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严肃又困难的世纪

作者：约翰娜·温南特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 发布

百年之后，我们再来反思现代派三本里程碑式的著作---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今年标志着现代派神奇年代（annus mirabilis）的一百周年纪念。对很多人来说，这指的是T.S.艾略特的《荒原》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两本书都是首次出版于1922年---或许再加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首部英文版的出版。这些书属于不同的体裁和学科---诗歌、小说和哲学---但是，它们都将实验性文学美学与高度抽象的思想工程结合起来。每本著作都求助于神话来代表严峻且艰巨的美学和智慧挑战：每本著作都讲述了一场历尽千辛万苦的旅程，该旅程如果成功的话，将具有救赎性甚至脱胎换骨的改造功能。每个文本都有主人公，但是事实上，每位主人公同时也是你本人。你作为读者遭遇挑战，需要找到通过深不可测、浩瀚无边、汹涌澎湃的大海之路。这个旅程极其危险，里面充满各种陷阱和奇迹。如果取得成功，你返回家乡之后将会发现一切都变了样，而且你本人也与从前截然不同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何严肃地对待它们，这种严肃和困难正是现代派文本告诉我们的东西，而且仍然是我们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

这三本书是无可否认的里程碑式著作，同时又以晦涩难懂而臭名昭著，这样的描述是真实的，但同时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大肆宣传炒作的产物。这些书极富挑战性，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故意为之的，也是自我清醒认识到的。它们艰涩、优美、精彩、动人。人们描述它们如何如何伟大，如何如何困难，尤其是描述它们的伟大和困难如何如何密不可分，紧密纠缠在一起---它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困难，它们之所以困境是因为其伟大---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编造出的故事。

自我清醒认识到的神话建构不仅从这些著作延伸到作者，甚至还延伸到出版年代本身。1922年神话就是被作家本人创造和传播开来的，促成这个结果的还有他们的朋友、敌人、后人和追随者。艾略特在为詹姆斯写书评的时候写到，“使用神话操纵当今时代和古代之间持续不断的平行性，乔伊斯在使用一种方法，其他人在他身后肯定继续会使用。”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写到，“圣诞夜在20月29-30的午夜结束”---正是乔伊斯写完《尤利西斯》的时刻----因此我们处于“U后第一年”（year 1 p.s.U），即《尤利西斯》后第一年。连根本不是艾略特爱好者的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也写到，《荒原》“就像向我们的世界丢下一颗原子弹那样把我们的世界砸得稀巴烂。”美国女作家维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哀叹也非常有名，她说“这个世界在1922年左右被分割成为两半”---此后一年她获得普利策奖，而她已经被认为是过去时代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伟大的盖茨比》是一部历史小说，背景就设定于1922年---那是它出版的前三年。

此后几十年，这个神话得到学界家庭作坊式手工业的进一步强化。这些文本就像学界的一门新学科---文学研究一样古老，分析哲学作为英美哲学的主要传统，它们被无数的大学课程和讲授这些著作的教授的著作抬升到新的高度。批评家休·肯那（Hugh Kenner）写到，主要学术著作---24本以上---将艾略特、乔伊斯连同庞德、威廉姆斯、和其他若干人（几乎都是白人男性）当作现代派的“六巨头”，只是比所谓的浪漫主义“六巨头”稍微更大一点儿而已。（他和其他人也忽略或者甚至故意掩盖了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最近，一些学者已经撰写和编辑标题中包含1922年的著作，如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让·米歇尔•瑞贝蒂（Jean-Michel Rabaté）等人；还有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 ）等人的著作。他们宣称，维特根斯坦是现代派中的核心人物，而在扩展其主要人物时，这个年代的特殊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虽然这些书完全配得上大肆宣传和炒作，但是，认定这个年份神秘莫测则是错误的和误导人的，而且在很多方面令人十分恼火。正如诺斯和瑞贝蒂提醒我们认识到的那样，1922年还出版了更多著作。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的《哈莱姆阴影》和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美国黑人诗歌之卷》等著作预兆了哈莱姆复兴的开始，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并没有被当作1922年的神奇玄妙因素。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逝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es temps perdu）首次出版英文版本也在1922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雅各的房间》出版于1922年，还有 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的《三重悲哀》。为什么总是拿《荒原》、《尤利西斯》和《逻辑哲学论》说事呢？

