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的三大学脉

作者：孔筱龙

来源：“汉学研究网”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十月初七日辛巳

          耶稣2023年11月19日

吴派和皖派，这是自近代以来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对汉学学派的划分，后来又有扬派和浙派。但当时人并不这么分。

光绪十一年，金陵学人汪士铎为仪征学人刘毓崧《通义堂文集》作序曰：“嘉定、高邮、金坛，咸树旗鼓、築壁垒以相雄杰。”（见《通义堂文集》卷首，求恕斋丛书本）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壁垒”。它不是相对于宋学的汉学壁垒，而是汉学内部的壁垒。

汪士铎原序是这样说的：“……我朝乾嘉以来，揅经餽史，方聞之彦，必推江南。惠戴以六書倡導後進。海內嚮風，殯前弇陋、闇洨之無謂也，雲集枹應。嘉定、高郵、金壇，咸樹旗鼓，築壁壘以相雄傑。阮太傅摉精掇華，輯為一書，曰《經籍籑詁》，郁郁彬彬，蔑以加矣。顧吾思之，昔祭酒十有四冊，非公乘何以上聞？越至於今，紅豆三世濟美、少詹、文簡，子弟景行；又如艮庭，賴有鐵君，非灼驗耶？余同年儀征劉君伯山，沈潛敏銳，同人望而卻步，上承孟瞻年丈之庭誥，下牖諸郎恭甫四子之義方，蓋惠氏、王氏之續也。伯山歸道山，恭甫惜不中壽，余歎青溪老屋，弦歌或輟矣。豈意良甫昆季竟克較刊君《通義堂文集》壽世哉？召陵之表章南閣，千載一軌也。伯山為學，務在推類通達，問一得三，其曼衍灝瀚，若渤海上潮，雲霞煥爛，魚龍百族，出沒變化，觀者神眩目迷，莫能辨方。旁引泲漯淮河江沔，颿檣四達，非徒窮一水之源委而已也。……”

此序稍用古語，略加说明如下：嚮風，歸依、仰慕也；弇陋，見識淺陋也；闇洨，即闇于洨長，指不通《說文》也；郁郁彬彬，文質兼備也；祭酒指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公乘指許慎之子許沖。後面的召陵亦代指許沖，南閣指許慎，事見《說文解字》卷十五下。濟美，在前人基礎上發揚光大也；灼驗，即灼然之明驗。灼然，明顯貌；牖，道也，導也（《诗·大雅》“天之牖民”。《传》曰：“牖，道也”）；壽世，造福世人也；颿檣，帆船也。良甫，刘贵曾也，刘毓崧次子。

此序开始言六书，即六种造字方法，后言三脉——嘉定、高邮、金坛，再言《经籍籑诂》，则三脉早出于《经籍籑诂》之前，是谓汉学之独立发生点。《经籍籑诂》成书于1798年，共一百零六卷，按平水韵分部，每一韵为一卷，“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该书有钱大昕序、王引之序（阮元请此二人作序，故必知当时汉学重镇所在，即所谓壁垒也），而总纂臧镛堂适为段玉裁弟子（见段玉裁《臧孝子传》，〔经韵楼集〕卷九），故可谓三脉齐汇。

既然是三个汉学的独立发生点，其观点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以说文为例，先看其流衍。

嘉定——钱大昕。钱氏虽无专门的说文学著作，但其后学很多，且钱大昕治《说文》的成绩可从其文集笔记中看到，后人辑为《潜研堂说文答问》6卷，又有《潜研堂说文答问疏证》（薛传均）《广潜研堂说文答问疏证》（承培元）之作。钱氏子弟后学则有：

钱大昭（《说文统释》60卷、《说文新补新附考证》1卷、《说文分类榷失》6卷）

钱坫（《十经文字通正书》14卷、《说文解字斠诠》14卷）

钱侗（《说文音韵表》5卷）

钱师慎（《说文系传刊误》2卷）

钱庆曾（《古今文字假借考》49卷、《说文部居表》3卷、《隶通》2卷）

陈诗庭（《读说文证疑》1卷、《说文声义》8卷）、子陈璩（《说文引经考证》8卷、《说文举例》1卷）

钮树玉（《说文新附考》6卷、《续考》1卷、《说文解字校录》30卷、《段氏说文注订》8卷）

毛际盛（《说文解字述谊》2卷）

李赓芸（《炳烛编》4卷）

黄汝成（《日知录集释》32卷、《刊误》2卷、《续刊误》2卷）

高翔麟《说文字通》14卷、《说文经典异字释》1卷）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8卷、《六书假借经证》4卷、《说文段注拈误》1卷）

王宗涑（《说文刊误》4卷、《说文原声》2卷、《说文会通》1卷、《说文笺疏》2卷、《说文声系图说》5卷）

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王氏父子专注于小学，对《说文》多有研究，多散见于《高邮王氏四种》著作中，其本人的相关说文著作如下：

