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采诸家，赓续批判：“儒家八派”研究的推进与深化
——读宋立林教授《儒家八派新探》
作者：陈世明（作者单位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国学院）
来源：《中华读书报》（2023年11月01日）

　　儒家思想之活力在于孔门后学与历代儒者对孔子思想大义进行不断地诠释与创发，以孔门后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正是这一阐释与诠释历程的开端，也正是孔子思想得到继续深化与发展的第一阶段，但此阶段儒学史有很多问题依然有待进一步地研究和澄清。比如“儒分为八”是否符合孔门后学发展演变的历史实际？ 孔门后学是否只有八派？ 这就涉及孔门七十子乃至整个早期儒家学术史的诸多问题，待发之覆颇多。因此，“儒分为八”成为中国儒学史上争论较多的一个学术史难题。

　　曲阜师大宋立林教授所著《儒家八派新探》（线装书局2023年2月出版）一书，正是对这一难题进行批判性研究的系统性与总结性的最新成果。上个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在《走出疑古时代》中提出“走出疑古时代”与“重估中国古代文明”等观念，对学界反思疑古思潮曾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人们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与对出土文献的深入研究，不断地更新着人们对古书流传的认识，拓宽了人们的思维视域，也改变着人们对以往很多传统典籍被视为伪书的看法。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宋教授兼采诸家，融汇新知，继续研讨和考述“儒家八派”中的诸多问题。

　　“儒家八派”是郭沫若先生所提出“儒分为八”的一个学术史概念。据《韩非子·显学》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56页）郭老著《儒家八派的批判》，对“儒分为八”进行批判性研究，在学术史上影响很大。郭氏此文虽在战国学术史研究上具有开创之功，但由于时代局限与材料限制，“儒家八派”的很多问题依然有待推进，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大量的简帛文献，以及早期儒学研究的不断突破与深化，给重新讨论“儒家八派”带来了新契机。由此，系统总结梳理与研究“儒家八派”具备了更充分的条件，有其必要性。

　　此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基础上不断拓展完善与深化之作，以新材料、新方法与新视野重新思考旧问题，属于学术史、思想史的范畴。本书以近几十年来新出土简帛文献材料为依据，以及以往很多被视为伪书而可能实际不伪的传世文献，同时借鉴学界对早期儒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对孔门后学中涉及“儒家八派”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学术传承、思想发展及其衍化进行全面性的总结梳理和研究，是一次对传统“儒家八派”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进行比较彻底的反思性、批判性的再研究，具有很强的学术创新性，这对于人们重新思考早期儒学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

　　通读此书，该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与主要内容的诠释上，主要具有如下七大特色：

　　第一，运用二重证据法对传世文献进行考辨与论证，以新材料重新思考旧问题，解决新问题，有益于补充孔孟之间的学术史，深化了后人对早期孔门后学发展与演变的认识与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郭店简、马王堆帛书、上博简等文献的出土，给学界研究带来了新材料，改变了人们对先秦儒家局部学术传承的认识，也给重新讨论传统经史之学带来了新视野。比如孔孟之间相距约200年，但却没有更具体详实的材料说明此时段孔门后学发展和传承谱系，而郭店简出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孔孟之间儒学传承的学术史空白，也因此被誉为“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典籍”。然而，出土文献虽然未经后人增删、润色，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文献材料，但相对于大量的传世文献来说，毕竟出土文献的数量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部分出土文献的保护、整理都很困难，比如简牍散乱、残断缺损，文字漫漶、讹误脱衍，致使部分简帛释文在释读上分歧很大，学者们往往各执一词，自成一说。所以仅凭有限出土文献依然很难在已有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真正起到改写哲学史、思想史的作用，而只能在局部上对其进行适当的补充或改写。

　　第二，检讨疑古思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古书形成过程的源流及其复杂性提出新见，有益于深化我们对古书形成与流传的认识。李先生虽然提倡“走出疑古时代”，但顾颉刚先生认为不能“以一部分之真证全部皆真”的观点，依然是很有见地的见解。正因此，对于那些完全没有史料依据、难以论说的孔门后学人物，作者重新搜集与“儒家八派”相关的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充分运用文献材料，根据目前最新研究成果辨析其真伪成分，重估其思想价值。比如作者根据新近出土的《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汉墓木牍与上博简《民之父母》等新材料与前沿研究，对《孔子家语》是伪书一说提出反驳。同时，作者基于对近代疑古思潮中存在疑古过勇问题的反思，对孔门后学的材料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辨析，认为在先秦两汉的诸多文献中，除了《论语》外，《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是保留孔子弟子及其后学言行思想最为丰富、最全面的几本文献之一，思想价值最大。（宋立林：《儒家八派新探》，北京：线装书局，2023年，第143页）这是作者对传统辨伪史观和近代以来古史辨派疑古思潮进行反思和检讨的重要体现。

