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周易》一书系刘长允先生积四十年治易之功,最新推出的力作。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其易学研究,先后撰写多篇论文和专著。1985年,他提出的“《易经》是一部古老辞书”的观点,在易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几十年来,作者一直没有中断对易学的思考与研究。在这部新著中,他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新见解。
中国古代,随着儒家思想占据中心地位,明清两朝逐渐确立了推进圣谕宣讲的制度化手段,以实现思想教化的统治目的。从明太祖颁布的“圣谕六言”,到清顺治年间仿其所制的“六谕文”、康熙年间的“圣谕十六条”,直到雍正所制近万字的《圣谕广训》达细致严苛之极。
《名公书判清明集》又被称为《清明集》,是宋代的一部司法裁判文书和官方公文的分类汇编,也是佐证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社会法制、经济、历史状况的珍稀史料。此书作者别号“幔亭曾孙”。书名中“名公”二字,意指撰写书判者多为南宋时期名重一时的士大夫;“清明”二字,则取自“明无一毫之蔽,清无一点之污”的为政、断案清廉明察之意。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有一个节日兼具节气与节日二重属性,兼有自然与人文两层内涵,又兼备哀伤与欢乐双重情感,这就是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三节”融合而成的岁时节日“清明节”。清明节以“农事生产”“祭祖怀远”“游春祈福”为核心节俗,饱含着人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感恩”“传承”“立德”的主题,反映出人们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追求。
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对于“为政在人”的认识,却是人言人殊。多数人认为孔子斯言是主张“人治”,排斥“法治”,强调最高统治者的“一人之治”,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源。孔子何以在当时提出“为政在人”?果真是强调“人治”吗?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是否仍有借鉴意义?对这些问题,学界缺乏追本溯源之论,还有待抉疑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使命。
王琦教授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紧扣经筵讲学中的经典与诠释、人物与活动、制度与行为等诸多要素,探究其与“四书”新经典体系形成、理学思潮兴盛及帝学发展之间的逻辑联系,生动地展现了学术与政治、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可谓抓住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关键,突破了宋明以后的思想史研究多拘于理气心性等常见命题范畴的局限,开拓了宋代儒学···
孔孟之间的这段“留白”是儒学研究必须讲清楚的关键环节。曲阜师范大学宋立林教授《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正是对儒学史上这一重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该著通过对“孔门后学”学术传承与思想特征的精准把握,更加丰富且立体地呈现了“孔孟之间”一个多世纪的儒学发展与诠释史,这对于学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时尚”这个词往往让人毛骨悚然,背脊发冷。我的意思不仅仅指知识分子而且指普通大众。时尚为虚荣心、消费主义、肤浅薄情、女性化、诡辩术、江湖骗子擂鼓助威,使其大行其道。当然,听到“时尚”这个词时,你大概不会想到哲学。
疼痛经验并非人类独有的东西。疼痛有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动而有所变化。详细阐述这个历史能揭露人类痛苦的政治学,它位于人类衡量、确认和抛弃痛苦体验的各种尝试的核心。
《失败颂》将在每个读者身上激发批评性反思,为其提供一点儿都不狭隘的教训。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它不是对自我以及现有观念和感受的称赞和恭维,相反,它以愤世嫉俗的、令人担忧的、可能带有救赎色彩的方式挑战我们的成功假设:你可能失败,就这么简单。
唐君毅学术面对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冲击,一生守护和弘扬中华文化,“为人和学问,都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金庸评语),应该让人们了解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升宜宾的文化内涵。
《纬书的思想世界》对纬书观念体系作出全面梳理,对其思想源流进行了系统考察,其广度和深度应该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然,纬书思想体系庞杂,包罗万象,值得深入探讨的空间还很大。
稳定是安全秩序的概念,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有一定的安全自治能力,但从根本上而言无法独自应对来自内部本土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颠覆性挑战,占中运动和修例风波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香港稳定也是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香港平台上存在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这一层面客观上需要国家法治力量的介入。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在俄媒体刊发的署名文章中提到,2013年3月,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人类文明共同体”理念后,“又相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与实践路径,为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提供了中国方案。”
齐鲁文化原初的意思是指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由于齐鲁两国作为近邻,又是联姻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思想交流非常密切,进入到战国后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成为一个整体文化系统,后人将这个整体文化系统称为齐鲁文化。
李瑾的《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和《论语释义》由三家出版社相继推出,这是国学研究方面一次很有意义的成果展示。在三部约计120万字的作品中,李瑾全面借鉴并系统提炼了相关经典2000年来前贤名家潜心著述的精华,同时“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立足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旧学新使命、国学新担当,洞见迭出又不失雅俗共···
道者,形而上也。子曰:“下学而上达。”下者形而下之器,上者形而上之道,求道有门,须在形而下中寻找一个切入口而上遂天道,才能真实切己,才是自得之学。这个形而下的切口就是生命的触动,包括正面的奋发与反面的击打。得失、荣辱、成败、智愚、美丑、夭寿、贫富、贵贱都是生命的焦点,都能触动人,但不是最根本的触动。最根本的触动···
上古圣王都是儒的现实化身和杰出代表,伏羲、女娲就是最早的“大儒”。以“周孔并称”取代“孔孟并称”或“孔颜并称”,则显然有利于还原儒家兼有礼乐刑政、道气心性的饱满内涵和博大体量,可以还原儒者的本来面目,纠正长期以来儒学思辨化、玄理化、道德化、哲学化的诸多偏向,因而可以走出一条儒学复兴的正路。
但我们更要看到,团圆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两岸民众同根同源。如果没有根源上的认同,没有文化血脉上的相连,那么团圆的意义又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