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易》学源流考述

作者：李朝正（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05期

《易》学是巴蜀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据历史记载，蜀人读《易》、授《易》、解《易》特别用心、用力。《周易》虽是中国古代一部卜筮之书，但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古民习俗、心理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成为儒道、释、墨、法、名、阴阳各家思想体系的本源、基础。纵然如此，二千多年来仍有人认为谁都没有弄清楚《周易》的真象，“究竟《易经》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还没有人弄清楚过。我曾否定了古往今来所有研究《易经》的人的议论，但我并没说，破了以后，巳经有所立了。”这话从积极方面看是对的，就是要有破有立，而更重要的方面是立，这便是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新任务。

巴蜀《易》学在经学史上曾有过灿烂辉煌的时代，也有过衰落和销声匿迹的时代。追本溯源，《易》学是巴蜀文化的源头之一,从《易》学的兴衰际遇，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衡量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化成就、学术地位，常常以其代表人物的水平为标志，《易》学之所以成为巴蜀文化的标志，亦同此理。为此，笔者即以从巴蜀的《易》学源流纵向探索开始。

春秋至秦汉——巴蜀《易》学发韧

古代巴蜀人物中最早接触、阅读、钻研《易经》的是商瞿（公元前522——？）,字子木。据《大清一统志》、《四川通志》均称四川双流人。《汉书•儒林传》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显然，蜀人接触《易经》，听孔子讲授《易经》是在春秋时代。明人丰坊在《易辨》一书中也说："此书以孔子授《易》于商瞿，文言诸传凡何谓也，皆以为商瞿问辞，子曰以下皆瞿录夫子之答辞。”由此可知，孔子授《易经》于商瞿，商瞿录孔子答辞，而后成为孔子对《易经》的原始的见解，后人有孔子解《易》之说，盖本于此。

秦灭汉兴，《易》学受到特别重视。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措举，秦汉禁学，《易经》独不毁不禁。汉代初年，不少人皆以通《易》、解《易》、治《易》而至高官显位。自汉以来就有《易》学专家，最早首称施睡、孟喜、梁丘贺三人最为出名。汉学师承，各有门人弟子，于是施家有张（禹）、彭（宣）之学；孟家有赵宾之学；梁丘贺有士孙、邓（彭祖）、衡（咸）之学。三家之中，各宗门户，孟喜从田王孙受易，“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独传喜。”赵宾就是巴蜀人，初好小数书，及长专门治力于《易》学，饰《易》文，认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萎滋也。”后来颜师古作《汉书》注，对此作了诠释。赵宾对《周易》的"箕子明夷”及气候、阴阳变化的阐发，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只得以“非古法”相诘责。因为赵宾是孟喜的门生，孟喜之名远在施缝、梁丘贺之上。后赵宾殁世，莫能持其说。

迨至西汉，扬雄（公元前53—公元11年）蜀郡成都人，淡于势利，欲求以文章成名于世，好古乐道，“非圣贤之书不好也”。又断言"六经之大莫如《易》”；"传莫大于《论语》"；“史篇莫善于《仓颉》”。（同前）从此，《周易》便列为六经之首。扬雄提出的这些理论，刘歆、范浚不仅表示赞同，而且特别敬重，桓谭更是崇拜之极，以为绝伦。扬雄在实践上仿《易经》而作《太玄经》10卷、类《论语》作《法言》，模拟史篇作《训纂》。《太玄经》是扬雄读《易》、解《易》的杰作，全书以主数为己说，正如《汉书•扬雄传》云：“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数也。”功在以天元周历推算昼夜、阴阳、数度，开新律历之纪，结论出九九大运，与天终始。阐明了《易经》数的根本所在，《太玄经》第一次提出以画而定，分为三方、九州；72部、81家、243表、729赞，又附以首、冲、错、测、擒、莹、数、文、猊、图、告11篇。此一推算方法既合乎周代颛顼历，又合乎后来晋代颁发的泰初历。《太玄经》虽以《易经》为母本，然以象准卦，以首准彖，以赞准爻、以测准象，以文准文・言、以摛、莹、说、图准系辞，以数准说卦，以冲准序卦，以错准杂卦，此十一篇，应视为《易经》的整合解说，实为古本《易传》，各自成篇，可以认为是开创性的解《易》千古论著。但因《太玄经》文字奇奥艰深，学之甚难，众人不好，扬雄又撰《解难》一书以启沃读者，晋代范望给《太玄经》作注，从此，其书颇为流传。

