主，有一个生态的关系，可以互补互渗，不必相互排斥。（《守先待后：世纪之交的文化遐想》）

窃以为，“守先待后”正是郭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理想和价值担当。守先，是待后之基础，不能守先，则待后必无所归依；待后，是守先之方向，不能待后，则守先亦无从着落矣。故郭先生此书，亦可谓“守先待后为招魂”也。

然而，值此迷离惝恍之世，真欲“守先待后”，又谈何容易！君不见，在摧枯拉朽的百年激进反传统之后，早已形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反传统的传统”；在“全球化”和“现代性”大潮之下，“传统”常常被冠以各种“恶谥”，早已成了“保守”“落后”“退步”“腐朽”的同义词；在现行的大学建制中，各种学科壁垒早已形成，人文社会学科相比自然科学和应用型学科在资源配置上长期处于劣势，乃一不争之事实；而在人文社科领域内，相比各种趋时应制的学问独领风骚，蔚为显学，治传统文化和古典学问者，尽管阵地仍在，人才亦夥，但总体上看仍显得边缘和寥落——至少，比起民国时期、甚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文学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早已不可同年而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才更加令人动容和钦敬。本书篇幅虽不大，然涉及议题甚多，包罗甚广，举凡国学之内涵与外延、儒释道三教之会通、古圣先贤如孔、孟、墨、阳明、船山等的思想研究、儒家亲情伦理之现代阐释、儒学公平正义观之研判、守成创新与中西文明对话、书院文化之传承与发展、国学教育与人文化成之思考，等等，无不念兹在兹，反复论列。就我狭见所及，在当今大陆学术界，像郭先生这样对古今、中西、家国、公私、知行、学道等诸多“大哉问”，抱持深广忧思且不遗余力予以掘发和弘扬者，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极为罕见的。夫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郭先生身上，体现的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弘道精神和贤者气象，诚不愧其名字中那一个“勇”字！

我所认识的郭齐勇先生，既是一位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的学者，又是一位心忧天下、居仁由义的儒者。读其书，开卷有益，每能建顿开茅塞、化性起伪之功；交其人，如沐春风，常可收倾盖如故、警顽立懦之效。当今之世，做书斋中之学者易，为知行合一之儒者难。而郭先生恰能执其两端，善为折中，为学为人，皆能黾勉而行，树立楷模。尤其是，郭先生筚路蓝缕创办的武汉大学国学院，对于新世纪以来的国学研究和学术发展，实有引领风气、振衰起敝之功——环顾海内，像郭先生这样既有学术、又有事功的学者，真可谓“多乎哉？不多也”。

如今提起“国学”二字，歧义甚多，褒贬不一。然“国学”之为物，本极质实而平易。最初不过是“国子学”的简称，西周时期盖指国家贵族子弟受教育之学校，汉代则称“太学”，西晋以后历代皆设“国学”，隋时改称“国子监”，一直延续至清代。此“国学”之第一义。至晚清西方列强入侵，国力日衰，又加西学东渐，国魂日散，所谓“文明冲突”加剧，始有“国学”作为学术之第二义出现，彼时“国学”“国粹”“国故”诸名目进入人们视野，大抵相当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中学”，以至有“国学乃国将不国之学”等说法。时至今日，“国学”因与政治、教育、商业、文化等各种诉求挂钩，其本来面目及价值内涵已经逐渐稀释，以至于在某些惯会批评的人物眼里，“国学”早已成了钱锺书先生所谓的“朝市之显学，必为俗学”了。不得不承认，这在某种程度上确乎是一个尴尬的事实。我们看到，“国学”因有一“国”字，的确容易或被政客利用作为国家主义宣传的道具，或被商人拿去作为牟利敛财的手段，或被江湖术士和野生国师篡改成为“羊质”外面斑斓的“虎皮”……职是之故，对于一些“爱惜羽毛”的学者而言，似乎一向是羞于以“国学”相标榜的，更别提全力以赴去研究了。

但在郭先生这里，却并无上述朱紫相夺、准的无依之况。在他眼里，“所谓国学，乃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国学不仅仅指一般的传统学术，如经史子集之学、考据训诂辞章之学等，更是指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这一判断就十分严正而通达，近乎程子所说的“廓然大公，物来顺应”。不仅如此，郭先生还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入手，强调“国”乃一时之政统， 而“天下”则是恒久之道统，“天下”重于“国家”，国学乃是“天下”之核心， 它超越了具体时空之政制、治统（《国学与国魂》）。经此梳理，可以说“激活”了“国学”的内在灵魂，使其更具终极价值和形上维度。

针对有人把国学等同于儒学或汉学的观点，郭先生则反驳如下：

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方面，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第二方面，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方面，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 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当然，我们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国学就是儒学、汉学吗？》）

