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研究的创新之作

——程水龙《<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之价值

作者：谢钊馨（苏州大学文学院）

来源：“尔雅国学”微信公众号

《近思录》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吕祖谦二人共编于寒泉精舍的理学著作，完稿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子曾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此书被后世称为“圣学之阶梯”、“性理诸书之祖”。朱子学研究名家陈荣捷先生认为，除儒、道经书以外，注释《近思录》者比任何一书为多。由此可见《近思录》在学术史、理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几十年中国社会渐兴“研究《近思录》”热潮，这也是《近思录》一书的历史影响所致。程水龙教授的新著——《<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为我们具体形象地展示了东亚历史上《近思录》的版本盛况，既是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版本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研究的创新之作，又是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论结合的典范之作。

一、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程水龙教授在《近思录》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学术园地已深耕二十年，从最初的博士论文《<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到如今的《<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作者无论是在研究广度，还是思想深度，都有着飞跃式的发展。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它首次全面调研中国、日本、韩国等地域流传的《近思录》文献版本，考述的版本数量多达六百多种。其谋篇布局深思熟虑，脉络缜密清晰，可谓是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版本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一）结构布局

《<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一书，结构安排合理，层次分明。全书共三册，前两册分上、中、下三编，分别对古代东亚地区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出现的《近思录》版本进行考述。第一章至第五章考订《近思录》中国版本；第六章至第十章考述朝鲜半岛《近思录》版本；第十一章至十五章考述日本《近思录》版本。全书将不同地域的《近思录》文献，又类分为《近思录》原文本、注本、续仿编本、问答讲义类文本等，分别予以考述。

书前的绪论，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现存东亚《近思录》版本的基本情况，以及这些版本在朝鲜半岛、日本、欧美等地的传播情况，向读者揭示了《近思录》在东亚的学术地位与影响。正文章节之后多有附论，作者就其研究古籍的心得体会，或考究人物史实，或辨别版本真伪。书后的余论，则关注中国、朝鲜半岛与日本之间书籍的相互流动，总结了《近思录》文献在学术交流史上的重大意义与价值。

该书第三册是《图录》。大量精美的彩色书影，展示出历代《近思录》文献版本的代表样式。书中标注了书名、版本情况及馆藏信息，方便读者了解和探究史上东亚地区的《近思录》文献。

（二）文本内容

全书以古籍版本研究为主线，配以学术思想之探究，详略得当。作者在探讨《近思录》相关文献版本源流、类别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程朱理学在东亚历史上的传播和影响作了阐发。由于作者广泛探究了古代东亚区域《近思录》的各种传本，展现了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的全景，所以其分类考述，也展现了《近思录》及其相关文献所代表的学术思想在史上某些地域的传播与发展，揭示了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文化在不同时期对理学经典《近思录》的接受与创新。

史上东亚地域的《近思录》文献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作者在书中为我们做了区分。朝鲜半岛、日本除了接受、消化中国学者的《近思录》注本、续仿编本外，他们在《近思录》文献的建设上个性鲜明。程教授全面考察了朝、日学者关于《近思录》的本土化文献，如其本邦注解类文本，仿《近思录》类文本，问答及讲义类文本，以及日本的训点文本。

《近思录》系列文献版本繁多而复杂，在考订各种文献的版本及其流传情况时，程教授也探讨了各种版本之间的渊源关系，科学分析其文献学术价值。《近思录》文献除了原文本外，尚有朱子门人后学以及后世儒者研读衍生出的诸多著述，包括《近思录》注释本、续补本、仿编本、札记、问答、讲义、释疑、训点等等。这些文献是东亚朱子学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朱子理学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程教授整理考述这些文献的版本，既是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汇集，也是为历代朱子学术思想传播做诠释，为我们深入了解史上东亚儒学文化传播圈、朱子学的学术影响指明了方向。

二、版本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研究的创新之作

古文献研究的学术创新，往往需发掘现存文献中未曾被发现的问题，或提出有别于前人的新观点，或就现有古文献提出新的研究思路等。《<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在古籍版本学与学术史相结合研究上颇具创新之处。

（一）发掘现存古文献中本国缺乏的新文献

程教授为了撰写此著，多年不辞辛劳对中国（包括台湾）、韩国、日本、美国等主要藏书机构进行了实地调研。书中版本均是其亲眼所见，比一般目录书记载更为可信，其中有些版本，国内学者难以识见，不曾了解，甚至有学者怀疑它们的存在。而事实上，《<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所考版本，有的可弥补中国国内珍藏文献的不足，因为某些《近思录》文献在国内已难得见或早已散佚，但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却有收藏。如南宋《近思别录》十四卷，虽被史上的书目著录过，但目前国内已无单行本存世，而韩国、日本却有收藏。韩国高丽大学校藏有《近思别录》写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有朝鲜李朝宣祖三十二年（1599）《近思别录》写本，日本还存有宽文八年（1668）重刻单行本。又如明吴勉学校阅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盛芸阁”刻本，中国本土未见，而韩国延世大学校有藏；清汪佑《五子近思录》清萃华堂重刻本，国内已难寻觅，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藏。这些新发现，可使《近思录》文献的版本研究与相关学术史的研究视野增扩、更具活力。