继扬雄之后，蜀人景鸾、李谡、蜀才等潜心于《周易》，各有论著名世。

景鸾，后汉梓潼人，少随师学经，以施睡为宗，并能兼收河图洛纬，取河洛以类相从，阐发奥义，撰《易说》名扬华夏，另著《诗经解》为后世称赏。

李谡，三国时蜀梓潼人，主后汉贾逵、马融之说，辟郑玄与王弼，撰《古文易》，为易传者所宝爱。误另著有《尚书注》、《毛诗注》、《三礼注》、《左氏传注》及《太玄指归》多部著述。

蜀才，晋蜀人，著有《周易注》10卷。

景、李、蜀的出现，初步显示了蜀人《易》学的实力。秦汉时期《易经》能成为六经之首，成为官学经典，与扬雄的鼓吹和倡导不无关系。不仅如此，巴蜀《易》学者给《周易》作注与阐发，重于象数与谶纬化，初步用各门科学来解释天文、地理、人事等现象，从而进入了对宇宙哲学的广泛探讨，启迪后来的经学家向更深、更广阔的领域突进。扬雄的狂麋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程颐所云：“自汉以来，惟有三人近儒者气象，大毛公、董仲舒、扬雄。”（《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18页22）

两晋至隋唐——巴蜀《易》学荒凉

自晋至隋唐，约650年间巴蜀《易》学落寞荒凉，无论从治《易》的人数上还是成就上都无法与秦汉伦比。这么一段历史长河，只有四人以治《易》通显：蜀才，费元的《周易注》9卷；唐人阴洪道继其父阴颈之业，专攻《易经》，撰成《周易新论传疏》10卷，广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稽钩沉，取精用宏，计72篇，对解《易》多有裨助。

四人中尤以唐人李鼎祚成就突出。鼎祚，资州人，官著作郎，任秘阁学士。沉酣《周易》，坚持不懈，积十余年之功，采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郑玄、马融、刘表、王弼、蜀才、孔颖达等32家之说，撰成《周易集解》17卷、附索引11卷。其书“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错综根萌，使音义两存，一览即明。虽取诸家之说，其旨趣仍宗郑玄而排诋王弼，因郑说多参天象，王学多诠释人事，李氏以为“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魏晋之际，作《易传》者不乏其人，王弼以义理显世，因扫了汉《易》的象数谶纬之风，形成了王弼《易经》的义理之学，被斥为异端。李氏宗《易》之象数，持其一端，尊郑抑王，排斥王学不免太过。

唐代以儒、释、道三者并立而作为统治思想，所以，李鼎祚本不应当排斥王弼的义理。柳宗元提出"通而同之”，韩愈的“道统”说，而唐宪宗和唐德宗及至唐明皇都信道尤笃，上至君王，下迄庶民都想从《周易》中找到或发掘出与社会现实相统一的义理，因之有道教的《周易参同契》，佛教的把《周易》与华严相圆通，使《周易》不仅是儒家的正宗、经典，而且也是儒、释、道的三教之学。直到孔颖达受诏撰定“五经正义”，于《易》独取王弼之学，此时郑玄的《易》学遂废，而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独不废，是因为其书采群贤之逸言，议三圣之幽迹，在隋唐以前易家诸书多散佚失传的情浪下，全赖李氏之书犹见一二，后人能由是书而征程朱的《易》学著述，由此及彼，互考参证，脉络益明，因有借鉴之由，所以被视为宝贵的古籍。

