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会饮

——纪念张祥龙

作者：王立刚(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来源：作者赐稿  发布

时间：西元2022年6月10日

 （转自邓波教授的速写小稿）

动笔写这篇文章是在一个月前，因为那时就听朱刚教授说祥龙先生年来身体很不好。

我手上正编辑他的《中西印哲学导论》，刚下厂付印，本以为可以暂时喘口气，静等样书送到，可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又紧张起来。

幸好，在多方协调下，精装书一个星期就印好，急急如律，快递给他，先生家人回复短信说，他见到书很高兴。

这是我给他出的第四本书：

《西方哲学笔记》《当代西方哲学笔记》《思想避难》《中西印哲学导论》。

他和安乐哲是我合作最多的两位作者。又这么巧，他们两个都让学界对儒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深深启迪了我，虽未入室，但早已将自己作为祥龙先生的私淑。

写一篇怀念文字，既是感恩他的启迪，也是一篇编辑手记。

1 光晕

与祥龙师交往的二十年，可以毋庸置疑地说，他是一个以思考为乐的人。

以思考为乐，听上去似乎很令人向往，过程也一定很愉快。

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

虽然学者的本职似乎就应该是学和思，但真正能以此为毕生恪守的事业，且能好之乐之的学者却并不多见，而能有所成就，为业界所服膺认可，就更是凤毛麟角，否则孔子弟子三千，为何一再赞叹颜回既好学又善学呢？不论在校园里偶尔碰见祥龙师，还是翻他的书，总有那种感觉：他又要一个人孑孓前行了，他在学问中获得的快乐是那种对月成三的、一个人的会饮吧。

自由探索思维的极致，抵达精神的边缘，是人类最珍贵也最艰难的自由。

这让我想起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按照大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念，建立了一些小学。在这些校园里，老师不能对孩子的“学习”进行任何灌输、干涉或引导，完全由着孩子自己的意愿和兴趣来游戏。可是新鲜期一过，孩子们就陷入无聊和迷茫之中，他们每天早上会愁眉苦脸地对老师说，今天我们能不自由学习了吗？

在缺乏成人引导的情况下，儿童的自由探索会陷入瓶颈，甚至让他们感到无聊，以至放弃。那么，成年人呢，在没有“更智慧”的主体对我们进行引导的情况下，我们自由思考的意愿又能坚持多久呢，我们自由思考的能力又能走多远呢？

这并非无中生有之问。

中国自然科学界多年来，一直屡有“钱学森之问”的乌云罩顶，其实相比于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才更是“钱学森之问”的重灾区，以探索真理的真理为己任的哲学界，更是饱受“缺乏原创”“没有大师”的诟病。

哲学界面对大师之荒，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创造体系热，“欲与康德试比高”者亦不乏人。时至今日，这条道路上的人发现除了自己和一些心猿意马的弟子，并没有别人跟在后面。

更多的人则在体系热退潮后，如同一大群鸟，各个抱定一枝，实际上就像某些批评者所说的，成为哲学史学者，或哲学问题史学者。

但众所周知，哲学史之思与哲学之思，是不相同的两种思考。

没有人能脱离哲学史，发展出真正的哲学之思。

但不幸的是也没有人能只通过熟悉哲学史，成就哲学之思。

祥龙师属于那些幸运的人，他从多年的哲学史研究榛莽中，完成了关键的一跃，跃升到哲思之地。

我绝非在此鼓吹他是“大师”，也不敢置喙他是否真的开创了“现象学儒学”。这都超出了我本人的评价能力。我只能诚挚地袒露我本人在阅读他的书、在和他交流时所受到的巨大触动。

我在外哲所听过张祥龙老师和陈嘉映老师两位的课。

他们都讲现象学，都讲海德格尔。陈老师讲课起范儿，抽烟，45度角面向学生，来回踱步，如同从墙到窗之间有一条哲人小径，说话抑扬顿挫且自带翻译腔……我想说的是，听他的课，你得配得起这种智者沙龙的水准。

张老师讲课，几乎只在讲桌范围之内，就像相声里那个兢兢业业的捧哏，不出桌子。他的声音恳切、严重，有时卡顿，其表情也能看出某种艰难，就如同意义与语词要在苍茫太空中完成对接，我想起《论语》里的一段话，“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祥龙师大概就是其言也讱的人。

但诡异的是，相较而言，虽然其言也讱，但却能吸引我专注于他所讲的东西，更准确地说，专注于他想讲却无法讲出的东西。就如同我看不见密林深处的猎物，却能通过一个猎人举着的枪和他的神情来想象那猎物是雉还是虎。

