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坚硬、坚实且散发着某种铜臭气味的土地上,能否以及如何重建儒家的“理想主义”?这是牟宗三先生念兹在兹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牟先生思想没有过时,牟、唐新儒学也没有过时,我们也应当首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消化牟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荀子公共性思想体现了儒家公共治理的现实性一面。荀子从人的群体性来审视人的存在与发展,他正视人的利欲与差异,为了维护“群”的最大利益,强调通过“先义后利”的选择来保证公共性价值的优先性,主张以“隆礼重法”的方略来促成公共生活的有序与稳定。
陈寅恪“同情之了解”的态度与方法,坚持“思想”比史料更根本的学术信念;金岳霖突出“论理学”与“讲道理”的论证方式,确立了“中国哲学史”中“哲学的”特质。这种“中国的”与“哲学的”双重理路,有益于推动中国哲学本土叙事的深入探讨。
唐君毅立足儒家心性哲学传统,创造性地使用和发挥《易传》中的感通思想,建构了一个涵括中西印基本哲学精神的思想体系。相比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模式,唐君毅的感通形上学具有一个认识论维度,思想上更为饱满。虽然如此,他的论证并不彻底,其思想构架也未超出他所批评的黑格尔主义,由于没有区分开不同层面的感通,其细节处往往失于含···
本文提出中国哲学中的“势”概念作为对“物”之逻辑及“外在因果”的审美化替代方案,并希望借助《易经》来开发一份宇宙论词汇表。基于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自然观,我们可以将“自然”宇宙中的因果理解成具体焦点及其无垠场域的背景或前景,其中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而所有事物又是任何事物的原因。可见,“自然”因果意味着“自己”“自”···
若对“天命之谓性”只是作发生学的理解,则其与“生之谓性”的区别不大,且俱把“天”与“人”物化,不能证成人的宗教性存在,从而不能区分人之性与物之性。只有在“天→命:之谓性”的间架中,人性总是在“天在命令人,而人在接受天命”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这样,人是可倾听与响应天命的天命在身者。
在中国,郡县制政府吸纳孔子文教,形成了文教国家。文教支持政治权力,故政府拥有道德正当性和政治自主性,实现直接统治,构建民众的国民身份认同。沿此历史路径展开的现代国家构建进程,定型于强化版文教国家。以直接统治、国民认同两个尺度衡量,中国式文教国家形态优于西方式民族国家和自由主义国家形态。
自王阳明去世之后的中晚明至清代初期,阳明学派内部催生出两个密切相关的新发展方向:气学和经史之学(礼法之学)。新方向提出了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问题:心(良知)与气、良知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则是心与物的关系问题。
“祝告先圣”这一礼仪行为,涉及朱熹的三个基本信念:祭祀、祈祷与先圣。朱熹相信,祭祀是与祭祀对象的真实“感通”,祈祷是安顿自身情感并“悔过迁善”的精神活动,先圣则是道学事业的神圣“原型”。“祝告先圣”是朱熹遭遇“先圣之灵”的当下时刻,会在对自身的反省和观照中实现生命的超越和转化,具有深刻的精神性意涵。
儒教说的成立除开功能考察描述,还需对其内部神学系统给出交代说明,因此,对“孔教之本”《中庸》的阐释无疑变得十分重要和关键。文章认为《中庸》是从属于《易传》的天人之学系统,以“天命之谓性”为前提,以“慎独”为起点,以“致中和”为原则,以“成己成物”为内容,以参赞化育为目标。由于朱子对《中庸》的心性论改造影响巨大,文章将自···
现代人对大自然欠下了太多的孽债,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譬如全球的天气,今年竟然热成了这个非人的样子。现代人不断通过返回自然的方式,重新去反思,去还这个债、赎这个罪、消这个孽,去见天地之心,神明之容,十里河滩与孔学堂就是一个“返自然”的正果,这是一个当代绝大的艺术品,极美又极富思想内涵。
汉惠帝时期,桂阳神医苏耽化鹤升天的事件引发广泛影响。首先,彼时与后代对苏耽生平史实及神话记述的书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对二者进行对照分析足以发现其中历史事件和传说故事间的内在张力与外在矛盾。其次,苏耽之生平记述之生卒年月、身世渊源、故里籍贯等方面尚且值得细致考究。再次,苏耽之生平事迹与神话传说彰显了敬老···
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中评介了三十余部史学名著,从先秦到明清,为读者展示了中国治史修史之途。书中对中国史学史上“记言”与“记事”的分别有深入阐述。本文以此作为视点,梳理、辨析记言与记事在历代分与合的流转变迁,进一步分析、探讨史学与政治间相生相克的独特关系。
“地埶”之“埶”字有“势”和“蓺”两种理解。但势为名词,不仅无法与地组合成与“天行”类似的句子以表达相应意义,并且将句子主语由与天相对之地这一坤卦所像之象转换成了地之形势,遂使坤卦顺天之生而来的地之成这一功能意义失去了着落。埶当作蓺(艺)解,培植、使生长发育之意。“地埶,顺”即“大地含弘光大发育万物,顺承上天”。此解文从字···
父亲过早的离世确实是很遗憾的事,因为他是如此地热爱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想,面对死亡的过程对于他也同样是一场哲学体验,其丰富性与思维深度甚至可能超出他之前的一切体验。父亲最终离世时非常安详,或许真的是悟出什么了吧。
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重要变量是台湾社会自身的变化和相向而行。两岸和平统一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事业。“台独”危害性和美国干预的危险性在此次“裴洛西风波”中暴露无疑,而解放军环台军演及国际社会的多数共识构成对台湾社会的严格刺激和政治警醒:谋独邪路,倚美无望,统一才是正道。
王阳明对于“气”之善恶的考察基于两重维度:一方面,本体为即存有即活动者,具有实现自身的能动力量,“流行为气”,气为本体的流行实现过程,具有先天性、灵明性、条理性等特征,阳明分别以“性”、“心”、“理”规定之,故而,性气、心气、理气之间一体不二;另一方面,“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人之意气发动,或随顺或违逆于本体的流行,···
2022年7月27日,正值张祥龙教授的“七七”,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于北京文津国际酒店为已故北京大学哲学系张祥龙教授举办追思会。来自全国各地近百位学者同仁与张祥龙教授的家属共同追思张祥龙教授。
唐文明教授并没有止步于对于思想史的刻画,又同时从儒家视域出发,主张人伦的规范性重构,突出教化在国家建构上的重要性,探索了人伦教化对现代社会的意义。其力图实现的是社会状况从“彝伦攸斁”重新转向“彝伦攸叙”。正因为此种研究意图和努力,唐文明教授在本书中重新刻画了康有为,探索了儒家叙事对于近现代思想史描述的可能性,进而···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于其心性论,一言以蔽之曰王道。以政治之实事言之,统治者、被统治者与统治之法度,乃是政治所涉及的三个基本向度。以王道作为论述主题,其视角是在统治者一方。而王道思想中,又以“民为贵”为一大宗旨,因此,以民本论刻画孟子的政治思想,实属当然,而其视角则是在被统治者一方。后一视角为现代学者惯常采用,实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