这个问题指向一个更大的问题。虽然这三本著作在过去100年留下了长长的阴影，但我不肯定它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严肃认真看待它们的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在学界有关现代派研究的附属领域，我们研究的作者的数量一直在扩张---这种进步是值得称赞的和必要的---但结果是现代派不再是清晰地指向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美学运动，也非先锋艺术或实验美学。如果现代派因为英语作为20世纪大学自由艺术的核心学科的出现而被推上显著地位，它对自由艺术---尤其是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遭受严重的侵蚀意味着什么呢？我在一所公认的名牌公立大学任教，就像当今很多大学里的大部分老师一样，我们并没有经常给英语专业本科生讲授《尤利西斯》，主要原因是我们不再有足够的师资。每年都有同事离职或退休，而且不再有新教师填补空缺；我们这些仍然在职的人被摊薄了，被要求去讲授调查性课程和培养技能的课程。而且课程必须接近几乎全员选修才能开设，《尤利西斯》这类书籍如此晦涩难解，怎么会成为本科生愿意阅读的书呢？

将现代派文学描述为极具挑战性，这应该没有多大争议。维特根斯坦曾经向潜在的出版商承认，其《逻辑哲学论》看起来有些怪异，艾略特写到现代艺术“肯定难以理解”。文学学者伦纳德·迪普韦芬（Leonard Diepeveen）《荒原》作为案例，在《现代派的困难》（2003）中论证说，“困难的快速增长是现代派的立刻能注意到的特征，有时候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可以宣称正是这种压倒一切的困难定义了现代派。”

1922年后的世纪，这些书在某种方式上已经成了历史，它们已经不再是我20年前阅读时的那个样子了。

但是，困难有很多种方式；著名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其经典文章“论困难”中辨认出四大困难。首先，是偶然性困难，这种困难可以通过获得更多信息而解决。斯坦纳写到，这些困难“最容易看得见，它们就像粘在文本织物上的毛边，但从理论上说，在某个地方存在某个词汇或者某种搭配或一系列星号、作品集锦（a florilegium）或一堆药物等方式来解决。”其次，是情态困难，因为时间已经过去，“我们当今已经不再掌握庞大的、有时候辐射性的文学作品”。斯坦纳的第三种是策略性困难：当“诗人或许选择一种偏僻生涩的东西用以达到某种具体风格的效果。”最后一种是本体论困难，“这些让我们遭遇让人目瞪口呆的问题，如有关人类语言的本质、意义的地位、以及诗歌的必要性和目的等问题，这是我们多多少少已经拥有现成共识而构建起来的概念。”

呈现在《尤利西斯》、《荒原》、《逻辑哲学论》上的有些困难可能被描述为偶然性困难---可以靠一系列的星号来说明。在2020年早期的档案中，艾略特和他的朋友和缪斯女神艾米莉·黑尔（Emily Hale）的1131封信件第一次大白于天下。这些信此前一直被密封在普林斯顿大学为燧石图书馆（Firestone Library），在黑尔去世50年之后才被公开。他们之间的通讯让人看到《荒原》中风信子姑娘的新光亮，她占据诗歌的第一节：

“一年前你先给我的是风信子；

他们叫我做风信子的女郎”，

——可是等我们回来，晚了，从风信子的园里来，

你的臂膊抱满，你的头发湿漉，

我说不出话，眼睛看不见，我既不是

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

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此段译文借自：T.S.艾略特 1922 （赵萝蕤 译 1936）---译注）