王念孙——《读说文记》1卷，《说文解字校勘记》1卷，《说文谐声谱》1卷，《说文段注签记》1卷，《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叙》1篇，《桂未谷说文统系图跋》1篇，代朱筠撰《重刊说文解字序》1篇，《康熙字典考正》12卷（与王引之合撰），《群经字类》2卷，《汉书古字》1卷，《汉隶拾遗》1卷，《释大》8卷

王氏后学有汪中、朱彬、阮元、夏味堂、郝懿行、胡培翚、许梿、许瀚、苗夔、王筠、王萱龄、汪喜孙、朱士端、沈濂、丁晏、俞樾等人。其中部分人说文著作如下：

郝懿行（《说文广诂》12卷）

许梿（《说文解字统笺》64卷、《识字略》8卷）

许瀚（《转注举例》1篇、《说文解字答问》1篇、《与王箓友论说文》2篇、《说文解字义证校例》1篇、校勘《说文解字义证》50卷）

苗夔（《说文声订》2卷、《说文声读表》7卷、《说文建首字读》1卷、《说文系传校勘记》3卷）

王筠（《说文释例》20卷、《释例补正》20卷、《说文句读》30卷、《说文句读补正》5卷、《说文系传校录》30卷、《说文韵谱校》5卷、《说文新附考校正》1卷、《说文钞》15卷、《许学札记》不分卷）

朱士端（《说文校定本》2卷、《说文形声疏证》14卷、《强识编》4卷）

沈濂（《怀小编》20卷）

丁晏（《说文通说》1卷、《说文脞语》1卷、《说文举隅》1卷、《说文书古文证》1卷）

俞樾（《儿笘录》4卷）

于鬯（《说文平段》1卷）

金坛——段玉裁，其《说文解字注》三十卷被誉为杰出著作，然受到批评也不少。其他相关著作包括《汲古阁说文订》1卷、《说文解字读》不分卷、《诗经小学》4卷、《释拜》1卷。段氏后学有：

臧庸（《拜经日记》12卷）

臧礼堂（《说文解字经考》3卷，见段玉裁《臧孝子传》，〔经韵楼集〕卷九）

顾广圻（《说文辨疑》1卷，顾氏曾拜段玉裁为师，后背之，见朱珔《与汪孟慈农部说》，载《小万卷斋文集》）

徐颋（校勘《说文解字注》）

江沅（《说文解字音韵表》17卷、《说文释例》2卷）

陈奂（《说文部目分韵》1卷、《诗毛氏传疏》30卷）

龚自珍（《龚定庵说文段注札记》1卷），子龚橙（《说文改误》1卷、《改并》1卷、《记存》1卷、《补许》1卷、《理董许书》10卷）

沈涛（《说文古本考》14卷）

江有诰（《说文六书录》《说文分韵谱》，江氏为段门弟子，见《说文解字注》校注名单）

吴云蒸（《说文引经异字》10卷）

雷浚（《说文引经例辨》3卷、《说文段注集解》12卷、《说文外编》15卷、《补遗》1卷

朱珔（《说文假借义证》28卷，据该书《凡例》曰，此书每与段氏《说文解字注》合，间亦有与之异者，故多引其说）

冯桂芬（朱珔学生，《说文解字段注考正》15卷、《说文解字韵谱补正》8册（与龚丙孙合撰）、《说文部首歌》1卷）

马寿龄（《说文段注撰要》9卷）

钱、王、段三人相互为友，但观点亦有不同，虽无直接的学术冲突，但在后看来，亦可见其神仙打架。其后学之间，未必皆存门户之见，但相互指摘批评，亦时时可见。

早在嘉道时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一出，批评之声自始不绝，此绝非否定段氏成就，而是说存在观念上的某些差异以及纠正段氏的一些疏失。李兆洛《说文解字述谊序》曰：“钱少詹辛楣、江处士艮庭、段大令懋堂，皆集于吴郡，邮札往还，互相商榷。少詹主引伸其义，处士墨守，大令则攻治其所失。师以少詹为长，谓许氏书有夺（笔者按：夺者，脱也），有胜，亦有讹，后人可以疏通，而不可迳改，则守先待后之义云尔。”这里所提，即基本观念的不同。钱大昕认为在《说文》的校勘方面，在没有看到许慎原本《说文》的情况下，不应随便改动《说文》，这一点与段氏不同。至钱大昕弟子钮树玉批评段注有六大方面与许书不合，“迥非许书本来面目”（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自序》）。这里李兆洛未提王念孙，盖王氏“说文学”南传较少，故不为李氏所知。

