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与孔子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文史天地》2023年第11期

晏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但晏子略早，孔子之在世时间为公元前551年—前479年，殆无争论矣，但晏子之生卒年却不太清楚。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附有“诸子生卒年世约数”，但没有载晏子之生卒年，然却有一篇《晏婴卒年考》，我们由此可概推晏子之生卒年。依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三十五，因季平子之乱适齐，钱穆考证，此时晏子已年逾七十矣。若孔子出生在公元前551年，则孔子三十五岁适齐那年当在公元前517年，而此时晏子若已七十岁，则晏子当出生在公元前586年左右。又，钱穆认为晏子寿八十，且在齐景公四十二年即公元前506年应已经去世。由此，晏子之在世年代当为公元前586年—前506年，这个结论，虽不中或亦不远矣。

晏子是贤相，孔子更是圣人。在春秋之乱世，晏子在齐国，以政治上高超之品行与智慧维护着齐国之强大；孔子在鲁国乃至诸侯列国，以其高远的政治理想期以用世，可谓时代之双臂，世间之铎音也。

一、晏子与孔子之交往及其相互间的评价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齐景公与晏子到鲁国，齐景公曾亲自向孔子请教，晏子作为齐国重臣，当时应在列，这可能是晏子与孔子的首次见面，但也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交往且印象不深。五年后，即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平子因斗鸡而得罪昭公，昭公率师攻季平子，季平子联合孟孙氏、叔孙氏反攻昭公，昭公败而之齐，鲁乱，孔子之齐，为高昭子家臣。孔子在齐国凡三年，即从公元前517年—前515年，应该做过不少的事，他曾与齐国太师讨论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也曾答齐景公问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在齐作为外臣，应该与作为齐国重臣的晏子有过不少的交往。但最初孔子不大了解晏子之为人，不太想与之来往：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见君不见其从政者，可乎？”仲尼曰：“吾闻晏子事三君而顺焉，吾疑其为人。”晏子闻之，曰：“婴则齐之世民也，不维其行，不识其过，不能自立也。婴闻之，有幸见爱，无幸见恶，诽誉为类，声响相应，见行而从之者也。婴闻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顺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顺焉。今未见婴之行，而非其顺也？婴闻之，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孔子拔树削迹，不自以为辱；穷陈蔡，不自以为约。非人不得其故，是犹泽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网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贵之，今吾望儒而疑之。”仲尼闻之，曰：“语有之，言发于尔，不可止于远也；行存于身，不可掩于众也。吾窃议晏子而不中夫人之过，吾罪几矣！丘闻君子过人以为友，不及人以为师。今丘失言于夫子，夫子讥之，是吾师也。”因宰我而谢焉，然仲尼见之。（《晏子春秋》卷八第四）

这段话是否是历史之事实，值得探讨。孔子拔树削迹，厄于陈蔡，俱是周游列国之事，而周游路线中，齐国不在其列，说明孔子只是这一次到过齐国，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了。这表明孔子之上述言论乃周游列国之前，而拔树削迹、厄于陈蔡并没有发生；同时，据清人编写之《大成通志·先贤列传》载：宰我少孔子二十九岁，则孔子三十五岁时，宰我只有六岁左右，应该不太可能“因宰我而谢焉”。可见，这一则史料可能有问题，但类似的记载在《晏子春秋》中多次出现，殆非全无据也，且从《论语·公冶长》载孔子之言“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来看，可能孔子对晏子确实最初感觉不太好，乃至有过误会。从《晏子春秋》看，晏子的个人品行是很高洁的，孔子通过长久之交往以后改变了最初的看法，且对之倍加尊敬。《孔子家语·六本》载孔子之言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贤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穷。”此表示晏子可以作为良师益友。又，同书《辩政》载孔子之言曰：“晏子于君为忠臣，于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此表示晏子的品行足以令人向其施诸敬意。晏子作为齐国之重臣，其讽谏齐国君王的各种行为，孔子听到以后，都能给予正面的评价与夸赞：

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晏子春秋》卷二第五）

这是说晏子善于为臣子，总是把荣誉给予君主，而错误归于自己。晏子私见君主的时候，能够直言君主的过错，但出来以后高扬君主之德义，即使侍奉下等君主，也能使其垂衣裳而国治。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极高的。

当然，孔子认为晏子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足。我们知道，晏子个人的生活极其节俭，但孔子认为，晏子作为朝臣之首，这种过于节俭的生活可能会使他的下僚难堪。《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载：

子贡问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俭。与其俱失也，二者孰贤？”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纮，旅树而反玷，山节藻梲，贤大夫也，而难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贤大夫也，而难为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管仲与晏子俱是齐国不同时期的宰相，都是贤大夫，但在个人生活上却差异很大，管仲生活奢华，而晏子生活简朴，孔子认为俱不可取，因为管仲使上位的君主难堪，而晏子使下位之僚属难堪。孔子的意思是作为群僚表率之宰相，在个人生活上要适中，不能僭越，亦不可逼上。不过，孔子认为，这些都是小问题：