（二）综合各种文献阐发新观点

此书对古代东亚中国、朝鲜半岛、日本的《近思录》文献版本进行了综合考察，揭示出朝鲜半岛、日本对程朱理学的接受还存在微异，其不同的接受方式、民族心态及学术取向，使得朝鲜王朝的学者偏向于尊崇中国朱子学，而日本学者对《近思录》的解读则更具个性，又通过日文与汉字的结合构建其本土化《近思录》文献，其独立性、本土化重构特色鲜明。程教授指出朝鲜王朝的续仿编文本更接近中国，“客观”色彩多一些，而日本历代注释者则注重溯源反思、抒发己见，多展示其“主观”认知，自我意识较强。程教授还以朝鲜王朝、日本两国对叶采《近思录集解》的解读为例，分析两国学者态度的差异。在批判性接受《集解》时，朝鲜学者多赞扬之语，肯定成分多于否定，即使有疑惑，仍以商榷的口吻解说，文本中大量使用“恐”“似”“如何”等词语，表达委婉揣测之意；日本学者则不同，他们对《集解》文本不是一味盲从，而是在解说时抒发己见，表现出明显的为我所用之倾向。程教授从现存《近思录》版本中透视史上东亚不同区域学者的认识差异，对我们研究东亚程朱理学的发展颇具启迪。

（三）借助新思路诠释学术史

《<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视野广阔，立足史上的东亚区域，为我们指明一条可行性的研究路径。程教授在整理东亚理学文献时，将古文献版本与相关学术思想史相结合，思考《近思录》的东亚传播和世界性影响。

现存古籍是“无言”的，静静躺在图书馆。程教授将《近思录》系列文献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欲从中窥探出程朱理学发展的脉络，其考述之文在研究者与古籍之间建立关联，力图呈现出“活”的有学术灵性的古籍版本，从一系列版本的考订中，探究其中蕴含的编者、注者、刊印者所欲表达的思想文化，如注者注解语录的用意、编者选辑语录的原因及社会背景、学者刊者题写相关序跋的思想等等。程教授将死板的固化的古籍放在学术发展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近思录》文献串连起来，进而探析学者们思想的变化、东亚儒学传播史的流变。

此书将史上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视作一个整体的儒学文化圈，通过《近思录》文献版本的考述，揭示了东亚各国儒学思想文化的交流，分析了各国间《近思录》文献的互通有无，阐释了东亚“近思之学”的文献构建与学术价值，阐明了东亚在朱学化进学路径建构上存在共通性。因而，此书以一个全新视角拓宽了古籍版本研究的领域，给予相关研究者新的启发，正如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所言，“该书的学术价值已超越了版本文献研究的范畴，而为研究儒学与理学文化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传播、交流与碰撞，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文化案例，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论结合的典范之作

通过此书中古籍版本考订，读者可知晓古籍版本的诸多种类、鉴别技法等，从而提升自己的古籍版本认知。而且，程教授还试图透过版本，挖掘其背后蕴藏的学术价值、社会文化。全书考论结合，逻辑缜密，推论合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可谓古籍版本研究中考论结合的典范之作。

（一）考订版本纠正此前相关研究之失误

程教授用大量文字陈述各种《近思录》文献的版本考订，展示出多年实地考研的成果。通过考证分辨出一些版本的刊印时间，修订了部分藏书目录中的错讹，甚至填补了部分藏家尚未确切著录的图籍。如第一章第二节考述《近思录》明代版本时，引用了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的著录：“《近思录》十四卷，宋朱熹、吕祖谦撰。明正德刊本，四册。金孝章校，张文通旧藏。”此书通过详细考证，指出张氏断为“正德刊本”的《近思录》其实应该是崇祯九年张隽刻本。第二章第二节考订了江永的《近思录集注》版本源流，程教授者认为南京图书馆藏江永《近思录集注》不是“乾隆年间刻本”，也不是他自己以前推断的“乾隆七年原刻本”，明确指出南图藏本与上图所藏嘉庆十二年刻本应为同一版本。又如第七章第一节对于叶采《近思录集解》高丽大学校藏本中的一种李朝木板本进行认真考辨，认为此传本应为李朝世宗年间木板本，而非该校著录的“光海五”年刻本。