这里所提的许氏书有讹，也是钱大昕的观点。如钱大昕认为《说文》“有，不宜有也”引《春秋传》“日月有食之”为证，“窃意此文当云‘《春秋传》曰，日有食之，月食之’，后人妄有改窜，遂失其旨耳。《春秋》不书月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经》无双之大儒而漫不省忆，必不然矣。”（《潜研堂文集》卷十一《答问八》，转自华向红《钱大昕对〈说文〉引经的看法》），又，《十驾斋养新录》卷四之《说文引经异文》云：“汉儒虽同习一家，而师读相承，文字不无互异”。

又甘泉学人薛传均，时对钱、段之说已有所闻，然择取不同，故作《潜研堂说文答问疏证》。包世臣《文学薛君碑》曰：“近世昌许氏者，推嘉定钱氏、金坛段氏。段氏徙众尤盛。唯子韵究其得失而右钱氏。”刘文淇《文学薛君墓志铭》曰：“近今小学家推嘉定钱氏大昕及其从子坫、金坛段氏玉裁。君谓：‘段氏时杂臆说，钱氏较精审。’钱文集内有《说文答问》一卷，深明通转假借之义。君博引经史以证之，成《说文答问疏证》六卷。”

钱、段之分歧，尚有不少。如钱大昕主张《说文》读若即假借，而段玉裁把“读若”看作一个纯粹的注音方式，与汉字的字义无关。又《段注》引用钱大昕之说有十五条，其中「免」、「衹」两条驳正钱氏之非。（段氏《说文解字注》十篇上，页26；又十三篇上，页15，转自陈鸿森先生《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段氏学术的光与影》）钱大昕在《说文》方面，今人认为，存在着为迎合许慎而曲说的问题（张扬《钱大昕〈说文〉学研究》）。

《段注》其他十三条为段玉裁剿用钱大昕之说而未注其名者。《段注》于钮树玉书亦多有采录，但大多数地方均未提钮氏之名，今人陈鸿森先生在《段玉裁《说文注》成书的另一侧面——段氏学术的光与影》中对段氏道德多有指摘，至若载萧穆〈记方植之先生临卢抱经手校十三经注疏〉所录方东树校语曰：“段氏每盗惠氏之说，阮氏即载之，何也？盖阮为此《记》成，就正于段，故段多入己说，以掩前人而取名耳。又所改原文多不顺适，真小人哉！”（萧穆《敬孚类稿》，光绪卅二年原刊本，卷八，页10）

高邮王氏对段书亦有不满。如后学朱士端曰：王宽夫先生（笔者按：指王念孙次子王敬之）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未卒业，并以其稿付之。后先生见《段注》妄改许书，不觉甚悔。（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说文轶语〉，引自《说文解字诂林》前编下，页348）王念孙《说文段注签记》1卷即专为匡正段注失误而作。

又王门后学王筠，《说文释例》中屡攻段氏，当不下百处。《说文释例·自序》云：“段氏书体大思精，……惟是武断支离，时或不免，则其弊也。”《说文解字句读·自序》曰：“（段注）体裁所拘，未能详备，余故辑为专书，与之分道扬镳，冀少明许君之奥旨。”又曰“茂堂之学，学力思心，固能远达神恉，而性涉偏执，瑕纇不免。……余辑此书，别有注意之端，与段氏不尽同者，凡五事。一曰删篆……二曰一贯……三曰反经……四曰正雅……五曰特识”。

王筠《说文释例》一大成就是利用大量金石材料研究字形结构和字形演变，为传统的“说文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是时段、王两家尤有门户之见。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自言曰：“道光九年，余在都，遇长洲陈君硕甫奂，茂堂高足也。其品过于师，见余《说文钞》，但微词讽曰：‘不必治此书，我师不可及也。’所作《诗毛氏传疏》，二十九年己酉，祁淳父先生购之寄赐，精粹之中，间有误处，如说《尔雅》寿字，尚用师说，不知以俦字易之，所说他字亦多攘我，设以《说文释例》、《句读》示之，当亦刮目相待，然前已廿余年矣。庚戌五月初十日记。”所言事为1820-1830年间，其中值得注意的一句是：“其品过于师”。

王筠还著有《说文新附考校正》一卷，盖纠钱大昕弟子钮树玉之书，是书作于道光癸巳年，钮书乃许梿赠王筠者。王筠的不足是缺乏音韵学知识，在音韵学方面但列举诸家之言为主,少有判别创见。

总结：“《说文》本乎六书，而其实则形、声、义三者而已。义或由形，义或由声，则形声二者，为治《说文》枢纽。而声多得之偏傍，则字形先当穷究。段之治《说文》，实能得制字之所以然，虽其中不无附会武断，而形体不虚设，即声义有所据依，此则小学之准则矣。近日议段驳段之书颇多，似宜专治段注，并将此等聚汇而细辨其说之是非，庶乎理董段注深入而有得乎？”（长乐谢章铤《答黎生书》，见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十又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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