《周易集解篡疏》

两宋时期——巴蜀《易》学勃兴

从文化史、文学史角度来看，两宋是巴蜀历史的黄金时代，《易》学也处于领先的位置。近人曾国才在《蜀中先哲《易经》书目提要引》中云：“程子曰，‘易学在蜀，注易之富，宜莫如蜀矣。’”的确，在宋代巴蜀《易》学由于师承关系，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浓重的治《易》氛围充溢着巴蜀大地，不仅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易》学专家，同时又出现了《易传》的多种流派。这种繁盛景象，这些著名的《易》学专家，是时代的产儿，是当时的巴蜀精英。这众多的《易》学流派，促进了巴蜀《易》学研究高峰的形成，开辟了《周易》研究的新局面。

宗古易的数象派。是派以二李（李舜臣、李煮）为中坚。

李舜臣（井研人），通古今，著书上百卷，尤邃于《易》学，著《易本传》33卷。其书推阐数象，成一家之言，以“易起于画，理事象数皆因画以见，舍画而论，非易也。”凹作为立论，精蕴深湛，故洪迈、胡一桂为之作序均称：“先生优于明象者也。”李氏推阐数象，贵在析薪破理，提出有画故有序卦和辞的卓见，又能随辞释义，泛论事理，出入于圣人之说，参以己见，成为设卦命辞理论的首倡者。综贯古今，条分缕析，旨在宣导《易本传》因画论心，主文王、孔子之说，其间发明甚多，为一代《易经》说象的定性之作。朱熹到了晚年以理学家为世所称，每提及《易》学总是激赏《易本传》一书及其作者才识。李舜臣除《易》学专著外，尚有《书群经义》8卷、《书小传》4卷、文集30卷、家塾编次《论语》5卷、《镂玉功录》2卷传世。李舜臣是两宋前期巴蜀升起的一颗文化巨星。

李泰（1115-1184）眉州丹棱人。北宋时著名学问家和史学家，稍涉《易》学，亦卓然有声，著《周易古今》一书，引起《易》家们的反响。古易有吕氏和晁氏之书，均刻于成都，李裁将二书重新校正，合二家之说，参以数象之议注释其本，二家书的错讹之处一一厘正，成为善本。又撰《易学》5卷，阐发《周易》数象，持论圆通，阐幽触涵，广征博引,揭概奥乂。

宗王弼、刘牧的义理派。此派以苏轼、张浚、毛璞、李杞为先锋，主义理而轻数象，扩充和发展王、刘之学，与数象派抗衡。

苏轼（1032—1101）,眉州人。与程额、程颐为同时代人，生活在宋理学的开创时期。苏轼撰《东坡易传》9卷。此书非东坡一人之作，按《栾城遗言》载：“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其间又有其弟苏辙的一份功劳，书成，旨归以义理为纲，兼采苏洵爻象解、苏辙蒙卦解。据胡一桂记云：苏轼自恨不知数学，易传中杂以禅理，朱熹作《杂学辨》攻击的第一个对象便是苏轼，但朱氏也承认这部易传的可取之处在于"惟发明爱窸相攻”、“于物理上亦有看得着处。”平心而论，《东坡易传》于解乾、卦、象、传及性命之理，不为严实，带有虚幻缥缈之说，但于推阐理势，言简意赅，足以达难显之情，又深得曲譬之旨。苏轼以一代大学问家，这部易传的文辞博辨，堪称一绝，对后人多所启迪。有鉴于此，所以宋人李衡《周易义海撮要》、丁易东《周易象义》，元人董真卿《周易会通》等书竞相采录其说。《东坡易传》一书起宋迄清，数次翻刻，其中以明人焦吹刻本最善，被视为珍本。

张浚（1097—1164）,绵州人。潜心《易》学，矢志不渝，撰《紫岩易传》10卷、《读易杂说》1卷。立言纯粹，尤以对阴阳动静从哲学的辩证对立统一去阐明义理，多中肯紫，十分厝心切理。朱熹为之作行状时，亦称道其尤深于《易》、《春秋》、《论语》、《孟子》。

继张浚而起的毛璞（泸州人），效法王弼、苏轼、苏辙，读《易》30年，撰成《易传》11卷，正如自序云）“始涉其说，稍出己见，参以诸家之长，得周孔之心。”其书以观象、画.卦而得名，因卦分爻以穷其变，名卦相当，辞爻相合，客观地探讨和指出了先儒治《易》得失，倡言义理的重要，又增撰了《易外传》和《易辨》二书，以补前人之不足。

