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作为教育家,他所传授的不重砸某个学科或某一门类专门知识,而是人文化成,是成人的教育。若能以孔子诞辰作为“教师节”,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中华民族尊师重道的传统,更好地发挥儒学文以化人的功能,必将有助于提振民众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助于理顺人心之价值秩序、促成尊重文化的社会风尚。
建国莅民,教学为先。师道尊严,尊师重教。
9月18日上午,在台中市东势文昌庙举行了隆重的祭孔三献礼。由孔子第79代嫡长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至圣孔子基金会会长孔垂长先生担任主祭,在“立法委员”江启臣、市府客委会主委江俊龙等陪同下,向孔子行三献礼。而在台中客家乐活园区运动馆,举行了盛大的“时哉时哉穿越千年孔子与你同行”成人礼敬师礼活动。
在儒家的哲学系统中,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把“教化”这一观念视作与其他观念相并列的一个“术语”。教化是儒学的核心观念,它规定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本质所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意义。因此,既据“教化”来理解儒家哲学的精神本质,同时又借由儒学义理的系统展开来揭示儒家教化观念的思想内涵,乃构成《教化的观念》在论述方式上的···
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
儒学的特点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感召力的基础之上,“为政以德”,以德性为中心;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高度政治认同的基础之上;自由主义是把社会治理建立在法治信仰的基础之上。儒学必须与自由主义大张旗鼓地展开全面对话,这样才能推进儒学在现代世界的发展。
在认同中西学问之间需要相互借鉴和交融的前提下,需要辨明二者之间的区别:西学以满足好奇心、为求知而求知为内在动力,而中学则关注修身养性和解决实际问题;前者是求知传统,后者则是精神信仰传统。学问的不同亦要求不同的学科分类方法。与传统的四库、六艺、七略的学科分类方式不同,西方学科分类体系并不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并···
无端指责香港国安法及呼吁干预香港司法程序,只能是对香港法治与“一国两制”的摧毁,是对香港公共秩序与每个人自由权利的威胁,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正当职责背道而驰。我们确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够明辨是非,采取正确的理解和行动。
首先,早期儒家理解人的存在方式有人为父母生与“人为天生”两种维度,这表明孝与仁两类道德有不同的存在纽带。其次,这就决定了孝与仁在适用空间和能力要求上各具特质,又在道德修养的意义上形成“孝弟为仁之本”的联系。最后,根据这些特质,儒家构想了一种君子行仁义忠信、民庶尽孝慈弟友的秩序理想,反映出一种明确且恰切的公私分际。
盗与宰杀马牛等畜产的行为对象一致,但古今各时期对二者的处罚轻重不等,此缘于不同时期对两种行为之罪恶程度、一般预防必要性等多重因素的不同考量。以“足食足兵”为目标,传统时代对马牛等畜产的保护在表面上是对牲畜的“不忍之心”,实则体现出对人自己的“不忍”。
爱你夹谷对君王,爱你凛然的模样,爱你陈蔡绝口粮,理想仍不放。爱你内心的坚强,打开希望的天窗,爱你和我那么像,丧家狗一样。来吗,值吗,这沉沦的人间。抗吗,抗啊,以最宽柔的刚,致那衰世中的挺立与坚韧,谁说高高在上的才是圣人?
不过蒋庆并不孤单。重新燃起对孔子兴趣的也不仅仅包括政府宣传机构和学术期刊。中国政府的领导者日益接受孔子,针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采取了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前所未有的宽容态度。社会处于不断流动之中,缺乏明确方向的指引,而且如蒋庆所说面临道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没有转向西方,而是在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指引性的···
本文从唐文明先生讨论“天地之心”的三篇文章出发,探讨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天地之心”究竟是否有宗教式的创生含义。《周易·复·彖传》中“复其见天地之心”强调的是生生,《礼记·礼运》中“人者天地之心”强调的是人的主宰意义。朱子哲学中虽有对“天地之心”之主宰义的强调,但天心并非直接生物,而是使万物生,更不会判别善恶,没有目的论和神···
本书主要选辑2020年度发生在儒学领域的重大思想文化热点,既包括学术论文,也包括文化评论,集中反映了中国儒学最新进展,见证中国当代儒家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展示当代儒家的探索性思想成果。本书是反映当代儒家思想进展的连续出版物,直面现实,应时而发,思想深邃,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时代性、代表性、可读性。凡关心···
南宋“中国”认同的建构有三个相关的思想脉络,一是正统论,一是道统论,一是华夷之辨。当我们把正统论、道统论与华夷之辨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南宋“中国”认同并非现代的国族意识,而是给出了一套继承汉朝“大一统”而有所变化的“中国”原理,为新的“大一统”准备了思想条件。
中华法系以其鲜明的特色与合理的内涵,在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稳定、推动社会进步、维系民族团结、助力文化繁荣方面,展示其独到的功能。而中华法系在思想理论层面所展示的中华法律精神,则在中国古代、近代、当代社会秩序构建、社会关系调整方面,始终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龙场至平藩阶段,阳明工夫论的焦点乃是克服支离,使工夫具有切要性。他认为,格物工夫唯有以诚意为统领来实施,才能避免支离之弊,真正克服私欲对心之本体的遮蔽,从而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1520年致良知宗旨的提出,将本体问题凸显出来。本体工夫成为阳明在工夫问题上关注的焦点,由此阳明工夫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孔子“一以贯之”的“一”指什么,历来解释各异,但很少看到此说是在“厄于陈蔡”的情境中提出的。据此把握“一贯”的语境,可知“一”并非某一个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概念,而是指君子行道能始终如一。
我认为今天讲儒学的复兴,还需要从两个最基础性的工作做起,一个是读经,另一个是修身。在这一基础上,慢慢涌现出一批坚定的儒家,儒学的复兴也罢,转化也罢,自然会水到渠成,形成一种新的精神生命和信仰的洪流。
调解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原本就可以助益于儒家无讼观的达致,孔子故里恰恰诉诸送儒下乡,深究其里还可以发现迎儒下乡。送迎互动涵涉儒学渗透论和实践论,凸显着儒学的民间积累型质,蕴含在其间的儒学论说路数,意在借用精英思想的觉悟提升集体无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