信中提到的人物清晰说明了这个姑娘并不是艾略特心中想象的一个形象，也不是诗歌中的其他人物那样来自文学作品或者传说，而是来自艾米莉·黑尔，真实记忆中的真实人物。

但是，偶然性困难是一种微小的困难。如果手头拥有《尤利西斯注释》，尤其是当你不太了解有关天主教礼拜仪式或者世纪末的（ fin de siècle）爱尔兰政治时，就能有很大帮助。但是，正如艾略特本人给《荒原》的很多注释那样，它也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堆积，甚至是转移注意力的次要事实(或想法、事件等)东拉西扯。最后，注释并不能够提供多大帮助。我在说这些话时，非常谨慎小心，因为文学研究在过去几十年已经致力于从新历史主义理论棱镜进行探索了。在20世纪中期的新批评坚持认为，文学文本是独立客体的地方；1980年代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则坚持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在其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来解读，因此补充历史信息能够带来非常有用的东西。如今我们都是新历史主义者了，在讲授和分析文学作品时，忽略历史可能被认为是思想上的疏忽大意。不过，当我曾经告诉一位现代派朋友，我认为我们总是通过将文学文本语境化使其变得更丰富是一种错误，她先是做出惊骇莫名的表情，接着就是怒火万丈。（这或许部分解释了我为何没有在她的院系谋到教职）

在其原来语境下阅读文学作品---正如我的很多同事和朋友做的那样，将自己描述为文学史家---是一种尝试，可以解决斯坦纳辨认出的情态困难。如果距离太远，那就找到更多的语境来回应：这个工程注定要失败？或者从来没有彻底成功过？正如斯坦纳所说，“我们已经做了自己的功课，诗歌的要害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我们没有感受到‘被召唤’”或‘可以对文本做出回答’。”情态困难是“召唤和回应上的失败。”如果我们不能从一百年前召唤它们回来，如果我们减弱情态困难的尝试让情态困难变得更加严峻，我担心艾略特、乔伊斯、或维特根斯坦的文本是否已经开始退却，或者正好相反。一旦我对此不再感到纳闷----长时间以来，我感受到《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广告推销员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虚构人物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在我看来比我本人还更真实---但是，在1922年之后的一个世纪，这些书已经成为历史，它们已经不再是我20年前第一次阅读时的样子了。当时，我那1922年出生的外公外婆仍然健在，黑尔档案尚未解封，维特根斯坦这个人名如何拼读我都还不知道，因为我只听说过这个名字。《尤利西斯》中的场景斯维尼药房（Sweny’s Pharmacy）只是我年轻气盛时像乔伊斯那样将都柏林游玩一遍的其中一站而已，但它仍然是药店而非博物馆。《尤利西斯》和《荒原》本身关心的是过去的现在呈现，但两者都将其情态问题指向其他方向。它们的过去不愿意一直呆在过去；这些文本经常闹鬼。在《尤利西斯》中，我们遭遇到斯蒂芬母亲的鬼魂、布鲁姆的爷爷、父亲、母亲、小儿子等和其他阴影。

《荒原》中拥有风信子姑娘的第一节被命名为“死者葬礼”，但是在整个诗歌中，甚至在第一节的末尾，死者拒绝被埋葬：

在那里我看见一个熟人，拦住他叫道：“斯代真！”

你从前在迈里的船上是和我在一起的！

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首，

它发芽了吗？今年会开花吗？

还是忽来严霜捣坏了它的花床？

叫这狗熊星走远吧，它是人们的朋友，

不然它会用它的爪子再把它挖掘出来！

你！虚伪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mon semblable,—mon frère!）

（此段译文借自：T.S.艾略特 1922 （赵萝蕤 译 1936）---译注）

艾略特的诗歌中也有很多看似尸体坐起来的其他例子：腓尼基人弗莱巴斯（Phlebas the Phoenician）（出现在《荒原》长诗的第四节《水里的死亡》，昔日腓尼基水手由于纵欲而葬身大海，今天无数的现代人仍然在人欲的汪洋大海中纵情作乐，他们的死亡已无法避免，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来自何方，他的死如此重要正是因为西方源头的死亡和枯竭意味着真正荒原的来临---译注）、拿撒勒的耶稣、甚至风信子姑娘是“既非生者也非死者”。