那本身也是非常美妙的感受。后来看张老师的书里频频提到“光晕”“晕圈”“惚恍”“氤氲”，我想当时听课的感受就是那样的；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原来听哲学课也并非都要肝胆楚越、逻辑分明，它也应该有一些说不清楚只能心领神会的东西。

祥龙师的言讱，还有一次让人印象深刻的是2001年德里达来访北大哲学系，和系内老师座谈。当时祥龙师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令大家诧异的是，祥龙师的口语非常讱，几乎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说出来的，好似带棱带角的声音颗粒。估计在场的国内师生没有人完全听懂，但法国人德里达却向在场的众人点头，表示他听懂了祥龙师的问题。想来，还是我们的英语程度不够。

记得祥龙师当时问的问题好像是关于“延异”的，这是德里达发明的一个概念，但祥龙师在那时显然已经关注到这个概念对于自己的价值，和之后他所喜欢的“晕圈”概念有深刻的联系，任何一个语词其实都是中心与外围共同构成的层层涟漪的场域，这场域又不断地在时间中生成着变化着，这种机制又可以类比他关于原初意义生成之场域（道）与象的关系。

2 哲学家自身作为一种象

其实，祥龙师的言讱本身就可以视为一种象。

其一，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谨言，本身是君子象的一个侧面。

祥龙师去世的第二天，朋友圈里那么多人在感怀悼念他，白彤东老师在文章标题里就说他是“最后一位君子”，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悲观，但能让不同圈子不同立场的人都服膺他的正直，在今日国内学界是可贵的。就如白老师所说，他没听见祥龙师臧否他人的。

其实我和他二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听他说别人的坏，同时也没听到别人说他的坏话。《论语》里可是没少记录孔圣人被人臧否或讥讽，也没少写他臧否别人，以及骂人的。当然我不是说祥龙师心中无臧否，刻意一团和气。吴飞老师说他去美国留学前请祥龙师写一封推荐信，但祥龙师因为对他不够了解而婉拒，顺水人情在他这里是不行的。吴飞事后反而因此更加敬重他。

君子言讱，是因为君子固其本。作为一个学者，本职是通过挖掘自己智识的极限，来思考终极问题，或一探边缘之境，其他的事情都是枝节。祥龙师的整个哲学生涯都专注于一个学者的天职，心无旁骛，无所止境。

就如他做工人的时候就开始读斯宾诺莎，其后读现代西方哲学，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现象学专家，但之后他又坚定转向中国哲学，并且逐渐把学问的根底也转换为中国式的，再之后又研读佛经和吠陀，扩展到印度文明，甚至在厄瓜多尔访学一年，对拉美文明也颇多感受。

我记得有一次和哲学系的师友去京郊开会，会上有人慨叹北大外哲所如今青黄不接，骨干各有怀抱，外国哲学这一块花果凋零，其中有一句揶揄祥龙师，“如今祥龙要去搞印第安哲学了”。我看见一向神情严冷的祥龙师也不禁嘴角一嗤。显然那位老师犯了一个逻辑谬误，“印第安哲学”严格来讲也是外国哲学，祥龙师即便投身于此也不能算不务正业。

往深里想，这话里其实正蕴含着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所谓外国哲学其实只限于欧洲人的哲学，甚至更狭窄只是西欧的哲学，东欧的东正教哲学就已经血统不纯了，而伊斯兰、印度和东亚哲学，非洲、印第安这些文明都不能算是哲学。

祥龙师主动离开舒适区，不断拓展视野，变化视角，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只通过一扇窗户是看不清周围，也就不能确定自己所处的位置的。

我们人类最根本的处境大概就是“巴别塔处境”，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文明都困在人类的巴别塔里，只拥有塔上的一个窗户，但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移步到其他文化的窗户前，通过他们的视野来完善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认知，库萨的尼古拉在15世纪时就说每一种人类的语言都有价值，不管是梵蒂冈使用的拉丁语，还是顿河森林里鞑靼人的语言，他们都是人了解上帝智慧的窗口。

所以说，哲学，或者其他任何学问，天生就应该是比较研究的，只不过由于此前几千年信息技术的落后，各个文化的快速交互无法实现，而20世纪以后，要研究自己的文化，不参照其他文化，对于有点抱负的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祥龙师在《中西印哲学导论》这书里还特意强调这本三相结构的书，并不是（原始的）比较哲学，因为这书不是在单纯比较某些特征……比如中国哲学是圆融的，西方哲学是极端的，中国哲学是和谐的，西方哲学是矛盾的……祥龙师的比较研究早已经远远超越这个阶段了，相反，比较作为一种基本方法，实际上早应该内化了。比如祥龙师用“时间化”“在场”等概念来分析《史记》《诗经》里的场景，以及孝—慈结构，这都是比较哲学方法的内化。

