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学问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赐稿

对学问一知半解的人，才会认为有所谓纯粹的学问，而与生命、性情、教养、德行和信仰无与，更美其名曰：客观、科学。而对学问有真切彻悟的人（就学问之根本精神而言，非就具体之学问系统而言，具体之学问系统，无人敢言彻悟），则一定认为，任何学问都有神性，是上帝的作品。由是，《礼记·孔子闲居》谓：“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载神气，神气风霆，风霆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故真正的学问必成“教”。“教”者，教化、教养乃至宗教之谓也。

实际上，一往而平铺的“事”的精神，曰其客观、科学，似乎纯粹、爽朗而无杂，实则根本不能成学问。就哲学而言，休谟可谓是彻底的经验主义者，其学问亦可谓是一体平铺的“事”的精神。故他不承认因果律，只承认单个的印象，由此，世界只存在原子般的经验或事实，并无“关系”。这样，世界则根本松散而不可解，故学界谓休谟为不可知论者。其所以不可知，乃在其背后之根本精神为一体平铺的“事”的精神。然休谟终于没有止于世界之不可解，他欲救住“关系”而求世界之可解。他之救住“关系”也，乃是化“关系”为心理习惯之联想。此种论说“关系”之理路是否谛当，是另一问题。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休谟知一体平铺的“事”的精神终不能成学问，故收束回来而求心理习惯之联想，此即是由客体而回溯主体，学问始成。康得则明言，若我们只着眼于现象界而一体平铺地思索勾勒，则横生幻象，根本不能完成学问之极功，故必须收束回来正视主体之实践理性，方能开学问之大道。此般情形，一言以蔽之，曰：纯粹之科学世界必上帝隐退，给人以不安稳感。以是大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并不以力学定律和相对论为学问之极功，而必求之于宗教。而宗教乃关乎生命、性情、教养与德行，总之，乃主体之事。故孟夫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信不误也。

现在的学问皆是追索的、求证的，故重故实、尊史料，而全然不知于生命中求其义理之安立与夫价值之开显。虽美其名曰“求真”，然其“真”也，只依故实、史料之多寡，故重而浊，而不能虚而灵。由是，终于阻滞疏宕灵活之生气，闷而不得出。故其“真”也，只成术数之小家相，而不是“与天地合其德”之圣贤气象。此种重故实、尊史料之精神，若依康得的说法，只是历史的知识，而不是理性的知识。所谓历史的知识，就是人犹如一储水缸，外在的故实与史料往里注入。人之“知”也，实只是储藏。迨及运用之时，尽管一个人可能对相关之原理、界说和证明如数家珍。但他却不知道一个定义是来自何处，甚至在有争论时，亦不知道到何处去取得另一定义或概念，则他所拥有的决不超出所储藏的知识自身。因为所拥有的是别人给予他的，是模仿地构造学问，而模仿不是生产能力。有价值的学问，岂能由此而开出。依康得，人类所有的知识皆是理性自身的本性向自己提出的，这样，在理性的统治下，我们的一般知识决不允许构成什么梦幻曲，而必须构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惟有在此系统中这些知识才能支援和促进理性的根本目的。故一切的知识与学问皆必须是理性的，而不是历史的。此即意谓：学问必须由故实与史料洞开一个理性生命之领域。此领域也，向下则统领松散无根的故实与史料，向上则开启价值之源。由此，学问不至于因故实与史料之重浊而委蛇散漫，实可调适而上遂也。由理性生命领域之洞开，则学问有四义可说：一曰学；二曰养；三曰信；四曰行。