在1919年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提出了著名观点，“历史意识”

对于任何人想在二十五岁以上还要继续作诗人的差不多是不可缺少的；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暫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锐敏的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该段译文借自《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卞之琳译 来自豆瓣https://www.douban.com/note/756382294/ ---译注）

换句话说，它能够让诗人持续受到困扰。（乔伊斯或许赞同它最终也让布鲁姆和斯蒂芬受到困扰）但是，我们也应该记住“传统和个人才能”是新批评的创始文件之一，它帮助开创了英语学科。所以如果这些文本现在让人感觉遥远得很---或许不是尚未死掉的鬼魂而是某些别的东西，某些仍然在活着但已经变得暗淡许多的东西---其中多少不是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不仅是我们作为老师和学者在召唤和回应它们方面的失败，而且还有机构的失败？我在谈论的不是文化战争或者经典战争或者方法战争或者理论战争---关于《尤利西斯》是否值得阅读和讲授，文学学者之间并没有真的争议。如果和文学研究的未来这个更大的斗争相比，那些战争不过是小规模冲突而已。它还能在大部分精英机构中幸存下来吗？即使幸存下来，英语学科是否也在走上经典的老路呢？----曾经是核心，如今已经衰落，创造性写作不是已经在替代拉丁语了吗？

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说，“我在作品中设置了大量的谜团和迷魂阵，其数量之巨，要弄清我的真意足够教授们用数百年去争论的，这是保证作家不朽的唯一途径”。这句话在我看来有些过于乐观了吧---数百年？不错，现在文学圈里仍然有乔伊斯产业，《詹姆斯乔伊斯季刊》仍然在出版，乔伊斯学者仍然在举办年度研讨会，现代派研究协会研讨会（MSA）---今年的主题是1922年百年纪念----比从前的规模更大，每年都能吸引数百位学者共聚一堂交流心得和发现。但是，在年龄越来越大的、头发灰白的终身教授和一直年轻的研究生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年轻学者尽管很努力，但没有能够谋得终身教授职位，因为没有这么多工作岗位。我能够很容易用一把手就计算出过去5年刊登的不管在美国任何地方招聘专攻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现代派文学的新教授岗位的数量。（在这个月的现代派研究协会研讨会上，我是为数不多的若干副教授之一。）

这些书让无论政治的还是伦理的视角和承诺成为可能，这些未必来自作者本人。

无论乔伊斯是否足够教授们用数百年去争论不是很确定，但《尤利西斯》当然能够如此。它那众多稠密的偶然性困难和情态困难足够让教授们忙个不停地推出注释版本和新历史主义科研成果；接着还有更多谜团和迷魂阵和其他花招，就像每章改变叙事和风格一样----构成策略困难。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观察到“维持困难的价码”被纳入到新批评（以排外而闻名）的经典塑造实践，并成了为大学教育辩护并使其区别于其他机构的一种文化资本。乔伊斯说到自己的话---我根本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他的话---是他制造困难旨在让其小说赢得不朽地位。是的，这在很多方面是有些令人厌恶的势利眼想法，一种要求不死掉，永远不被埋葬的主张。但是，也可能---或许如此。

学生们仍然觉得《尤利西斯》是对他们的考验，或许甚至向其发出挑战，到底敢不敢将其抛弃，但是，就像任何谜团一样，策略困难可能变得非常好玩和有趣。《荒原》的很多选择和拼贴画美学曾经被认为是极大的策略困难，但是，对已经习惯于迷茫动荡、不知所措的读者来说，它们现在变得容易多了。学生喜欢进行文本游戏，有时候被认为困难的东西在不是游戏的时候或者当游戏变得严肃认真时，反而得到承认。