李杞（眉州人）要算义理派中的压阵人物。因晚出世，正当宋理学集大成之时，为时所尚，冥思苦讨，撰《周易详解》16卷，强调《易》与社会、人事结合，以实用为根本，“经必以史证，后世歧而为二，尊经太过，反入虚无之域，无以见经为万世有用之学。”（李杞《周易详解序》）出于这一目的，每爻解其辞义，征引历代史事以相证明，服务于立象垂戒之旨，推阐精妙，号为《易传》实用派。但其书虽有博采，不免泛滥，不乏穿凿附会之说，几致走向清谈。而为世用、实用以穷经，使《易》为有用之学的提出，却又功不可泯。

宗《易》的本言与蕴言的数理派。数理派认为数者《易》之本言，理者《易》之蕴言，数过则近纬，理过则近禅，只有二者相顾，才不致顾此失彼，走向偏激。在巴蜀此派人物众多，实力强，影响甚大。诸如鲜于侏、冯时行、李心传、魏了翁、薛级、牟子才、虞刚简及税与权等，都是卓然有声的骁将，赫赫有名的《易》学权威。兹论及几人，以见一斑。

鲜于佻（阊中人）和虞刚简（1164-1227），仁寿人。二人治《易》一脉相承。鲜于佻著有《周易圣断》7卷，对王弼、刘牧《易传》是非作出公正评判，特别精于对错讹的辨析与指正，旁及各家《易传》的淆乱和剿说之语，一一加以分析、剖断，对《周易》数理见识卓远精深，故魏了翁称其文学卓然，司马光称赞政事尤著，苏轼评鹭文章灿烂，孙复称誉经术辉光。虞刚简为虞允文之孙，沉潜六经，讲学于成都东门外，对《易经》尤为精诣，撰《易说》一书，采周、程、朱子遗言，纳邵子先天书及汉上朱氏之说，参贯融会，随文申义，反复推究，茹苦含辛17年终成此书，揭阴阳五行奥旨，玩辞观变均有所本，蜀人以虞为治《易》先达，师尊之。

魏了翁（1178-1237,蒲江人）和税与权（巴州人）是师生关系，两人都不背程门，治《易》数理兼顾。魏了翁有《周易集义》64卷、《周易要义》10卷。采周子、邵子、李心传凡十七家，主于象数而求义理；折衷于汉学与程朱之间，采用注疏、释文的方法，采摘易家之言极其谨慎严肃，反复勘审，汰其枝蔓，独撷英毕，有廓清整刷之功，时称绝孚。魏了翁的学生税与权，潜心效法鹤山之学，著《校正周易古经》12卷、《易学启蒙小传》1卷。两书对《易经》的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作了提要钩玄的研讨，不以一端而概括全面，阐邵雍之学以补朱子之遗，触着了邵雍《易》的先天数象之学的实质，妙悟神会，前人未发而己发之。诸如发现先天图皆两卦相对，合为二九之数，而后天上下经皆为十八卦，始终不出九数，能成定说，史子聚的跋文充分肯定了这个发现。

数理派中还有些人物一生治《易》兼及文学或史学。《易》学的代代师承，一直绵延下去。比如李心传（1166-1243,井研人），直接受其父李舜臣的指数，不但以史学名世，而且于经术亦颇尽心力，穷其奥旨，为一代大儒，撰《易学编》5卷。冯时行（璧山人）又为入宋以来巴蜀《易》学的开山鼻祖，其人精《易》学，著《易论》3卷，申言"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其学传授给李舜臣。与魏了翁同时的还有薛级（嘉定人）著《易则》10卷。魏了翁的门人牟子才（井研人）撰有《四尚易编》，一时间以治《易》为尚，互相追逐，形成热闹非凡的气势，从而使巴蜀《易》学大放光彩。