程教授还在相关章节后的“附论”中撰写考论之文，增强人们对某些现存《近思录》文献的认识。如《日本藏<近思录标题释义>真伪辨》一篇，作者将汪道昆校订的《近思录标题释义》与周公恕的《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进行比较，发现两种版本的版式、相关序文、编排体例、卷目及文本内容相近，认为二者实为同源，题作“新安汪道昆撰”的序文，极有可能是书贾盗用汪氏之名的伪作，并推断后人为何假托汪道昆之名改序、改书名的原因。此类“附论”之作，皆结合前文有理有据进行辨析，条理清晰，观点可信，对古文献研究者发挥了指示门径的作用。

（二）透视古籍背后的文化意义

程教授此书善于从古籍本身出发，通过版本考述，由现象穿透本质，深入挖掘古籍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给人以启发。在论述朝鲜李朝学者关于《近思录》的问答类、讲义类文本时，程教授指出朝鲜李朝“讲义类”文本之多，是中国元明清时代难以见到的景观。《近思录》流布到朝鲜半岛后，朝鲜学者讲论《近思录》及其相关著述，于是有了学者们的研读问答，有了相约讲论说辨，还有君臣廷对问辨等等，由此形成了如李滉、朴世采、金幹、尹东洙、金元行、赵承洙、蔡钟植、沈鹤焕等人的《近思录》问答类文本，尹凤九、杨应秀、南景羲、柳徽文、李朝正祖、李源祚、李钟祥等人的《近思录》讲义类文本。日本朱子学者或读者研读《近思录》时，也有大量类似的文本。可是，中国历史上为何没有出现这种景观呢？程教授借梁启超之语予以说明，清代儒者不喜效仿宋明人聚徒讲学，他们之间交换知识的机会自然较少，因而需依赖函札，“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由于清代学者独特的治学特点，故少有朝鲜、日本学者那些相聚讲论《近思录》的情形，《近思录》问答讲义文本在清代也就少之又少了。这便揭示出不同国度、不同时代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对《近思录》文献形成的影响。

程教授在此书的考论之中，甚至站在整个东亚理学文献的视野，就《近思录》某一条语录的注释解读其背后蕴藏的思想文化。如第三章第三节论及“《近思录集解》清乾隆年间刻本为何改换卷六第13条语录”一事，程教授借鉴了接受美学的研究思路，从读者、研究者及其阅读研究活动的视角分析，发掘背后涉及的诸多因素。关于孀妇再嫁的问题，宋代理学与明清理学存在差异，而明清社会理学家有的偏重贞操之事，也是后世读者对程朱理学的一种偏差解读；程教授又将其与朝鲜半岛、日本学者的解读相比较，揭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在东亚地域所具有的影响。由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近思录》存在多样化的阐释与解读，故使得《近思录》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拥有制约之力、教化之功。

结 语

《近思录》集中体现了宋儒的理学思想，是研究理学思想史的重要典籍，其重要性堪比经书，钱穆曾指出《近思录》是“复兴中华文化人人必读的九部书”之一。程水龙教授认为“流布于中国、东亚朝鲜、日本的《近思录》及后续著述是值得珍视的宝贵文献，其蕴藏的学术思想史资源，差不多串起了七百年东亚理学思想史。”《<近思录>东亚版本考述》一书立足东亚，为读者系统而全面地考述了《近思录》系列文献在史上的刊刻与传播情况，为东亚儒学研究者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严佐之先生在该书中序言有精确点评，肯定该书“揭开了一个数量与门类均远超以往认识的‘东亚《近思录》系列文献’的朦胧面纱，令人不得不对朱子《近思录》的历史传播和思想影响，再度‘刮目相看’，并为学术界对《近思录》的持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串开启文献资源宝库大门的便利锁钥。”它已“不仅仅是比较版式形态差异、文字异同优劣的一般版本意义，更在思想史、学术史层面上，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东亚朱子学者对理学核心观念的认知差异和诠释异同。”而“属于‘域外汉籍’的东亚《近思录》版本，既是见证日本朝鲜儒学发展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也可用为我们深入发掘《近思录》思想资源而借鉴的他山之石。”

朱杰人先生曾说，“朱子的思想不仅有补于封建社会之治道，也有补于现代文明之治道。”一方面，阅读理学经典，可以提升人们的文化修养，使人戒骄戒躁，积极向上，在社会上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圈；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传播需要“走出去”，推广和宣传《近思录》文献，有利于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优秀的儒家思想和精神，让更多人领悟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近年来，国家着力强调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史上东亚《近思录》文献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体现。研究东亚《近思录》版本及其传播，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朱子学思想、儒家文化对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对当今东亚地区进行友好文化交流、政治思想交流有积极意义，裨益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而提升中华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