斯坦纳的范畴中的最后一个困难，即本体论困难又如何呢？斯坦纳写到，“这个范畴中的困难不能被查阅，也不能够依靠真正的重新调整或者情感诡计来解决，它们并非有意识的技巧能解决的困难。”本体论困难很难谈论是因为它是一种“词语不达标”造成的困难。当创造意义遭到质疑或者需要以不同方式继续进行时，词语的表现就不如人意了。维特根斯坦的伟大阐释者之一，哲学家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描述了阅读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的诗歌的体验，这首诗歌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的照片。在戴蒙德看来，这首诗显示出“一种困难，将我们推到所能思考的边缘之外”。做出思考它的尝试就是感受人们在思考陷入崩溃的失控状态。最近，克伦·祖哈根·叶普（Karen Zumhagen-Yekplé）在有关现代派小说和《逻辑哲学论》的书中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毕竟，《逻辑哲学论》是晦涩难懂的文本。它看起来困难的方式就像我们可能想像逻辑哲学专著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微妙之处恰恰于本书的真正挑战是它要求读者做出努力，竭力改造个人性格. . . .我们首先想到的逻辑理论给本书造成的困难其实并非真正的困难。

问题再次返回原点。为什么老是谈论《荒原》、《尤利西斯》和《逻辑哲学论》？部分原因是它们读起来很困难。但是，它们为什么这么困难？因为它们告诉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而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就必须改变自我。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神秘---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经有句名言，他说维特根斯坦是个神秘人物---斯坦纳用如下方式写到，“荷马及其后继者的艺术通过变成线性的、叙述性的、现实主义的、关注公众的东西----这是在说几乎整个西方文学---已经丧失或者背叛了最原始的魔法奥秘。”具有本体论困难的文学试图成为一种“叛乱分子”和“未能得逞的回归”，想回到“语言和思想已经在某种方式上一直愿意接受存在真理，愿意接受所有意义的隐秘源头”。这些书是有关神话的神话的神话---它们是一路传承下来的神话----但是，它们并非仙女变成了树之类神话；而是有关我们自己的神话，涉及到我们可能或者必须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神奇奥秘之人。一百年之后，我们都变得不那么热衷神秘了---或者至少是更少神秘化了，这种情形之一就是如下事实：英美现代派的很多政治从广义上说已经变得极其恶劣，无论是贵族对政治的冷漠，还是自由意志论者的自我放纵，还有毫不避讳的法西斯分子。1928年艾略特描述其政治属于“保皇派”。乔伊斯和维特根斯坦都向社会主义调情，但他们的政治承诺一直比较神秘莫测。

现代派的可怕政治给读者造成了什么种类的困难？

偶然性困难，但并非仅限于此。参考文献能够追踪，但我们的谴责是不能或者不应该减少。情态困难是可论证的：这些文本属于过去历史中充满仇恨的、令人害怕的那部分，如果考虑到当今时代仇恨和恐惧的死灰复燃，对它们的召唤就更应该让我们感到警惕。策略困难则根本没有；所有这些都再明显不过了。本体论困难，当然有---斯坦纳写到，本体论困难是现代派的典型特征，“它们是无法解决的”。其高潮就是提出“什么允许我们区分真与更真”的问题。

如果现代派被英语这门新兴学科推到某种显著地位，人文学科在当今大学里受到急剧侵蚀的情况下意味着什么？

什么为真什么为更真？是这些书还是其作者？《荒原》、《尤利西斯》和《逻辑哲学论》让无论是政治的还是伦理学的视角和承诺都成为可能，虽然它们未必来自乔伊斯、艾略特和维特根斯坦。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者圈子将《逻辑哲学论》作为其直接反抗法西斯认识论工程的组成部分。最近，《逻辑哲学论》已经被作为战争书籍来阅读了----它是维特根斯坦是在战壕里当步兵的间隙写出来的，佩洛夫（Perloff）提醒我们认识到---在此，它类似《荒原》长期以来遭受的待遇，是一个探讨人们如何在荒谬无意义的世界在堆积在废墟边缘的片段里制造意义的文本。在“我也是”的反性骚扰运动中，新一波学者已经回归诗歌的性别和社会权力描述上，同样，我们必须牢记《尤利西斯》最后一章的惊叹，完全在茉莉·布鲁姆（Molly Bloom）的心中，在万花筒般的六月天内心的拉扯和旋转。重要的是利奥波特本人---那个普通犹太人---是书中主角。他的巨大威力是关注身边受到伤害的人的能力，他在尝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或许也在帮助自己。

