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长编》凸显了“‘学术年谱’的特性”,注意到了唐君毅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意义:一是“现代转型”的主题,二是“释本开新”的路径,三是“以中化西”的立场。这应当是当代儒家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但在如何实现这三点意义的问题上,唐先生的某些观点是可以商榷的。《长···
董仲舒精通五经,尤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汉代仁义礼智信“五常”核心价值观,重建王道政治,批判现实、规范和匡正时君世主。同时他也受《诗经》《尚书》《左传》《周易》的影响。在儒家内部整合孟荀,在儒家以外以儒为主,整合道、法、阴阳、墨家等,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使得他成为一代大儒,实现了儒家···
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大湾区建设已正式拉开帷幕,伴随经济融合的一定是社会与制度更深程度的融合。这一融合不是简单的“大陆港澳化”或者“港澳大陆化”,而是港澳与内地共同创造一个作为国家改革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制度样板区”的、有机统一的大湾区,一个面向21世纪、熔铸并输出世界性技术标准与制度标准的创新型人文湾区。
十九世纪西学的东渐激起中国文明内部与之性相略类的一些学术流派在沉晦多年之后的复兴――民国时期的唯识学运动即为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事例。唯识学源于雅利安人聚居之西北印,以讲求因明、注重论典著称,和欧洲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
对于中国来讲,如何在未来的15年不被美国挤垮,是中国生存之道。如果这15年,中国被美国击垮了,美国依然保有美国说了算的世界秩序,中国在面对美国以及美国所能运用的盟友的挤压之下,中国的政治只有举步维艰,他所面临到的问题绝对比现在我们看得见的严重。以前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稍作让步,中国就能够缓和的那种估计,都不是你这种估···
可悲的是,在这个社会里,这些人只要祭出言论自由或公民权利这面大旗,哪怕就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搅蛮缠,都能圈一大批粉丝,拥趸者甚众。这也使得这些人有恃无恐,从不想想自己读过几本书,经历过几次苦思力索,只要念一下自由或权利这道咒语,就什么都敢说,什么人都敢质问。社会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在相当程度上就被这种人搅黄···
教师当然只应该讲自己所理解的、所认同的、所发现的、所信仰的。但是,如果广场等地皆不可讲,却以为惟教室可讲,讲之却又一变而为矫激,再变而为“秘密”,则先未必不有情势判断之误与自欺其人之妄,而于本身所尊所信之光明正大道理,尤未必不率之以入阴暗卑陋之地,使人以为其为学问、其为道理不过如此,则讲之适以死之,讲之者与禁其···
本文选取八个主题概述2018年的儒学研究,八个主题是:礼学与经学的实践指向、儒学现代转型及其新形态、儒学与异质文明对话、东亚视野下的儒学研究、儒家伦理的当代诠释、作为范式的儒家政治哲学、从儒家工夫论到功夫哲学、“生生”与儒学的返本开新。希冀通过这一分疏可以勾勒过去一年儒学研究的动态走向。
这次改元,尽管刻意回避中国古典而从日本汉文学作品中选取了新年号,意图割断和中国的文化纽带,主张本国的文化主体性,可是深入彼国汉文学骨髓的“汉文化基因”又岂能彻底消除呢?这恐怕是日本政府和当权政治家始料未及的。脱离中国古典,切割与大陆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些政治举措对世界上唯一一个仍在使用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来说,是幸···
在各种脱欧说辞中,摆脱欧盟对于英国国家权力的不断剥蚀,可谓明眼人所见的首要理由。相比于法德过去主要在欧洲争霸,英国可谓真正建立过显赫一时的世界帝国;时至今日,英联邦的礼仪圈和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还足以让英国的上层阶级驰骋想象,像欧陆国家那样一意经营欧洲而自贬身份,确实会生出未曾经验的苦涩。
宋明知行观的探讨主要表现为程朱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以及王夫之的行先知后三种结论;而这三种不同的知行模式,既代表着理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同时也体现着理学发展的三个理论制高点,是理学沿着三个不同方向发展所得出的结论。至于其相互的批评、转进与分歧、演变,不仅代表着理学探讨之深入,同时也体现着其边界与底限意识。···
明代理学家魏庄渠《大学指归》对《大学》的阐发,突出了至善无对、知止见性、格物知本思想,彰显了复性定性、静养天根、先立乎大、自作主宰工夫。试图以此解决朱、王二家支离、空寂之弊,融通朱、王二家之说,开拓明代理学“第三条路线”,彰显了明代理学演变的复杂性,体现了《大学》诠释的多元性,启发今人不可拘泥于“非朱即王”的观点···
基于逆向时间性,孝既确定了称为德性的根本点,厘清了其与血缘的关系,也获得了成为德性的现实可能性,即在时间、历史、家族史之中,才能将自身真正实现。孝通过对慈的逆向反馈,将自然转化为人文,而又不脱离自然的根基,这是孝之为孝的概括表述。
中国思想绝无历史终结论之幻觉,而始终有历史意识。人自觉地居于先人、后人之际,始终保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上承先人之道,下对后人负责。中国文明于人类之重大意义正在于终结“历史终结论”之幻觉,而这一历史意识的基底就是孝。
告密往往是告密者针对被告者,排除了其他更容易选择的公开正常的渠道,自愿向能够施害的权高位重的另一方,主动采取的一种卑劣阴暗的社会行为,因而不仅破坏了个人私德,也伤害了社会公共伦理,从来都为正常的社会所不允许,当然也是传统中国不言自明的历史性共识。
学生处于人格和思想的关键成长期,对教师课堂讲义与言论缺乏审慎的理解与判断,不适合承担课堂监督责任。学生举报与告密机制损害了师生关系的基础性信任,破坏了教师的师道尊严,甚至倒逼教师照本宣科,疏远学生,不负责任。学生监督机制的政治收益远远低于对师生关系破坏的社会成本,更造成课堂思想活力与学术前沿互动的衰退。
长久以来,我们社会所争议的,往往只是常识、底线意义上的事情。对常识、底线的不断争议,表明这个社会缺乏底线层面上的共识凝聚,表明底线屡屡失守、被突破,当此之时,却从来没有一种健康的力量出来坚持常识、捍卫底线。
近代以来,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常见的对立观点,一种是视儒学为自由的敌人,一种是以自由为儒学的价值。从检讨这两种观点入手,通过引入“情感-责任”的视角,重新分析儒学仁爱的思想内涵,可以发现儒学的仁爱与自由主义的权利,是各自独立、互不代替的价值。无论今日还是未来,继续阐述仁爱精神,对儒学和社会,都是···
萧萐父是一位东方、中国的有底蕴的学人,他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之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这样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涵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