每一次视角和视野的转换，其实都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是离开自己浸淫多年的舒适区，开始一次又一次精神上的极限探险。

我想即便是以探求真知为本职的学者，这样勇于放弃，勇于尝试，勇于保持好奇、进取和开放的人也是稀罕的。毕竟在北大里，还是能听到有人三十年前讲一门课时所举的例子，至今还没变过，一提到母爱，就要开始朗诵高尔基……

祥龙师之言讱，是因为除了自己专注的精神探险之外，哪有那么多时间说与之无关的话呢。

其三，言讱正是思维抵达边缘之象。因为要跟别人分享这种精神探险，要传达意思，就需要用语言，可是如果那个意本身不能被充分对象化，那用言来描述可就太难了。“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又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对海德格尔、老子、兵家和《周易》谙熟的祥龙师当然明白，自己一直游走在哲思的边缘和终极地带，经常处于语言半失效，甚至完全言不尽意的状态，言讱不正是他思维深远之象吗？

虽然如此，但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祥龙师还是从现象学里获得了很多可以传达中国哲学中这种边缘之境的思路和方法。这也是他在当代中国哲学转型过程中最华彩生光的贡献。

吴飞在《缘在知己》一文中，精准地点出了祥龙师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以边缘性重新界定哲学的核心问题；

将“时”（或时机、时几）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大大推进了中国哲学的研究深度；

对孝—慈结构的哲学分析是几十年来中国哲学最具原创性和意义的示范之一。

而这三个贡献完全有着一根贯穿的内在逻辑，如果天假以年，在其他问题上，祥龙师已经到了触类旁通、援藤摘果的佳境。

3 时的哲学意义

比方说，“时”（或时几）作为核心范畴的分析。

一般而言，儒家相比于释道两家，似乎缺少思辨的味道，更少触及“终极”或“边缘”问题。但祥龙师对儒家的深入分析，完全翻转了这种刻板认知，将儒家哲学拓展到前人所未至的深度。

其实，孟子在评价圣人的不同类型时，就已经说孔子是“圣之时也”。乍一看一定非常奇怪，孔子是文化上的复古派，应该说是个生不逢时的人，或过时的人，怎么能成为得时的圣人呢？但这个“时”，实际上说的是“时机”（或时几），也就是说孔子是一个把握时机的大师。

从这个思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论语》里，弟子问仁，问礼，问义，问君子，几乎每一次孔子都给出不同的回答。何以如此？就是因为每一次问答发生在不同的时几中，有不同的时几结构，这是对人类交往复杂性的深刻展开。在每一次问答中，孔子和弟子都是不同的状态，还有各种其他的参数，比如周围是哪些弟子在侧，是在野地还是朝堂，弟子问的目的是什么，弟子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孔子的回答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可以说，在这看似简单的问—答结构中，时几结构的涟漪在不断激荡、改变、生成和创造新的关系、意义和现实。

普通人身处其中而不自觉，像孔子这样的大师，则能时刻根据这种动态结构，既利用这种结构，又不被裹挟，失去控制，达到与弟子沟通的最大效果，这大概是从另一个层次来理解“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吧。而和孔子经常如切如磋的弟子们怎么评价这种交流的效果呢？“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之，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这是颜回举世无双的歌德体范文，但假如颜回说的真心话呢？

在我们这个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可能会有很多人以为是前者，但我相信颜回是由衷的赞叹。而这些诗性的描述，其实恰恰可以反证我们上面描述的孔子与弟子在问答时展现的时几结构，一种“道”的在场，用祥龙师的话讲，道的缘在。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把孔门问答活动夸张得太吓人了。并不是。问答在古代西方也同样是非常普遍的哲学探索模式。苏格拉底也经常让对话者感到“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但我们可以看到苏格拉底与孔子的谈话方式何其不同，前者是充分对象化的，定域式的，如果讨论美或幸福问题，苏格拉底不论和谁讨论，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一样的；但孔子恰恰相反，和不同的人讨论，结论一定是不同的。

祥龙师对时的重视，让他专门研究了古代兵家的理论，势、变、用间这些概念都丰富了“时”的内涵，最终祥龙师在《周易》里，找到了“时”最根本的缘起。

4 孝对于文明的意义

对“时”这一思想，更为具体同时也更为宝贵的贡献，是祥龙师将其引入了“孝—慈”结构的分析中，唐文明老师说祥龙师在融通西方哲学基础上研究儒学，可能是唯一一个坚持到最后并且形成一系列独创性论说的人，其中最重要的独创性论说，应该就是对于孝的分析了。

因为孝是儒家最重要的特征，因而也就成了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特征，所以要想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能够与其他文明平等对话，不对孝文化做出现代性的说明和转换，所谓复兴和崛起就是空话。而孝—慈所关涉的亲子之爱，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理应成为未来人类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理应由中国这样一个孝文化最为深厚的文明做出这份贡献。