　　第三，融贯古今，兼采诸家，品评是非，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曾阐明对待学习求知应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孔子对待文献不足，从而保持阙疑的态度一样，存而不论。此书在考证“儒家八派”人物所涉及的生平事迹时皆能采取“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由于先秦孔门后学资料确实遗存太少，虽然此书对不少结论也未能做出定论，但对一些论据不足或前后矛盾的考证进行再辨析与批判，亦有助于正本清源，澄清“儒家八派”一些问题。同时，作者合理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审慎地进行分析研究。对目前未能下定论者，作者不厌繁细，将诸家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概括与归纳，供大家继续批判与思考。比如关于“颜氏之儒”属于八派中比较有争议的一派，有“不可考说”“颜回说”“言偃说”“颜浊邹说”等等。

　　第四，从架构与布局上看，此书问题意识明确，逻辑框架清晰，各部分自成体系，篇章结构合理，论证扎实，体例严谨。此书对材料取舍合理，思路清晰，出入经史，评判诸家观点，考证细密，论证有力，不做无根之谈，对各家考证观点基本都进行总结和评价，并分析其理由与依据。作者也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说法列出，以求在点滴史料中能窥见“儒家八派”的蛛丝马迹，供学人参考借鉴。细细品读，从全书来看，行文流畅，用语考究，比如在第三章《入官》与子张之儒的论述中，对所引文献进行一些文字校勘与考辨，可知作者语言功底扎实、深厚，对“儒家八派”的史料极其熟悉，从而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整理与爬梳，可见其多年的学术积淀。

　　第五，重新梳理和勾勒早期儒学孔孟之间的儒学后学传承与分化谱系，为我们揭示了孔门后学思想脉络中多元嬗变的内在脉络与复杂面向，在传统儒学史研究专著中，基本呈现为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思想大师的研究思路。《史记》云：“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闲，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卷一百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16页）可见此书发前人之所未发，提出早期儒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合—分—合—分—合”的正反合的辩证发展，（宋立林：《儒家八派新探》，北京：线装书局，2023年，第305页）这无疑大大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早期儒学思想的谱系传承的认识。

　　第六，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引述古往今来有关“儒家八派”的各种经典论述，旁征博引，条分缕析，逐一辨析各家观点及其论据。比如此书绪论部分回顾了学界对“儒家八派”的研究史，梳理并总结了此前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以及拟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简要阐述，并对出土文献与“重写学术史”的关系、“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二重证据法”与所谓“顾颉刚难题”与学派研究的“陷阱”和“可能”等以往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的检讨和省思，为我们重新认识“儒家八派”提供了新的方法，打开了新视野。

　　第七，以新的研究范式对“儒家八派”进行批判性的探究，不断地挖掘和诠释“儒家八派”可能存在的分化路径。田浩曾指出：“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方式有其本身的限制，但这种研究的长处是能把思想的发展放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情境中求得了解，因而予读者以既生动又具体的印象；其短处则是稍不经意即流入某种方式的化约论以至决定论，使思想的自主性消失在外缘情境中。”（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此书既能从思想学派内部传承本身对“儒家八派”思想内在起源——孔子思想的发展性、丰富性与多歧性进行考察，尤其是对孔子整体思想进行分段研究的卓识与概述很值得借鉴；又能从时势、地域与诸子百家等诸多外部思想挑战来追溯“儒家八派”形成的外部条件；亦能借鉴部分学者对疑古思潮的辨伪成果，重新探寻“儒家八派”思想脉络及其路径，从而深化了我们对“儒家八派”在不同层面上的理解与认识。

　　综上所述，本书在充分反思疑古思潮的背景之下，借助新出土的简帛文献资料，在重新厘清传世文献的基础上，对孔门后学在不同层面对孔子思想的多元诠释予以梳理和辨析，揭示早期儒家哲学的复杂面向与多元嬗变的内在脉络，进而把握其多重分化与整合的发展理路，以及不同学派之间互鉴互融的内在关系，使得早期儒学中孔门后学的学术传承与学派分化的面貌更加清晰，是对“儒家八派”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之作。此书可谓是“儒家八派”研究中一部非常有分量的考论性著作，这源于宋教授多年将精力倾注于孔子与早期儒学、儒家学术史与儒家哲学研究。即使由于客观资料的限制，使得许多学术问题有待解决，但此书无疑从理论方法的反思、运用新方法、新材料与新视野重新考证与辨析“儒家八派”诸多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儒家八派”早期的学术传承、流变皆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大大加深了今人对“儒家八派”学术传承与思想衍化的深入理解，其学术价值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