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上县苑庄镇演马村的荣氏祠堂,是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皇帝御旨为祭祀孔子七十二贤弟子荣旗所建。今尚存殿堂三楹,建筑为硬山顶式砖木结构,流龙脊顶,雕梁画栋,风格高雅别致。
近日,第四届礼制与礼学工作坊在曲阜师范大学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举办,由曲阜师范大学礼乐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承办,由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协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
“春和景明,桃李竞芳”,清明节刚过,喀什地区教师培训中心103名中小学老师走进喀什大学国学院,开启了一场“学习传统文化,汲取先贤智慧”之旅。
中国文化书院最新推出以我国著名学者、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命名的“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首讲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于4月9日在北京大学启动开讲。“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由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联合开办,以“时代”“学术”“人生”为关键词,展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在时代变迁中追求真理、潜···
先秦时期,中国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历法和声律体系,二者在当时都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论语·卫灵公》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2023年4月4日下午,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儒促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会第八次会议在曲阜召开。会议由秘书长孔德立主持。
在皖北地区,有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书院,苏轼曾于此处设立学堂,乾隆皇帝亲临题字赠联,这就是位于“山川灵秀,有石如璧”的灵璧县的正学书院。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南望灵壁(璧),鸡犬之声相闻”,闲暇时常做客张氏园亭,探访灵地名胜。
《天下周易》一书系刘长允先生积四十年治易之功,最新推出的力作。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其易学研究,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和专著。1985年,他提出的“《易经》是一部古老辞书”的观点,在易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几十年来,作者一直没有中断对易学的思考与研究。在这部新著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
中国古代,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中心地位,明清两朝逐渐确立了推进圣谕宣讲的制度化手段,以实现思想教化的统治目的。从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言”,到清顺治年间仿其所制的“六谕文”、康熙年间的“圣谕十六条”,直到雍正所制近万字的《圣谕广训》达细致严苛之极。
《名公书判清明集》又被称为《清明集》,是宋代的一部司法裁判文书和官方公文的分类汇编,也是佐证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社会法制、经济、历史状况的珍稀史料。此书作者别号“幔亭曾孙”。书名中“名公”二字,意指撰写书判者多为南宋时期名重一时的士大夫;“清明”二字,则取自“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的为政、断案清廉明察之意。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有一个节日兼具节气与节日二重属性,兼有自然与人文两层内涵,又兼备哀伤与欢乐双重情感,这就是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节”融合而成的岁时节日“清明节”。清明节以“农事生产”“祭祖怀远”“游春祈福”为核心节俗,饱含着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感恩”“传承”“立德”的主题,反映出人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
晚清民初知识分子在大变局中探寻中国道路,开拓知识分子的新道路,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部分。本书梳理和讨论了康有为“大同立教”的思路以及推动定孔教为国教的政治行动,尝试从康有为的思想和实践一孔窥豹,思考中国思想及其承载者和创造者的历史性大变局。
《经学研究》第五辑分五部分:专题、经学史论、专稿、学人访谈、旧文新刊。本辑专题是“中国文明史中的郑玄经学”,从三礼、受命、敬孝、明堂、三统文质、郑玄朱熹之异等多角度论述,力图以整全的经学视野来理解作为伟大经学家的郑玄。在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上,郑玄是最重要的核心人物之一。六经之中,最能以一经之学贯通群经者,莫过于···
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为政在人”的认识,却是人言人殊。多数人认为孔子斯言是主张“人治”,排斥“法治”,强调最高统治者的“一人之治”,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孔子何以在当时提出“为政在人”?果真是强调“人治”吗?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是否仍有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学界缺乏追本溯源之论,还有待抉疑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使命。
清明时节,百廿学府山西大学内多名学子身着汉服,折枝戴柳,挽弓搭箭,再现“清明射柳”这一古老习俗。
又是一年清明至,慎终追远寄哀思。
4月5日时值清明节,癸卯年清明至圣林孔子后裔祭祖大典在山东曲阜举行。现居台湾的孔垂长本次专程赶来山东曲阜参加春季祭孔系列活动。当天,包括他在内的400余名海内外孔氏后裔齐聚祖茔孔林祭奠先祖。
在沃格林看来,中国思想从未完成对宇宙论的突破,即“神性根基”未在超越与开端两个方向显示自身。与之相反,在牟宗三的哲学史书写中,宇宙本体论恰恰指向了对宇宙的超越。然而,在宋明理学中,作为对紧凑宇宙论的突破,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导向对开端的探问,也没有对超越之创造者的寻求。道之体用所表达的“实在之过程”与以终末论为标志···
王琦教授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紧扣经筵讲学中的经典与诠释、人物与活动、制度与行为等诸多要素,探究其与“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思潮兴盛及帝学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生动地展现了学术与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谓抓住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关键,突破了宋明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多拘于理气心性等常见命题范畴的局限,开拓了宋代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