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观念体现了部分当代学者对中国哲学“底本”的一种更切近的把握。然而,“生生”哲学主要侧重于古今问题,由近代“名学”发展所彰显的中西问题同样重要。进而言之,不管从中西两种哲学形态的比较,中国古代哲人对“底本”的体贴,亦或从“形名相耦”的汉语言哲学思维特点来看,“生生”都无法脱离“名名”问题。
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 等11个优秀传播项目入选“国学活化计划”。继入选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国家互联网办公室指导成立并主管)2016年度“十大国学网站”,敦和基金会2017“种子基金计划”, 这次入选凤凰网“国学活化计划···
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
《三体》未必是反传统和反人文的,吾人讲传统与人文,也不意味着反《三体》。相反,《三体》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传统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开阔视野、辩证批判、激活思想大有裨益。只是,看完《三体》,对人类的前途不免感到悲观;不忘儒学,或许能让人恢复一点乐观,至少多一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
赵文本身也存在着“模仿复制”疑案,不免减损了质疑中国哲学身份的力量。在哲学主导之下的理学研究,正是各种思想派别或方法的演练场,虽不无启发,却往往失大于得。对哲学抱有的任何预期,都可能意味着从一开始就与经学或理学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若转换为理学何以为理学的问题,避免受任何哲学的预期形态干扰,才有可能摆脱身份的困扰。
要克服社会之道德分歧,达至普遍之道德共识,不能依恩氏所言之讲理说服,只能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而儒家之普遍性社会教化、自发性礼治秩序、伦理性法律体系与夫道德性政治权力,正是依道德力量之柔性驱使以达成社会道德共识之中国途径也!
但一件事情的处理,并不能仅仅以舆情为判准,审慎地理清某一事件应当依据的“正义”原则,依此“正义”原则处理具体事件,营造怎样的社会氛围很重要。在我看来,这件事本身不大,但背后所体现的“师道尊严”,兹事体大。“师道尊严”,需要为师者的自尊、自重,也需要社会环境对于为师者的自尊、自重的护持。否则,我们将继续承受“师道尊严”被···
刘海波先生对儒家传统保持着兴趣与认同,强调延安与莫斯科的分离,提出了先进性团体政治和“延安体系”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对儒家优良传统有所吸收,明确提出“马克思诸子化”和以古典心智重新发现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教育需要适应此快捷的、技术化的时代,但教育的根本乃是育人,育人的根本在于育心,育心的根本在于文化的传承,亦即以文化人。今日教育在适应时代特征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时代,以人的整全发展来引领时代。这意味着经典研读在今天,甚至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道德之心创生道德存有,本质是以道德之心影响天地万物,既如此,其对象即已经脱离了“物之在其自己”的身份,无论如何不能称为“物自身”。天地万物受到道德之心的影响便有了道德之相,这种道德之相即为“善相”,与之相应,两层存有应是“善相”的存有和“识相”的存有,而不应是“物自身”的存有和“现相”的存有。
在人性论上,从“理即气之理”的原则出发,罗钦顺对“气与性一物”与“性即理”均持赞同态度。以阶段性论性,意味着孟子性善论适用于一气浑沦的理一阶段,荀子性恶论对应于成形之后的分殊阶段。因成形不可避免,故应就着现实的人性为善去恶,“复性”模式被摒弃。
1俞荣根《礼法中国:重新认识中华法系》2倪培民《儒家功夫哲学论》3周炽成《荀子性朴论新探》4方朝晖《治道:概念·意义》5彭国翔《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6宋立林《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7陈乔见《义的谱系:中国古代的正义与公共传统》8毛朝晖《唐文治与学堂经学的改革》9何益鑫《成性存存:孔门成德之学的演进》10陈···
儒家“传道”之义,肇端自孔子,孟子据此提出了自己的圣道传承论。此圣道传承,包括“道”“学”两面的统一。在传道的谱系中,“闻而知之”的圣人,以内在性的倾听独知天道,凸显了“道”的超越性意义;“见而知之”的贤人,将圣人得自于天的创作落实为制度典常,凸显了“道”的实践品格。此“道”既有理性人文义的开显,亦保有个体证会独知的超越性意···
从内在的结构看,心、情、性融合于心,所谓“心统性情”,便侧重于三者的内在关联;就心、情、性本身的起源与衍化而言,其变迁又关乎性命之学。“天命之谓性”以天之所命的形上形式规定了意识的内在可能,那么,兼含必然与偶然的“命”,则构成了成性或成心(意识和精神形态的发展)工夫展开的多样条件。以“命”为根据和条件的工夫过程,最终···
从人性发展看,孔子的“成圣”之道,展现为一个由生理、情感、理性,再到觉性的自然流程,道德理性(非觉性)又是此流程中的关键之关键。这里所谓的“道德理性”,主要指理性层面的伦理需求,是依靠“仁义”的力量“修己以安人”。该理性的特色,在于其有着浓重的情感因素,它统摄了情与理、利与义、仁与礼、仁与智等人性侧面,构成了一复杂的···
康有为将宪法演进置于《春秋》公羊学“大一统”理论框架中,依“元-天-君-民”关系而建构。他认为,天道由“元”的生发而确立,仁爱万物而非一僵硬教条。人性兼有善恶两面,须由以宪法为首要内容的善法良制不断加以提升完善。此宪法制度之主体,以君民关系为核心内容。
当儒学想要承担起中国文明之重建的任务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这样的文明试图通过现实的政治社会秩序塑造的是何种人性,这也是传统儒家对“教化”的重视。对近二百年的近代中国之考察也需要深入到这样的层面才能够将儒学置于文明的根基,并以此明确现实的任务,而非某种现实的利益需要。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能永远不干。《原道》产生于北京的风云际会,最终回归千年学府接续道南正脉,总感觉冥冥中若有定数。那就默会心领,轻吟祝愿吧: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首先做到物质丰富,其次做到礼乐周备,最后做到心体灵明。有此三条,也许年味不会太淡薄,人生也不会毫无滋味吧!
与“学之大小”的思想结构相应,朱子在工夫上先后将“大学”“小学”分判为“格物”与“主敬”;与此同时,朱子编撰《小学》,注释、序定《大学》,重塑了以“小学”“大学”为基础的教化体系:以“礼乐射御书数”入“小学”,以“大人之学”阐释“大学”,强调了人皆可以“学为圣人”的平等性,又构建了高下有分的德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