宗邵雍、程颐、朱熹的纯理学派。

有宋一代，理学成为学术思想的正宗，因而跟着理学家们研经索理者众，巴到文人及哲学家在这股大潮席卷之时，也毅然投师拜圣，树立门户以相标榜，同是治《易》但各有宗主；同为研经索理，亦各有旨趣。虽然邵、程、朱子都为义理昭彰，但各有侧重，这样不免形成派中有派，有时门户之见，互相攻伐对垒。

宗邵雍者多为西川人氏，例如张行成（蒲江人）、吕凝之（成都人）、郭长儒（成都人）。邵雍是宋代理学的奠基人,其学主象数，张、吕、郭都是邵的崇奉者，其中张行成最为鼎力，撰有《周易变通》、《周易经世》、《周易述演》等七部专书，尤以《周易变通》40卷影响深远。采邵雍先天卦数“图，解释阐发以通其变，笺引旁推，因象推数，以数求理，谆谆告诫《易》家们千万不要论理而忘数，穷源疏流，以精深明睿的哲学思想辩证地求索象、数、理之间的内在联系，见解非凡。吕凝之是张行成的弟子，以为先师《周易变通》较为简略，自撰《易书》40卷，扩充补述，撮要增益，周必大极青睐之。郭长孺撰《易解》10卷，宗邵雍之说，然书中亦有不少覃思改窜之处。

宗程颐者多为东川学人，诸如傅耆（遂宁人）、谢谣（金堂人）、谯定（涪州人）、罗志冲（合州人）。程颐是宋理学的创始人，其天理哲学和洛学学派，把理与道气、太极和人性关系结合起来，主敬和“致知在格物”，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和完善，这正符合宋统治者和儒、释，道三教的理想要求，所以，很有些人集于程颐旗帜之下，更何况谢谒、鲜于佻都是伊川先生高足。谢涅由蜀至京师，过洛专程向程颐问《易》，因撰《易义》12卷。伊川先生在涪州编管期，郭载与之游，切磋《易》的象卦，郭载以此传授给谯定，故谯定为伊川再传弟子，著《易书》。傅耆的《同人卦说》的问世，与周敦颐的指点分不开，周在合州任判官时，傅与之为文友交井于《易经》交相论难，逐句研讨、寻绎。受周、傅直接熏陶者罗志冲，更是终日《易》不离手，撰《易解》一书，对程子理学发明尤多。

宗程颐学派者中，有一影响最大、最富名气的人物一张料：（广汉人），著《南轩易学》3卷，为宋刊之学宫，定为士子必读本，当时几乎与朱熹的《四书集注》相颉颓。这是一个著述宏富的经学家，还著有《癸已论语解》、《癸巳孟子说》、《伊川粹言》等书，以经术著名于两宋。专尚图书学派。此派不以文字解释《周易》，而是从《周易》文字中绘出图象来加解说、阐释，犹今之连环画类。巴蜀陈希亮（青神人）、柳申锡（潼川人）专习此道。陈希亮有《钩易图辨》1卷、《制器尚象论》1卷。柳申锡有《三易图说》10卷，乃解孔颖达《易经义训》之秘，将经卦64每卦绘二图以解释其义，对阴阳、五行、星历、气候，反复参验，别有所得。对《周易》一书，一视其图，即可明了。魏了翁、朱熹均称其易传独辟蹊径，新体肇造。其间亦有以图说图，以象说象，多有补充与增广。

易卦互体派。此派坚持汉儒荀爽、虞翻关于《周易》卦变、互体的学说，认为卦彖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虽是徒托空言，且无实据的附会穿凿之说，但仍有人坚持这个观点，巴蜀的李石（资州人）、刘伯熊和刘光祖（均简州人）是其代表。李石撰有《方舟易学》2卷，由门人刘伯熊编次，专论互体，批评王弼荡涤旧文，而历代诸儒又相承其说，以非对是，于邪说中走得更远。刘伯熊撰《东溪易传》，刘光祖继其祖父熊之志，著《续东溪易传》，持论与李石如出一辙，形成治《易》中的少数派。