在孝—慈结构中，祖先与后代，共同构成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体的“现象”，亲与子，祖先与后代在养育和侍奉中不断互动、生成和成就，彼此构成。就如柯尔律治所言，没有孩子，男人怎么会成为父亲？这其中也同样有微妙的时机结构。

不仅是在养育与陪伴中充满人格和精神塑造的契机，还包括在出生、庆生、生日、冠礼、婚礼、葬礼、祭祀等仪式化的重要时机，祖先与后代融汇为“家族”，在场的、不在场的个体完成一种相互的创造和生命的相互构成，所谓“三年之丧”“慎终追远”“丧，与其易也，宁戚”。

祥龙师将这个古老的，几乎被新文化运动扫进历史垃圾桶的陈旧之物，重新阐发得如此诗意微妙，激动人心，让人看到了中国哲学所显露的巨大的人类性的价值。

5 哲人之死就是哲人所能抵达的最远的边缘

祥龙师的言讱，作为一种象，一种君子端严修己，学者执着好学之气象，是合乎情理的。

但紧接着，就会有这样一种疑问：哲学家难道都是康德那种城堡式学者吗？马克思不是说过，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么，这句话还曾经是哲学系办公楼一进门时赫然入目的slogan，还有哈道那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些似乎都在与单纯求知式的学者生涯存在一种矫正的要求。

吴飞在前文中说，祥龙师和他哥哥年轻时曾是活跃的红卫兵，干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和后来看似严冷、平静的纯粹学者判若两人。所谓“予生也晚矣”，见到祥龙师时，他已是“退潮的沧海”。

祥龙师年轻时

祥龙师与贺麟先生的合影

但就如鲁迅所说看似风起云涌的地方，其实并无革命，祥龙师大概也如曾经周游列国而不能用世的孔子一样，退而订书讲学。

我所知道的祥龙师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知识，而是通过自己的社会行为来改变世界的事情并不多，大概有两件。

一件是他曾经做过外哲所的主任。我曾经看到过毕业多年的师兄卢某写过一篇回忆录，说祥龙师在所内纷争、无人接手的情况下勉为其难接了这个行政职务。但祥龙师并不善于政治，更不善于斡旋人际斗争，所以这个官做到最后并没有得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善果。

还有一件是祥龙师在千禧年时提出建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观点，作为一个话题，进入了公众视野，一时热议。这也算超出了学者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是以思想改变社会了。

祥龙师的这个观点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灵感，自有其深思熟虑，但一些媒体和文化人要么喜欢望文生义，要么喜欢歪曲原意，把这个话题拿来和自然保护区比照，于是文化保护区就成了强制人生活在落后封建的保留地，而几乎完全掩盖了“自愿社群”的本意。

其实儒家文化区，就其最低程度的形态，和宋庄艺术家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么？何以前者好笑，后者就成了创意产业了？儒家文化区的高级形态，其实也并不匪夷所思。

祥龙师在《中华读书报》的专访中澄清了很多质疑。但其实最有力的理由并没有明说。他提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三种传统，后两种通过寺庙道观的僧道社团得以延续到今天，而儒家传统却被连根刨掉。的确，追溯中国今天的社会现实的形成，我们会发现其开始并没有给中国人以充分的选择，比方说废科举，废私塾，废四书五经，废祠堂，废族谱，废……

试问这些废止都经过“民意”了吗？有没有给一些人，即便他们是少数人，以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如果有，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会看到“衣冠简朴古风存”的儒家村落，而不必建立什么儒家文化保护区了。祥龙师的提议，其实只是对清末、五四以来激进的西化运动、持续百年的废旧立新社会改造工程的一种纠偏。

吴飞老师说，祥龙师在去世前和弟子们在线告别，那是哲学家的天鹅之歌，让人不禁想到苏格拉底的临终前的演说。但祥龙师说：“我做不到像苏格拉底那样（主动赴死），但苏格拉底也没有受这样的身体折磨。”“而今的他，正站在‘悬崖边上’，经历‘死亡的熬炼’，再没有比这更真切的边缘问题了……真真切切的痛苦和折磨没有使他放弃自己的坚持，他到最后时刻仍然在拒绝对象化，仍然靠自己的信仰期待着美好与真实。”

我不想说，哲学的尽头是宗教的开始。但我真的希望，对于哲学家，对于智者而言，现实生命的终结，就会去往一个和古今所有哲人重逢的雅典学院、兜率之天、舞雩之台。

将不会再有一个人的会饮。

《中国国家地理》的单之蔷总编曾和祥龙师同行西藏，留下了一些饶有韵味的照片，名曰《哲学家与云》，暂留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