准此思路，则儒学只是国学的一部分，而以“饾饤枝节，缺少内在精魂”为特点的海外汉学研究，“与国学完全是可以不相干的”。换言之，如果不能对国学怀抱钱穆先生所谓“温情与敬意”，陈寅恪先生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其实很难真正升堂入室，得窥国学之堂奥。郭先生进而指出：“国学的最高层面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面，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正因有此一种宏通开阔之视野，故郭先生常能抓住因应时代关切的大问题来做文章，而且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不偏不倚，每能在看似不经意处给人以启迪。

以上所述，是郭先生对“国学”概念之内涵及外延的厘定和阐发，对于很多似是而非的国学认知，不仅有切中肯綮的批评与矫正，也有别开生面的推明与廓清。而今而后，笼罩在“国学”二字之上的诸多迷雾和荆棘，庶几可以休矣！

就我个人粗浅的印象，郭先生为人为文，通达明白，不加藻饰，不求艰深，不弄玄虚，其文风与其人格，正相表里，朴实无华，始终如一。郭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取精用宏，气象雍容，既注重经典研习，涵化会通，又不离道德存养，躬行践履，体现了“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和谐统一。其学问根柢在儒学，但又大而能化，并不排斥佛、道二教与西方文化，甚至对儒学以及任何学说的原教旨主义极为警惕，对那种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与“红卫兵”心态更是深闭固拒，坚决反对。在论及古今、中西之会通时，郭先生的如下论述就深得折衷取予之妙： 

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增强国民的科学与民主的素养，仍然要批判当年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批判过的国民的奴性等阴暗面和成为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学的糟粕（主要是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的程朱理学），特别是后者对人性的宰制、对思想自由的扼杀。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仅仅以西方近代的科学观与民主观作为尺度，是不可能正确衡估前现代文明中的民俗、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等丰富多彩、深长久远的价值的。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民族性的损伤，是极其有害的。（《略谈传统道德资源的活化》）

新世纪以来，颇有一种复古主义的思潮，表现为立足“中学”的排外倾向，甚至对“五四”以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亦一概拒斥。对此，郭先生说：

今天，民主政治架构是唯一可以保障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尊严的制度架构， 有此才有政治、教育、学术的独立，言路的通畅，自由人格的申张，才能促进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全面发挥其积极作用。（《再论儒家的政治哲学及其正义论》）

换言之，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最不坏的制度”，其对于一般知识人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进德修业甚至安身立命，都是具有基础价值和底线意义的。郭先生说：“一个真正的儒家从来不是一个权威政治的阿附者，儒家的正义价值和善是在一起的。”唯有如此，一个现代知识人方能实现真正的“精神安立”。

读者如果稍加留意，还会发现，本书作者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理论实践上，都是充满行动力和执行力的，庶几做到了知行合一，体用一如。他说：

儒家学者要眼中有民，努力到民间去，弘扬儒学，把会议儒学、书本儒学转化为民间儒学、生命儒学。（《试谈儒学的创造性转化》）

当代儒者一定不能把儒学停留在书斋、讲堂和会议厅内，而应当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做艰苦的、多方面的工作，使之扎根于民间，返回于民间。在我国儒学史上，从汉唐五经的传统到宋明四书的传统的转移，就是文化下移的成功典范。今天亦需要做类似的努力。（《从孔学的“人论”看儒学的现代发展》）

一边是繁重的教书育人、行政科研工作，另一边是四处奔走的传道弘道、广结善缘，郭先生似乎早已将两者打通无碍，乐此不疲，在他周围，俨然形成了一个“近者悦，远者来”的学术文化磁场，其主编的多个刊物、数种大型丛书就是证明。我注意到，郭先生年轻时，就是一位见贤思齐、转益多师的求学者，而在他晚年，又能博施济众，奖掖后进。无论是早年他和前辈们当面请益的照片，还是与后生晚辈的切磋晤谈，郭先生总是笑得那么灿烂，让人不由自主也想笑起来。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当代儒者张新民先生曾对我说，郭先生修为日进，越来越“一团和气”。近些年，不少饱学硕儒纷纷凋零，而郭先生每能在第一时间撰文纪念，表达哀思，寄托深情，这样的愿力和使命感，说时容易做时难，实来自根深立定的学术生命深处，其感人之深，化人之渐，诚非言语所能道。

