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学位服及礼器

作者：李竞恒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汉服世代」公众号首发

时间：西元2022年6月24日

汉服学位服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回应。如1930的北平燕京大学、1947年的北平辅仁大学，当时都出现了交领右衽的学位服，从1948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中国毕业生合影来看，司徒雷登穿欧洲式校长服，而学生穿交领右衽的汉服式学位服。大学制度确实是从欧洲起源的，最初具有浓厚宗教神学色彩，中国近代建立自己的大学，但也不是简单模仿源自中世纪宗教僧袍的学位服，而是将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我曾经写过一篇《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考证晚清和辛亥革命到民国时期，汉服在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复兴，在这个大背景下，民国时期哪怕是燕京大学这种基督教教会开办大学，也出现并长期使用交领右衽的汉服学位服，是风气使然。现在一些人冷嘲热讽，说大学都是西方舶来的，你要搞汉服学位服，可以先拒绝大学制度啊。这种说法非常胡搅蛮缠，民国时期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校，尚且有雅量尊重中国人的汉服这一文化心理元素，承认并使用汉服学位服，当代“启蒙”之后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雅量允许别人践行汉服学位服。

实际上，西方中世纪僧袍学位服，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古雅之风，钱穆在国外得到名誉博士时穿西方学位服，就感叹这衣冠和古代中国士人的袞冕颇为相似。可以说，中国士人的冕服也好，西方士人的僧袍也好，二者都带有某种超越于世俗之上的知识精英衣冠意味，这种文化汇通本来就是好事。所以，汉服学位服不仅仅是当代国风兴起的产物，它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汇、友好融合的产物，体现的是以衣冠呈现士人的气质。

学位服对于获得学位的高校毕业生来说，其实是自带一点“宗教超越”色彩的。大学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最初神学占很大比重，近代以来世俗化了，但在“衣冠礼乐”方面仍然继承了古代以来那种区别于世俗社会的品格。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之类，其实也是自带某种超越性或神圣性的，太学或国子监的掌管者叫“祭酒”，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祭祀的色彩，是有超越性的。虽然中国传统的太学、书院断了很多，近代以来模仿的是西方大学制度，但其实很多是有本土文化融合的，像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就是书院融入了大学，四川大学的前身就是尊经书院，这不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问题。本科毕业生获学士学位、硕士研究生得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得博士学位，学士也好博士也好，都已经成为了“士”，便有其超越性的一面。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中指出：“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如果说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士”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消失了，但其遗风余韵并不会消失，会以某种方式缠绕在知识人的身上，这种余韵就是其所受教育带来的精神气质变化，是潜移默化且带有超越性的，这种超越性的具象化，就要通过符号来进行展现。显然，各级学位之“士”的学位服，便是这样一种符号和载体，我们不宜将其轻飘飘地加以娱乐化，而是要洞见其背后有一种“超越性”的庄重属性。

关于强制租卖学位服的情况，我是反对的。本科学位服，国外一些高校规定本科学生必须要买，因为人多，很多会忘了还。更常见情况是租学位服，不同学位价格不同，国内有些学校会给博士毕业生赠送学位服作为纪念，一些学校如江西理工大学之类甚至会给本科生赠送学位服，总之形式是多样的，不能简单粗暴强制一刀切。我认识一个人，以前大学毕业就不喜欢西式僧袍学位服，而是自己穿了汉服的“玄端深衣”作为毕业照留念，当时他们学校也没管，这种尊重学生自由的态度才是良好的，可以租可以卖可以赠送，但不能强制。

民国时期我国就普遍有汉服学位服，而直到现在国内大学还在使用西式僧袍学位服，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中间有很多断裂。我国目前高校普遍使用的西式僧袍学位服，是改革开放以后确立的，准确说是199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学位办〔1994〕22号）及其附件《学位服简样》和《学位服着装规范》所做出的规定。上世纪九十年代，很多事物还处于草创阶段，显然无暇“制礼作乐”。直接简单用西式僧袍学位服，在当时来说也是节省成本的。但随着2003年之后汉服的兴起，尤其是这些年在社会上影响力的急剧扩大，是否有必要恢复汉服学位服，就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问题了。

中华文化当然具有包容性，但包容性并不是指要以丧失自我或自虐为代价。从历史上来看，汉服本身就是一个很开放和包容的历史产物，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就在接受和融入其它文化的元素，唐宋圆领袍就接受了鲜卑等塞外“胡服”的结构，明代质孙袍等也是接受的蒙古服装，这些都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自发产生的，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汉服体系不能接受满清服装，原因就在于满清使用了血与火的强制手段强制推行其服装，而不是自由接受的结果。强奸和自由婚姻，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因此，拒绝满清服装，不是不包容，而是在捍卫自由权和文化尊严。如果晚明没有遭遇满清入侵，而是继续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汉服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一些西装元素，这些都是自由的、健康的，也是包容的，接受了这些西装元素的汉服，自然也是汉服，这就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汉服学位服这个情况，并不是说要像满清一样去迫害、伤害其它的文化，而是自尊自强，保留一点自己的文化元素，这当然和包容精神并行不悖的。只有先尊重自己，才能更好地尊重别人。

如果学位服成功汉化，这标志着2003年以来汉服复兴正式步入了“登堂入室”的阶段，从街头巷尾走向了庄严的庙堂，也是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进入到一个更高阶段的产物。世界上很少有民族像中国人（包括汉字文化圈）一样重视学校和教育，中国自古没有像欧洲那样成建制的宗教组织，中国的“教”作为一种文教而不是神教，是和学校的功能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培养士人的学校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在欧洲的作用。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之所以想到治国也要“公是非于学校”，正是因为看到了学校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性。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当然是学习西方的产物，但不是简单地将欧洲大学进行移植，它本身就包含了本土的教育资源和文教传统，是二者融合的产物，并承载着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对接“道”这一高度的精神资源。高校培养学士、硕士、博士，是培养现代“士”之所在，而在高校治学教书的“士”也借助这一平台而发扬其学术，如前面引余英时所言，是自觉不自觉地会有其超越性的一面。毕业典礼等庄严庙堂礼仪，穿戴凝结了华夏文化元素的学位服，正是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的一个环节，让我们更好地反观自己的文化传统。所谓“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现代的青年毕业生，身穿华夏士的衣冠，完成其成为成为“士”这一仪式，想来也是美好的画面。

关于高校毕业礼仪方面，现在一些高校搞出“学术权杖”，有的自称“东方魔法杖”，或称“学术权杖”有“神秘力量”，可谓不伦不类。且不说自我“东方”化——传统中国都是自称中土，以印度为西方，以日本朝鲜为东方的，欧洲人把西亚称为“东方”，然后我们自我代入欧洲中心，也以中国为更远的“东方”。而权杖、魔法杖之类就更荒唐了，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权杖传统，权威的象征是斧钺，殷周文字中的“王”、“士”二字就源自斧钺，而甲骨中的“老”字为人扶杖的形状，但并不意味着这杖就自带权威。使用权杖是古埃及、西亚和欧洲的传统，古埃及有弯钩、连枷与瓦斯权杖，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上则是太阳神沙玛什将权杖授予汉谟拉比，欧洲的则多与宝球一起使用，总之是充满了异域文化的趣味。“魔法”、“神秘力量”也是充满了欧洲语境中“异教”的色彩，“学术权杖”这个意向，其实比较符合一些自称“启蒙”之后知识分子的审美趣味。那么汉服学位服是否要弄出一个“学术斧钺”来作为礼器呢？我的观点是，其实没必要，礼乐肃穆、从简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