如上，宋代的巴蜀《易》学的兴盛不仅表现为派别众多，而且已不再是原来的繁琐考证和章句释义了，大都能借《易》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因而巴蜀《易》学带有理学化和图书化，的特点。"从数象和义理并行而走向统一，并创立图书派；从抽象思维方面发展了《易》学，也丰富了理学家的哲学思想。”旧巴蜀《易》学的高度发展，与这一时期的学术气氛有密切关系，各派之间的思想砥砺，相互切磋、争鸣、启发、交流、竞争，赖以造就巴蜀《易》学的旷古盛况，正同文学一样，登上了迄今无出其上的高峰。

从元至明——巴蜀《易》学后劲

在近百年的元代，巴蜀于文学创作方面从宋代的兴盛景象一下跌落下来，黯然失色。而在理学方面的《易》学又是别一番景象，这主要是朱熹的门人及信徒所作的努力，治《易》的优势并未失去，能继宋代《易》学而发扬光大，其中最著声誉者有赵采（潼川人）、黄泽（资州人）、王申子（邛州人）。

赵采撰《周易程朱传义折衷》33卷，以宋学为宗而又兼论象数、变互。用注疏的形式节录程颐《易传》和朱熹《易经本义》，参入己说，既存古义又不守一家之言，较为通脱辨证，别有新意。

黄泽长期敦教，历任湖北东湖、景星书院山长，其门人赵方亦为明著名《易》学家。黄泽撰《易学滥觞》以明象为本，象又以序卦为本，议论折衷平实，反复申论《易》学不能复古，持论皆有依据，足以为元代说《易》之圭臬。

王申子乃元末人，曾任南书院山长，精心《易》学，晚年著《大易辑说》10卷，经二十余年的穷究，是书浩繁宏巨，分经、系辞、杂卦撰纂论，驳正《易》中错简、脱简、衍文24处，穷搜冥讨，综贯数学，其持论与过去《易》学家们起然不同，提出以河图配先大卦，以洛书配后天卦，撮要揭陈挎、邵雍、程颐、朱熹的疑窦之处，一一辨其讹误根源。

迨及明代，易传者多以因象主教为宗，推天道明人事，借《易》垂教，不以一端为本根，这便是明人治《易》的习尚。巴蜀的文人士子继续在《易》这块土地勤耕苦耘，以震世之作名垂华夏，其中熊过(宣顺人)，来知德(梁山人)是杰出的代表。

熊过历经十年辛苦，著出卓越翘楚的《周易象旨决录》7卷。不言而喻，“决录”者，定本也。明代著名文人唐顺之、李开先、蔡清均是熊的好友，常聚一堂论《易》，皆不言象，蔡清的《周易蒙引》被认为当时研究《周易》的权威论著，熊过细心阅览，发现“蒙引"与《周易》本义多有出入，决定撰书予以匡正，经过研思精训，要撰成如同后汉赵岐《三辅决录》一样的定性之书，永垂后世。《周易象旨决录》义必考古，采用旧说以证今文，注释尤为严实精审，凡注均有出处，是书在学术成就上不仅确立了“象"为《周易》本旨，而且纠正了自汉迄元以来历代关于《周易》注疏的舛谬，从此“象”为《周易》本旨论的新理为后来学者们所服膺。清人探讨“易象”的著述，多采用熊氏之说，比如董明德《易经象意详解》、邓接成《易象元机》、罗吕鸾《周易象义串解》、萧寅显《易象阐微》等书，无不遵《周易象旨决录》之说。在考据学方面，《周易象旨决录》有许多惊入的发现。经过严谨的考证求索，证字101个，证音38处，证句26例,证脱字79个,证衍文30处，证当移置者32处，证旧以不误而后世《易》学家们皆为误3处，还将郭京之伪托，吴澄之妄改——加以校订，还其本来面目，为恢复古本《周易》做出了不可没灭的贡献。因此，有“在明人易说之中，固亨然翘楚矣”的评价。熊过除《周易象旨决录》外，尚有《春秋明志录》和《熊南沙文集》诸书，不愧是明代文化史上的佼佼者。