仲尼闻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废；君子之非，贤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谓欤！”（《晏子春秋》卷二第二十一）

晏子在节俭问题上虑之欠佳，但节俭作为一种个人品格，绝非坏事，故晏子之无意“难为下”可谓君子之不周，非小人之恶也。在《晏子春秋》里还记载了一些孔子对于晏子之夸赞，如：“不法之礼（礼变而从时），维晏子为能行之。”（《晏子春秋》卷五第二十一）“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卷七第二十七）

相对于孔子对晏子赞赏有加，晏子对孔子的评价则不太高，尽管晏子对于孔子也有某方面之赞赏：

景公问晏子曰：“吾欲善治齐国之政，以干霸王之诸侯。”晏子作色对曰：“官未具也。臣数以闻，而君不肯听也。故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侍；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霣坠下民者众矣，未有能士敢以闻者。臣故曰官未具也。”（《晏子春秋》卷三第六）

晏子这是从侧面夸赞孔子为什么能做得好呢？就是因为孔子身边有时常可以匡正过失的人在，也委婉地批评了齐景公，应该让有辅弼之才的人为官。但晏子对孔子的整体评价并不高：

景公出田，寒，故以为浑，犹顾而问晏子曰：“若人之众，则有孔子焉乎？”晏子对曰：“有孔子焉。若问有无舜焉，则婴不识。”公曰：“孔子之不逮舜为矣，曷为‘有孔子焉。若问有无舜焉，则婴不识’？”晏子对曰：“是乃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节者也，处民之中，其识不能过之，况乎处君子中乎。舜者，处民之中，则自齐乎士；处君子之中，则齐乎君子；上与圣人，则固圣人之林也。此乃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晏子春秋》卷八第五）

齐景公出游田猎，人群甚众，故问晏子人群中是否有孔子这样的人，晏子回答说：像孔子这样的人一定有，但若要问有没有像舜这样的人，我还没有看到。晏子的意思是，孔子与舜相差甚远，舜是圣人之林，但孔子只是行一节之人，即使处在众人之中，孔子的才能也未必突出，何况处在君子之中呢？而舜则不同，出乎民之类，拔乎士君子之萃，可谓圣人也。尽管如此，齐景公不别人之问而特以孔子为问，说明当时孔子之名声已响彻天下矣。孔子小晏子三十多岁，晏子当以后生小子视孔子，且孔子以后之作为及其之于中国文化之影响晏子俱未看到，故晏子之上述看法亦自可理解也。

晏子使楚

二、晏子与孔子之区别

孔子是鲁国的大贤，晏子是齐国的贤相，但孔子在鲁国并没有被重用，尽管也做过几任长官，而晏子却得到了齐国三代君主之器重，且一直高居相位。可见，二人的政治遭遇迥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晏子的实际政治作为与影响远远超过了孔子。但为什么晏子在历史上的影响却不能望孔子之项背呢？由此，我们进一步来说说晏子与孔子的区别。

晏子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的很多思想与行为影响了齐国当时的政治，他的优长在这里，但他的限制也在这里。正因为晏子是一个颇得君主重用的政治家，于是，他的眼光就局限在政治领域，乃至是齐国自身的利益，而很难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思考政治自身的问题。

仲尼相鲁，景公患之，谓晏子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孔子相鲁若何？”晏子对曰：“君其勿忧。彼鲁君，弱主也；孔子，圣相也。君不如阴重孔子，设以相齐，孔子强谏而不听，必骄鲁而有齐，君勿纳也。夫绝于鲁，无主于齐，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鲁之齐，景公不纳，故困于陈蔡之间。（《晏子春秋》卷八第六）

为了使鲁国不至于对齐国构成威胁，以这种阴险小人之方法使孔子受困而不能重用，可谓有失一个纯正政治家的风范，且有损自家之德行。这与孔子的胸怀可谓相隔天壤：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告诉齐景公，秦穆公之所以能使偏远的秦国称霸，就是敢于启用百里奚这样的人才，这是暗示景公当举拔贤能。孔子没有因为要照顾到鲁国的利益而告知齐国以偏邪之道，继而削弱齐国。孔子之周游列国，乃以天下之情怀而欲行政治自身之道（即王道），非像晏子那样以一国之强大为务也。