不过，千万莫以为郭先生只是“一团和气”，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又是守死善道、辩才无碍、寸土必争的。我想特别提醒读者，本书中《如何解读孔孟的亲情伦理？》一文大可注意。这篇文章凸显出来的，乃是一场必将写入当代学术史的思想论战的“冰山一角”。这场先后持续十余年的关于“亲亲互隐”和儒家伦理的学术争鸣，无论从规模、时长，还是烈度、影响来看，都不亚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科玄论战”，以及五十年代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徐复观）与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张佛泉）之间的思想论战。谓予不信，可参看论战双方出版的多部论文集（此不赘）。然而，恕我直言，这么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所折射出来的当代学术“基本盘”，又着实是让人感到震惊和悲哀的。至少，在港台学术界及海外汉学界那里，孔孟儒家“亲亲互隐”的伦理和法理的双重正当性和现代普适性，是根本无须争论的一个人类文明的“普遍公理”。我曾就此向林安梧先生求证，他表示在台湾学界大概不会在此一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究其原因，盖持“大义灭亲”论者，尽管标榜西化和先进，却始终未能走出其成长期中被人为设置的“信息茧房”。他们一直不曾明白，“条条大路通罗马”，其所标榜的“现代性”绝不是一个以“中西”来分判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纵贯人类文明“古今轴”的不断向前的大方向。当治传统文化者通过苦读古代经典，已经找到与西方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接榫的“密码”和“通道”时，“西化”论者却还在“新文化运动”划定的反传统的“舒适区”原地打转，甚至连“五四”诸贤都未曾否定的古老伦理，在他们那里也沦为“必欲诛之而后快”的封建糟粕了。对此，郭先生不无沉痛地说：

我与同道之所以要驳斥这些谬论，是因为这关系到如何解读古代思想史资料的问题。五四运动以来，尤其是“文革”以来， 有很多人戴着有色眼镜， 习惯于大批判的非此即彼的套路，已不能读懂古书。

一句“已不能读懂古书”，真是入木三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已经读不懂中国古书了呢？我想差不多也就一百多年的光景吧！对“五四”诸贤而言，阳明所谓“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还是适用的，因为他们毕竟国学功底深厚，尚有“抛却”的可能；而对于今天一班“食洋不化”却“拒不食古”的“新青年”“新中年”和“新老年”们来说，此语则显然并不适用，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晓得“自家”也有“无尽藏”，这时如果碰巧端上了“西学”的饭碗，恐怕只能是“汉人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了。我常戏称这样的人是“转基因的中国人”。这类人自古就有，只是“于今为烈”罢了。所以，尽管这场论战对于懵懂颟顸的当代人而言，依旧具有“常识重启”的价值，甚至直接影响到具体法律条文的修改（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案，其中增加了这样的规定作为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但于郭先生而言，论战的胜利似乎并不能让他彻底释然，毕竟，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透支”了。当然，对如我这样的读者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郭先生的驳论文章读起来酣畅淋漓，从中可以看出他的善于持论和精于思辨。真正的儒者在文章学上，难免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向孔子学习“辞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承孟子辟杨墨时的果决和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最后，想说的是，我是在壬寅暮春上海封城的禁闭中阅读此书的电子稿的。在一个多月时断时续的阅读中，不知为什么，我心中常感到的是一种隐隐的痛！这种痛不仅来自这个因为奥密克戎肆虐而越发怪异甚至诡异的世界，更来自此书中写于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间的诸多文章弥漫出来的基本“调性”。郭先生一向勤于笔耕，这些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文章，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有些文章已经溢出了学术的论域，而表现出一种政论和时评的气质，那份“不得不说”的冲动和“聊尽言责”的赤诚，尤其令疫中苦吟的我感伤和低徊。明眼人应该不难看出，对于今天的读书人来说，一个新的“哈姆雷特之问”已经响起：是“危言危行”？还是“危行言孙”？这是一个问题。但我更想问的是，时代已经催生出像郭先生这样的学者，他们对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惜毕生为之努力奋斗和辛勤付出，他们这一代人在年轻时已经被时代辜负过一次，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辈，会不会被波诡云谲的时代再一次辜负呢？……抚今追昔，痛定思痛，能不感慨系之，能不浩叹随之！

让我备感惶恐的是，郭先生在邮件中告知“国学三书”即将付梓的消息后，竟又宕开一笔，嘱我这个才疏学浅的晚辈为《国学与国魂》一书写序。这对我而言，几乎可以用“惊吓”来形容了。我于郭先生，一向执弟子礼，虽未及门，而自诩私淑，小子何物，而敢狗尾续貂、佛头着粪？然转念一想，郭先生一向言行谨重，耳提面命，必有理由，或许正欲藉此机会，鞭策敦促，有以教我，亦未可知。遂斗胆应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尔操觚，信笔由缰，拉杂写出此文，“汗颜”之下，一时竟不知所云。覆瓿之作，岂敢言序，权当交一篇滥竽充数的作业，以向先生请益。若能忝附骥尾，藉证学缘——“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2022年5月1日完稿于浦东守中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