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推导,看不出“宗教”要以“基督教”为标准的依据。如果要追寻其中的原因,就是话语权的问题。这种命名和定义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西方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延伸,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要真正认识或理解宗教的本质,必须跳出西方中心主义。
为了记录事件,提供信息,促进认同, 自西历2012年起编撰中国大陆儒门年度大事记。现将2018年度大事记发布,以飨读者。或有遗漏或错误,恳望指正。 编辑部于孔子纪元2570年暨耶稣纪元2019年1月10日。
经过百余年的自轻自贱之后,中国人痛定思痛,逐渐恢复了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问题,那么法律的中国化呢?何时能够到来?我们现在的法学教育、立法原则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缺乏基本的中国品格。法学更是众多学科中的西化重灾区。只有法律的中国化才会有法治的中国化,只有中国化的法治才能弥合法律与人心···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把握这五百年的世界历史,既要理解西方现代观念和制度的优长与限度,也要理解中国文明内在的现代性质及其在现代之新生转进。这一点,今天尤其重要。为此,需以新视野重建知识体系,以古老的中国知识消化现代西方知识,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改制是公羊学的微言,亦是经世致用最集中的体现,同时招致的非议也最多。在改制理论的阐释史上,董仲舒无疑是最重要的关节。本文旨在系统梳理董仲舒的改制理论,展现问题的层次与复杂性,并廓清后世的诸多误解。
汤用彤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昔著《新唯识论》,初稿主众生多元,至最近第四稿,易为同源”。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最近第四稿”究竟所指何书?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为止至少已有四种说法,如此一来,汤先生所说的《新唯识论》第四稿几乎成了一桩迷案。为何一般论者都不愿认为《新唯识论》第四稿就是熊十力正在撰写的《新唯···
“以儒诠经”活动中大量采用儒家学说,但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协调的过程中,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特质加以改造。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用双向选择的方式,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
孔子是中国文化奠基期的代表,开创了以礼乐教化来培养人才的机制。通过细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序文,并与《论语》做对比,以此分析孔门弟子的结构,详解孔门的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
周敦颐则是宋儒理学的先导者,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既继承孔孟之教,又融合佛、道两家思想资源,开创了宋明理学。其传世之作《太极图说》、《通书》系统论述了他的理学思想和政治抱负。《通书》中的礼乐篇章,是他对先秦礼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他从形而上的层面对礼乐作了深刻的阐释,体现出宋明理学的新气象···
《礼记·礼运》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提出的“大同”与“小康”等观念,对春秋战国时代盛行的“帝”、“王”政教史观具有理念上的总结性质,可谓是帝王史观的完成,而这一史观又是春秋战国时代对此前上古政教历史的理念化处理的核心。即便是在近代中国,以大同、小康对应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代建设小康社会的表述中,仍然可以看到···
面对台湾选举和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大陆舆论常常做出极度脱离现实的解读,影响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根植于中国传统中的一种「中国中心」思考模式。这种思考模式的缺失,在于它将位于中国核心历史经验以外的观察对象「陌生化」,使得观察对象从客观实体转变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散发出某种「距离的美感」,与此同时,观察对象···
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代中国,传统书院也在悄悄兴起。中国古代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承载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对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世界文明的宏观视野考察,中国书院不仅仅是世界教育体系中的一种类型,体现出中华文化的独特模式与人文价值,对当代文化复兴将会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先秦与两汉文献之中,“独知”通常为动词,且有两义,一是“只知道”,或“仅限于知道”,而对其他方面则不知。一是“独自知道”,其他人则不知。
传统的知识观念仍有待发之覆,有些显见而又核心的问题仍然需要得到圆融的回答,比如,近代中国能够发现并断然接受西方的“科学”,除了社会与历史的外在原因,究竟与传统知识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阐扬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
在目前的学术界,康、郭那样的诠释方法已经基本被抛弃了,但究竟该如何理解《礼运》一篇,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礼运》虽然并没有康、郭二先生所认为的那种乌托邦思想,但其中仍然体现出关于礼的演进的重要问题,这在礼学思想中非常重要,而且与汉唐礼学的历史性理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儒学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以其“分析的儒学”而独树一帜。“分析的儒学”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其主要观点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方旭东教授做了一次访谈。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已经方教授审阅。
60年前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将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本源和核心。这一观点需要得到认真的质疑和反思: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功夫论,故应以功夫看本体论之必要性,而不是以本体论出发论证其功夫之可能性。
西历2019年1月1日新年(孔历二五六九年戊戌冬月廿六日)钟声即将鸣响之际,一如既往,初心不改,吾等儒门之守倡者,兹向所有关切当代中国暨中国文化前途之世人,重温千载之中国圣训:“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此绝非复古固步之自侮,乃返本开新之自明也;此绝非痴人之说梦,乃砥砺奋进正当时也!
“朱张会讲”确实非常有名,对岳麓书院、对儒学本身都影响深远。今天把它当作一段佳话、一种良好的学风来传说,当然不能说错,但它深刻的思想史内涵、激烈的观点交锋、复杂的影响效果,我觉得更应该得到揭示和清理。这不仅可使佳话更精彩,也可使书院的底蕴与光辉从记忆中激活而契入当代思想建构散叶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