在我看来，让这些书更真实的是，我因为阅读它们，因为严肃认真地对待它们而发生了改变。20年前，我第一次听说现代派时，我也了解到其他东西：如何成为好朋友，如何享受性的快乐，如何清洗厕所，如何找到共同立场，如何写作文，如何为一群人做饭，如何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如何写出严谨的论说文。当时，我和六十多个人在大型合作社生活，这个合作社依靠共识来维持。我在尝试阅读这些书时遭遇的困难只能与达成共识的困难相提并论，这教导我认识到，在持续很多小时的会议上，需要和渴望之间存在差异。室友们和我抗议伊拉克战争，作为合法的观察者，我站在人行道上做笔记，而朋友们一个又一个遭到逮捕，一瘸一拐地落入警察的控制中被带走。当人人都再次回到家之后，轰炸开始了，我再次开始读书，我在形成---我记得---有关《尤利西斯》开头的某些论证，阅读不朽诗行时设想漂浮在电脑上空的建筑结构。

你会相信我在阅读一首诗歌时的所有这些感受？周三晚上，我烤制了12片面包，在面包膨胀越来越大期间，我在特别大的双人床上阅读《尤利西斯》的第二章，一位室友告诉我，我们大学使用临时工，或者朋友谈到她父母离婚了。在我将面包从烤箱中取出来时，在我第一次恋爱时，我下很大功夫试图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区分需要和渴望，什么为真什么更真---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够感受到同样的本体论困难。我在厨房，在大街上，在图书馆，在这些书中认识到它们：如何观察，如何决定，如何确定自己的价值观，如何恋爱。这些问题不是新批评那样自动产生的---它们是政治问题。

今天，当我重新捡起《荒原》、《尤利西斯》和《逻辑哲学论》时，我发现它们仍然能够持续帮助我解决两个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既是本体论困难又有真切的现实性。（这一点儿都不矛盾）如果我觉得，我不敢肯定这些书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我们这些严肃对待它们的人会发生什么，那是一种与现代派及其同代人所关心的东西相差不远之物：我不敢肯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继续严肃认真对待自己关心的东西。没有人再记得1922年了，但是我们仍然拥有这些著作。（我写这些话是在爷爷的百岁生日那天；他在2019年97岁的高龄去世。我是在写字台前写东西，桌上还有一块儿斯维尼药房的香皂，这是我6月16日“布鲁姆日”（Bloomsday）——为纪念20世纪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巨著《尤利西斯》一百周年时在都柏林购买的，我刚刚在大学课堂上学了《尤利西斯》，这本书就在我的书架上，伸手就够得着。）书还活着看来是什么样子？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作为其有关现代性的书的标题。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经过了上个世纪从未见过的疫情之后，我们如何开始回答那个问题，如果与我第一次开始向学生提出这个问题时，在我十年前学习如何教他们时相比，或许有更深刻的认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如何继续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关心的东西，这是这套文本告诉我们的东西，也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东西。戴蒙德连同另外一个哲学家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在逐渐被称为《逻辑哲学论》的“果断解读”中也有了这种答案的一个版本。这本书使用了526个编号的宣言（有些偶然性困难涉及到高水平的哲学逻辑，有些策略困难是在其令人困惑的语言，有些显然直截了当），所有这些表面上都是有关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读者来到倒数第二章节的条目跟前，文本提供了一个两难困境：我们被告知，迄今为止所阅读的东西都是屁话，统统都应该抛弃。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全书倒数第二节写到“在这方面，我的命题是解释性，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例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正确地看这个世界。