“学”第一。夫子曰：“下学而上达。”既曰“下学”，则见学为学问之基本工夫，然虽是基本工夫，亦极重要。故夫子说他“十有五而志于学”，并自警曰：“黙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又载其“入大庙，每事问”。可见，孔子确实作了笃实的“下学”工夫，不然何能删定“六经”，以立中国文化之原始典范。“下学”就是以客观的义理纲维撑开生命，使生命不只是一抹虚灵。故夫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由此，生命资故实史料以博厚笃实，资义理纲维以高明悠远。是以夫子又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故故实史料于学问并非无意义，但只可视为主体生命之客观化，而不可一体平铺地视之，而全然不知有生命精神鼓舞其后。吾人虽可暂时忘记其背后之生命精神，而纯粹客观地视之，但此只是精神辨证开显之一步必要之坎陷。然坎陷终须跃起，至一念提撕，迹本兼得也。此即是“下学而上达”。“下学”，迹也；“上达”，本也。中间一“而”字，由此，吾人可至学问之第二义。

“养”第二。“下学而上达”乃学问之全部历程，“下学”，其始也；“上达”，其终也。然“而”之一字，不可轻忽漏过。平常以“而”乃一虚字，意义不大，实则不如此简单。“下学”以至于“上达”，不是学问程度之升进，乃是异质的豁然开朗以见“道”。既如此，则必有联接相异二质之通道或媒介，此“而”之一字，乃此通道或媒介也。故“而”不只是一虚字，实有一大段学问工夫在，此一大段学问工夫即“养”也。“下学而上达”中间之“而”字，实须解为“养”。此非训诂问题，乃学问历程之体悟问题。现在之所以世风日下，乃在于只讲“学”，不讲“养”。而原夫吾华族文化生命精神，非如此也。夫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此“学”、“养”并重。刘彦和论文亦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是亦“学”、“养”并重也。而韩退之《答李翊书》云：“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游之乎诗书之源”乃“下学”，“行之乎仁义之途”乃为“上达”必由之通道，是此则尤见“养”乃通道或媒介之说不误也。苟能得其“养”，则可言学问之第三义。

“信”第三。学问由“养”而必至能“信”，无“养”则必无“信”。故康得曰：“在道德上无信仰的人，不承认那虽不可能知之，但假定它在道德上却必要的东西。这类不信总是归咎于缺乏道德兴趣。人的道德意念越是伟大，他对于一切从道德兴趣出发，在实践的必然意图上所承认和感到非假定不可的一切事物的信仰，就越是坚定和有生气。”此则可知，不“信”皆无“养”之过也。现在的人多诵读文字，传播知识，而文字后之精神底蕴则根本不信，是此则多流于干瘪的说教而无动人教化之风力。要之皆因无来自生命底层之“信”也。学问无生命之承接，不但不能上达，于客观之义理亦根本茫然，故终是无谓混沌的“下学”。一切皆可有可无，虚幻无力。故学必至于“信”。西方基督教路德派倡“因信称义”，即知“信”为不可少也。学至于能“信”，则必至于能“行”。此则可言学问之第四义也。

“行”第四。“下学”本是无限之历程，更何况中间一“而”字，故“学”之历程无有底止，“养”之历程亦无有底止。以是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之生命有限，而学问历程无限。由是，真正能“下学而上达”者鲜矣，故“真正仲尼临终不免叹口气”。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既如此，则吾人如何为“学”？此须如此解：所谓“上达”即生命至于“仁”之“吉祥止止”的洞明境界，此即是《中庸》所云之“率性”、“修道”也。然“率性”、“修道”不只是“养”，更是“行”。由此，“上达”之高明博远转化为“行”之真切笃实。夫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中庸》曰：“力行近乎仁。”皆此意也。而《论语》所谓“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则尤见此意不误也。“学”不至于“行”，皆吠声吠影，乃不见“道”之谰言。故庄子曰：“学而不能行谓之病”。夫阳明子曰：“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合一”方可成学问之极功，信矣夫！

知此四义，则必没有无神性的学问，而黑格尔谓：“‘景象万千，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是‘精神’的发展和实现的过程——这是真正的辩神论，真正在历史上证实了上帝，只有这一种认识才能够使精神和世界历史同现实相调和——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是说信不妄也。明乎此，当知为学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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