熊过殁世后，接踵继志者来知德，把巴蜀《易》学发展为"绝学”。来知德(1525-1604),嘉靖壬子(1552)年举人，淡于名利，绝意仕进，杜门谢客，穷研经史，沉心格物隐居于万县求溪山中，覃思考索，始悟"易象”，继悟序卦，再悟卦变之非，耗毕生精力，含辛29年撰成《周易集注》16卷，而“《周易集注》一篇用功尤笃。"四川总督王象乾、贵州巡抚郭字章合词论荐，特授翰林院待诏，来知德力辞不就，以穷经终年。

《周易集注》一书是在“日夜诵读，及读《周易》见诸儒以象失其传，不言其象，只言其理。《易》乃五经之首，既失传，则自孔子十翼之后，四圣微言秘旨，已绝二千余年，若不穷究其象，则以讹传讹，何以谓之明经？”来氏还有一个目的是献在明廷，藏之石室，颁于天下。来氏撰《周易集注》的用心及旨趣说得如此明白清楚。《周易集注》的确有震聋发哄之功，剖易象之元机，发错综之妙，渊源莫测，发四圣之所未发，破未儒谬悠之说。其立切专取《易•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论错有四正错、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四隅综，论象有八象。体例考究，其注先释象义、字义、错综义，然后训本卦本爻正义，训释结合，杂有疏解。冥心力索，参互旁通，纵横推阐，自成一说，比之先儒注《易》尤详精警，多有惊入之语，正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云：“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而入，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当时推为绝学。”必还被喻为孔孟之徒，扬子、老苏之余，仅一再现。来知德将治《易》之功传授给李开先，清初李亦以治《易》闻名于世。知德还撰有《省觉录》、《省事录》、《理学辨疑》、《心学晦明》、《河图洛书》、《入圣功夫》等多部著作，是巴蜀中名噪一时的经学大师。

清代——巴蜀《易》学凋零

明季清初，一场浩大的农民起义运动波及全国，巴蜀更是首当其冲，张献忠的三入蜀，明政权的覆灭，清朝政权的建立，文治武功的治国方略，都给经学盛行开辟了坦荡之路，所以《易》学在清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为以往任何时代所弗及。治《易》的人数众多，卓然成然家者成千上万，尤其是在江南、闽浙和中原一带热闹非凡，独在四川万马齐喑，了无生气。清初，除胡世安（井研人）和李开先（长寿人）外，余皆名不见经传。胡世安有《大易则通》15卷闰1卷，阐明图学，以数为主，兼能辞、变.象，占，不算《易》学力作。李开先《易学辨疑》诠解象数，推阐先师来知德学说，语不及来氏精粹，意多委曲区合，其说.多穿凿，以致好异而妄断。

清初的最高统治者御纂诸经以启发学者，由此经学昌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四大经学派皆一致反对明代理学的空疏；皖学派、吴学派、浙东学派、扬州学派及至后来的乾、嘉学派等,对于经学从各个方面加以探索研究，有证、注、疏者；有发注疏未发者；有与古人今人各执一说以待后人折衷者，大有“文化复兴"的气象，可是经风不渡秦岭关，巴蜀这块土地却万籁俱寂，文人学士缄默不语，先前的治《易》优势而今荡然无存，一提到清代经学学者们总以"蜀中无大将”戏之，这段经学的空白和断裂层使蜀人羞愧。难怪集清代经学之大成的阮元主编的《皇清经解》和王先谦主编的《皇清经解续编》两书，搜集清初至光绪年间的经学家185人，著作398部，没有一个巴蜀人，也没有一部著作是四川人撰写的。

若再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来看，其经部易类共收作者370余人，著作476部，其中巴蜀作者16人，著作18部。作者分别是唐李鼎祚；宋苏轼、张浚、张栻、李心传、魏了翁、税与权、李杞、李石；元赵采、黄泽、王申子；明熊过、来知德；清胡世安、李开先。从这一简单的统计与说明中，可以窥出巴蜀《易》学的演进与曲折道路。巴蜀《易》学源远流长，本文从纵向作了粗略比较，意欲描述一个大观，从一个方面来探索地方学术与文化，是否达此目的，俟有识之士及今之《易》学专家指疵补正。愿它成为研究巴蜀文化抛出的一块砖，必引出瑞灿夺目的琦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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