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士人之所以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及其历史观,与儒家自身的教化观念有内在联系,但儒家对道与法有自身的判断,西方之道、西方之法与中国之道、中国之法是何关系需要我们对中西文明史作更充分的观察。经学作为在世界观、价值观及社会秩序建构等方面的基本共识,既有时代性的思想文化与制度内容,也有超越于时代而体现中华文···
在教化领域中出现的经史的分化以及子学(百家学或诸子学)的兴起,标志着经-史-子知识谱系的形成。经学或六艺学被视为古之道术的正宗嫡传,而子学作为方术,既是对道术的偏离,又可以上通道术。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学与子学为羽翼的中国知识谱系,既以经的主干性保证了中国学术精神的深层统一性,又向子、史开放而补充经学,从而形成经···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
在我们看来,郭先生的新儒家思想建构和叙述始终遵循两个重要原则:其一,坚持儒学文化的主体性;其二,坚持开放的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型。他的儒学观和儒学思想既彰显了儒学文化的独特价值,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作了一定程度的推进。
心与物的关系,一方面真有主观原则的心,另一方面有客观的物,都是真实的存在,而心能知物,知物所以然之理。心能穷理,格物是不能离于物,面对物而穷其理,而穷理的主词是人,是人心,穷理后则能有知,此为致知,则人心之知做积累工作,做到豁然贯通。
齐鲁文化有四重意义:其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西周到秦统一这一时期齐国与鲁国的文化;其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主要指秦汉到魏晋流行的齐学与鲁学;其三,行政区位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山东文化;其四,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指始于轴心时代,以德为先,以修、齐、治、平为目的,主张礼法并治的治理体系与生活方式。
以道义论、美德论等西方伦理定位儒家伦理往往产生困难,因为儒家伦理在进行道德判断时,需要综合评估动机、结果等因素,不能由单一条件决定儒家伦理系统。然而,关怀伦理学的专注和动机移位却足以说明儒家在进行道德判断时所考虑的复杂因素,由此可以形成有别于以往的儒家伦理系统。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针对大、小两种传统受众的不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讲学活动,既吸引了大量地方普通民众,化导移易了民间社会风俗,也培养了不少科考读书士子,构成了王学地域学派的中坚。贵州既是阳明的“过化”之地,也是他的“施教”之区。而黔中王门学者受阳明心学思想的沾溉,主动践行“知行合一”实践哲学精义,不仅人才群体济济兴···
今天易学研究当从易学经典出发,借助于传统的象数训诂兼义理等方法,重新解读易学经典和已有研究成果,以客观再现易学文本固有之意为导向。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道器关系为出发点,借鉴当代哲学思维方法和学术文化成果及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的易学与现代知识深度融合,重建贯通古今中外思想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息息相关的、新的易学文化···
从吕柟、罗汝芳等所行著名乡约可见,明代乡约在与《大诰》《明会典》结合并落实于地方自治之后,与明太祖圣谕六条融合,针对社会全体,提供了覆盖面更广的道德训练。这对明代国家而言,在地方自治层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明代的乡约虽然延续了北宋《蓝田吕氏乡约》的传统,但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其存在具有更充分的合理性,也符合当时思想···
2022年10月29日,苇杭壬寅“谨”主题年度会讲以线上的方式举办。知名儒家学者张祥平先生、徐迅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先生,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研究员凌友诗女士等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会讲,共同就“谨”之义理基础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专门研讨,并就更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
儒家“善恶报应”论的法理实质,是一种“超验审判”理论:审判的主体是至高的超验实存“天”,审判的依据是最高主宰的“天法”,审判的对象涵盖人间的一切人和事。儒家“善恶报应”论,还具有重要的法秩序构建功能。人心的普遍认同,是“天法秩序”得以建立的心理动因;对“善恶报应”的积极遵守,使得“天法秩序”得以自觉形成;对“善恶报应”的消极违···
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
相比托古改制思想范式,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这一时代性议题建构出涵括中西两大文明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复古维新论”对以秦制为代表的中国治理传统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中国思想的变革思维范式,但同时对西方政教“以商立国”,“教无本源”等利弊得失的分析则清晰体现了传统立国思维的思想···
以“心学”著称的阳明学实则落在了“意”上。“心”的地位看似至高无上乃至无所不包,却并无对“意”的主宰作用。这就使得王阳明的“心外无物”论所表达的“心”与“物”的关系,反倒落在了“意”与“物”上。以“意”与“物”的关系而论,阳明学显然没有处理好万事万物的存在问题。心外何以无物,其用意在于为了让人明白亲不存于事亲之外,王阳明为了达到这···
地方儒学社团一方面应做到“守正”——加强党和政府政策宣讲平台、学术成果转化平台这两大平台建设;另一方面也应做到“创新”——拓展其新的业务增长点,这至少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盘点儒学资源,倡行中式礼俗,开发线上内容,培育美德讲师。
公共伦理生活始终需要人的具身性现象在其中勾连、表达,但是如果没有心体层向身体的跃迁便无法实现在他人一侧的感发效应,从而个体自身还是隐匿在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中。程朱所提供的显仁之法——“公而以人体之则为仁”,从“人体之”的具身的道德实践理解,充分显示了由工夫所构建的身体现象的统一性,及以之奠立公共化的可能。
刘咸炘为弟子们规划选题,批点习作,指示治学法门,弟子也从师说中汲取论学旨趣。刘咸炘与弟子间的授受源流清晰可辨,为认识一百年前尚友书塾内旧式师弟子间的日常学术传承提供了鲜活的材料。罗体基、熊光周、李泽仁、王树梁诸弟子得刘咸炘之衣钵,以“风”“势”论史,上至政风、士风,下至民风、土风皆有发微,足见刘咸炘的“察势观风”已···
“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
西方学者有僧侣血缘,中国学者有士大夫血统,这种血缘和血统都指向学术的神圣性。所谓神圣性,就是一种无限和绝对的追求。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承孔孟的情怀,千百年间一直是定义学术生涯的豪迈之词,它对历代学者确实有巨大的精神引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