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在此说的话不可能是认真的，但戴蒙德和科南特认为他是这样的。读者不应该“临阵退缩”---戴蒙德的话---通过试图恢复本书剩余部分的无意义性来挽回损失。我们不应该试图通过软化或者重新定义什么可以被视为无意义性让文本变得连贯起来；我们不应该试图将《逻辑哲学论》理解为哲学逻辑，我们应该认识到，它在我们的手中发生了变化，因为---维特根斯坦称其哲学是治疗性的---它在试图改变我们。如果我们坚定果敢，不能肯定接下来发生什么并不要求我们牢牢抓住从前的意义建构方式：它要求将其放弃。与此同时，坚定果敢的阅读的确要求持续不断的严肃性，它也让严肃性成为可能。 

在《尤利西斯》中也有类似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就拿第一章“忒勒马科斯”（Telemachus尤利西斯的儿子）（乔伊斯在信中使用这些荷马标题）为例。斯蒂芬和他那亦敌亦友的巴克·穆林根（Buck Mulligan）住在圆形石造碉堡（Martello Tower）中，在这本书的前20页左右，偶然性困难和情态困难非常繁多：里面提及天主教、古典文学、莎士比亚、爱尔兰历史和政治等等东西。有些是策略性困难：文体风格有点儿矫揉造作哗众取宠，就算在1922年也有些古板老套（除了在它没有这个特征时，句子片段或者怪异的形象混在一起）；里面有太多漏掉的信息，有时候我们拥有的信息似乎误入歧途。在这个章节的结尾，巴克要求给钱和进入他们居住的碉堡的钥匙。斯蒂芬答应了，接着想到“我今晚将不睡在这里。而家我也不能回。拖得长长的、甜甜的声音从海上呼唤着他。拐弯的时候,他摆了摆手,又呼唤了。一个柔滑、褐色的头,海豹的,远远地在水面上,滚圆的。篡夺者”。在某种方式上，斯蒂芬是在登上高处之后将梯子扔掉了----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碉堡，他已经从梯子上下来，然后将其扔到身后。但是，他在下定决心离开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可去。

严肃性是困难的。它承受不住幽默的冲击，它在经受无意义性的侵袭---屁话和嘲讽。

当斯蒂芬称巴克是“篡夺者”时，他是什么意思？虽然奥德修斯流浪了十年，他的儿子忒勒马科斯一直在家，和其母亲珀涅罗珀（Penelope）呆在一起。她的很多追求者威胁要篡夺忒勒马科斯的位置，最坏的和最危险的人是安提诺乌斯（Antinous在希腊神话中，其字面意思是“反智慧”或者“反意义”）。如果我们将巴克与安提诺乌斯并列，将解决偶然性困难，通过让其变成策略性困难；这个谜题依靠典故而得到解决。或者真正的问题是，文本使用策略性困难试图提出本体论困难，将其变成偶然性困难（特大啃（turducken）困难？）但是，斯蒂芬的问题是这些困难没有办法依靠添加信息来解决，我仍然相信上下文未必能够提供多大帮助。在小说的第一页，巴克第一次直接对斯蒂芬讲话，他说，“带着嘲讽的口吻！他毫无忌惮地脱口而出。你那荒谬的名字，一个古希腊人！”（他的意思是斯蒂芬的姓，斯蒂芬·迪达勒斯（Dedalus）几页之后，巴克提到斯蒂芬的丧服，他的母亲最近刚刚去世。