正因为晏子是一个太过现实的政治家，因此，他便不能理解孔子所崇尚的礼乐文化所代表的教化意义。

仲尼之齐，见景公，景公说之，欲封之以尔稽，以告晏子，晏子对曰：“不可。彼浩裾自顺，不可以教下；好乐缓于民，不可使亲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职；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难者在内，而儒者无其外，故异于服，勉于容，不可以道众而驯百姓。自大贤之灭，周室之卑也，威仪加多而民行滋薄；声乐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声乐以侈世，饰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以仪世，劳思不可以补民，兼寿不能殚其教，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导民。今欲封之，以移齐国之俗，非所以导众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礼而留其封，敬见不问其道，仲尼乃行。（《晏子春秋》卷八第一）

晏子以为，孔子所代表的礼乐文化不但繁文缛节，不易于教化百姓，且造成极大的浪费，“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他的这些观点，貌似墨家。所以，很多人把晏子归于墨家。实际上，晏子的上述观点尽管与墨家相似，但晏子自身并不是墨家。晏子乃基于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的眼光才说出那些话的，他乃是从自身的节俭出发来反对礼乐之繁琐、厚葬、久丧等儒家习俗的，这就显得较为浅薄。晏子由此而反对齐景公赐封地给孔子进行政治试验，孔子亦不得不去齐反鲁，因为晏子这段话以后，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彻底改变了。尽管晏子是一位贤相，但却只就具体的事自身发言，很少考虑文化对于一般百姓的性情养成之关系。晏子自身的行为足以为世人楷模，但他也只是希望以这种方式，而不能在文化上所有建树。因此，《晏子春秋》尽管有八卷，但所载都是单个事件的讽谏、劝诫与教诲，而学理上鲜有阐发。晏子始终只是“事”的精神，而无“理”与“学”的精神，故晏子虽位高权重，但却无人传承其学与精神。晏子死后，齐国很快发生了弑君之乱。这些都与晏子没有培养后学有关。我们反观孔子。孔子虽然未被鲁君重用，乃至没有被列国之君王看重，但孔子一直注意文化的传承，在孔子看来，文化的传承比纯粹的政治作为更重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上面两句话深刻地说明了孔子认为文化学术重于政治作为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生注重辟坛讲学，开园授徒。中国的文化精神传统赖孔子之整理与传授得以流传，既而影响政治。其弟子有的甚至成为帝王师，如子夏之于魏文侯。孔子死后，其弟子传承其学，终至蔚为大观，成为华夏文化之主体精神。时人正是从文化上看孔子之业绩的：

夫子适周见苌弘。……刘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诸侯力争。孔丘布衣，圣将安施？”苌弘曰：“尧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坠，礼乐崩丧，亦正其统纪而已矣。”既而夫子闻之，曰：“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也。”（《孔丛子·嘉言》）

“圣”不一定要在时政上有所作为，正道统、开人文以待后世，其意义无疑更大。这是孔子与晏子最大的不同所在，也是孔子超越晏子的精神所在。孟子与其门人公孙丑曾有一段对话：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所以不高看管仲与晏子，就是因为他们是纯粹的政治家，而他之所以要私淑孔子为弟子，就是因为孔子的精神代表了文化理想。荀子曰：“晏子，功用之臣也。”荀子认为晏子连子产、管仲都不及，而管仲也不过是“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荀子·大略》）之野人。可见，荀子对晏子的评价是比较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些话在《晏子春秋》中绝无所见，两相计较，不可同日语也，尽管晏子是了不起的政治家。

孔子给弟子们授课

三、从晏子与孔子在后世之不同影响看文化传承之重要性

晏子在当时是杰出的政治家，尽管孔子之名声其时亦非小也，但作为晏子之后辈小生，晏子未必能正视与推知孔子之作为及其意义，故其小看孔子亦宜也。晏子以其高洁孤忠之情怀竭力辅佐齐国三代君王，可谓臣子之冠冕也。然晏子一生无著述说其治，亦无门人传其学，其生命终结，其政治事业亦随之已矣。无著述、无门人，说明晏子并无政治理想以期传之后世，只有“事”之究竟，而无“理”与“学”之发越，以此较之孔子，可谓霄壤云泥也。孔子游列国，说诸侯，不务一国一事，欲以高远之理想平治天下；讲道德，授门徒，不究一时一世，欲以永恒之人道弘扬文化；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最后蔚为吾华夏文明之集大成者；善恶因之而判，人禽由此而辨，“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岂虚美也哉？！由是观之，人生在世固当有所作为，然作为不当仅限于“事”之精神，须至于“理”与“学”之高度，以传承人道与文化。程子曰：“泰山虽高矣，绝顶之外，无预乎山也。唐虞事业,自尧舜观之，亦犹一点浮云过于太虚耳。”（《二程粹言·圣贤》）无论事业多么伟大，亦不过浮云过太虚耳，唯道统与文化之传承才能历久弥新、高明悠远也。

太史公之赞晏子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此不过为其德行人格所感动耳。然其赞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当世之事业，固遭险阻而有限，然其文化之流泽，岂止传十余世，必至千万世矣。古人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嘻，知道之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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