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惹恼保守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北宋的党同伐异之风，其实不是始于“熙宁变法”，而是始于“元祐更化”，始作俑者，就是保守派元祐党人。他们不但废尽新法，逐尽新党，而且，在逐尽变法派之后，保守派台谏官开始调转枪头，对准同一阵营的昔日同道。最早受到台谏攻讦的保守派名流，是新任翰林学士苏轼。

元祐元年岁末，学士院召试了一批馆职官，试题是：

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职其意，流入于刻。夫使忠厚而不偷，励精而不刻，亦必有道矣。昔汉文宽仁长者，至于朝廷之间，耻言人过，而不闻其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综核名实，至于文学理法之士，咸精其能，而不闻其有督责过甚之失。何修何营可以及此？愿深明所以然之故，而条具所当行之事，悉著于篇，以备采择。

这是一道很有现实意义的策问题，谁知却引来一场轩然大波。十二月初八，左司谏朱光庭先上章批判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今来学士院考试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偷刻为议论，独称汉文、宣帝之全美，以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特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

出这道策题的考试官正是苏轼。既然台谏官对考试官有意见，太皇太后便诏苏轼“特放罪”，意思是，苏轼出题不妥，确实有过错，但其罪过可不予追究。

朱光庭却认为苏轼之罪“不当放”，又上章攻击苏轼，称策问之语“涉讽议先朝”。新任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也相继上书声援朱光庭、合攻苏轼：“轼之此罪，若不正之，则于朝廷事体终为不顺，上下议论终为不允。”疏入不报。傅尧俞、王岩叟再上书，论列不已。

太皇太后给这帮言事官搞烦了，于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下诏：“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苏轼撰试策题不当，累有章疏，今看详得非是讥讽祖宗，只是论百官有司奉行有过。令执政召诸人面谕，更不须弹奏。”

次日，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赴都堂，听宰执传达谕旨。听后，朱光庭等人对右仆射吕公著说：“（执政）皆知轼为有过，然特欲以上意两平之耳，皆不敢奉诏。”表示不接受宰执的调解。正月十四日，三人又各上疏：“苏轼如圣谕非是讥讽祖宗，然只以祖宗置于议论之间，便是有伤大体，安得以为无罪？”

正月十八日，傅尧俞、王岩叟入对，在太皇太后帘前论苏轼策题不当。

太皇太后说：“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

傅尧俞说：“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

太皇太后又说：“苏轼不是讥讽祖宗。”

傅尧俞说：“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

太皇太后反问：“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

傅尧俞、王岩叟答道：“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挥，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须言。后见反汗，又是非颠倒，臣等方各论奏。”

王岩叟还从袖中取出苏轼所撰策题，就帘前指陈。帘后太皇太后忽然厉声说：“更不须看文字也！”

傅尧俞说：“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

太皇太后又厉声说：“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

王岩叟说：“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

二人逼得太皇太后不得不表态：“待降责苏轼！”

太皇太后心里是十分恼火的，决定将苏轼与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四人都逐出朝廷。不过执政官阻止了太皇太后这么做。事情最终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