— 第二手的如何？

— 斯蒂芬回答说，它们非常合适。

。。。

— 带着嘲讽的口吻。[巴克]满意地说。

在巴克看来，死亡是“畜生也会有的那种事情，仅此而已。。它根本不重要。在我看来，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个嘲讽，畜生也会有的事儿。。”乔伊斯显示，嘲讽是与严肃认真格格不入的。（巴克甚至威胁要将斯蒂芬也变成一个嘲讽者，巴克的二手货：称斯蒂芬他自己起的绰号，他说，“金赤，所有的哑剧演员当中最可爱的那一个。”）巴克的嘲讽是通过语言奏效的。他有关他母亲的话语让斯蒂芬感到很受伤---“斯蒂芬，保护词语在他心上留下的那裂开的伤口。”巴克篡夺的东西是语言，而不仅仅是圆石碉堡。在整个第一章中，斯蒂芬试图严肃地谈论严肃之事，尤其是丧母之痛，抗拒巴克的嘲讽。这三个句子本身就充满嘲讽的意味---巴克嘲讽天主教仪式和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风格：

体态丰满而有风度的勃克·穆利根从楼梯口出现。他手里托着一钵肥皂沫，上面交叉放了一面镜子和一把剃胡刀。他没系腰带，淡黄色浴衣被习习晨风吹得稍微向后蓬着。他把那只钵高高举起，吟诵道：

但是，斯蒂芬是严肃认真的。“她去世之后，曾在梦中悄悄地来找过他，她那枯槁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褐色衣衾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当她带着微嗔一声不响地朝他俯下身来时，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斯蒂芬试图“轻松地看待这个世界”，承认巴克的话语是说不通的。他不敢肯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如何持续不断地严肃对待严肃之事。这些因果关系交织在一起的，虽然因果关系能够朝着任何一个方向迈进：他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严肃对待事情，他不知道如何严肃对待事情，因此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当然，我是在论证《荒原》、《尤利西斯》和《逻辑哲学论》的持久的重要性和价值。当然，我希望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不仅如此，我还在论证严肃认真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它极其困难之时。这些文本同样也很困难。严肃性是困难的，困难能够变得很严肃。严肃性并不与幽默相反，它与无意义相对---无意义和嘲讽。哲学家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和维特根斯坦对最伟大继承人之一戴蒙德一起写到，当他询问年轻时的自己是否“严肃对待哲学”时，他“不是依据其重要性（对世界，或者对我的社会或者对我本人）而是通过我觉得有新信心能够向自己提出问题来试图衡量他的答案。他这个问题引发更多问题，因为它模糊不清而且充满热诚。”这个问题是“我是否能够认真对待我说过的每句话。”严肃性不是一种防御性姿态，而是一种立场，邀请自己去发现意义和制造意义。临阵退缩更加容易，或许现在变得更加容易了，而纠缠在严肃性中则十分困难。

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我的爷爷奶奶去世了，我的母亲患上了疾病，我在家中度过两年艰难的时光，长期照看我的孩子，给他们阅读美国童书作家爱丽丝·谢特尔的代表作《蓝色小卡车》和美国作家香农·黑尔和迪安·黑尔创作的儿童绘本故事系列丛书《黑衣公主》（是一种神话）。风雨飘摇中的我的小岛，我的思想家园或许已经毁坏殆尽。但是，或许还没有---我坚定果敢地希望、规划和工作。无论在教室，还是在我写作时电脑上方的空气中，还是在我的世界里，我都在试图看见和辨认出和珍视美好的东西。我第一次阅读《尤利西斯》是在20年前，10年前，我在研究生院写了有关巴克嘲讽的文章，我的教授没有一个看到。20年的流浪，对这些著作20年的探索----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时间的20%---让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更充满热诚，也许变得更模糊和更严肃，但是肯定不是更容易。对此，我充满感激，我爱这些著作，我说这话是真诚的。

作者简介：
 
约翰娜·温南特（Johanna Winant），西弗吉尼亚大学英语副教授。她的作品发表在《石板》、《洛杉矶书评》、《乔伊斯季刊》、《现代文学杂志》、《现代派》《45年后》等上面。
 
译自：A Century of Serious Difficulty by Johanna Winant
 
https://www.bostonreview.net/articles/a-century-of-serious-difficul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