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产生固然有其历史语境,但经典的意义却有着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诗经》的教化功能正是通乎古今的普遍意义所在。回到《诗经》“读法”的问题,古典诗教与《诗经》的解释传统密不可分,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伟大经典的特质所在,避免扁平、浮泛、庸俗的阅读方式,避免使之沦为一种廉价的“诗意”消费,而是沿着前贤···
我们并非盲目排斥和反对西方宗教文化,而是深以中西文化之融合为忧。在中国社会教化缺失之境地下,西方宗教之文化之流行,实则无法让西方宗教本土化、宗教化。
在文化领域,我一般不支持公权力过分介入,容易变味。不过宗教层面的事情的例外。讨论这个事情,吃力不讨好,因为涉及学术、政治与信仰等领域,有难度,而且敏感。
关于王阳明“龙场悟道”公案,已经有数以百计的文章作出研究、论述,但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龙场悟的是“格物致知”之道,有人说悟的是“心即理”之道,也有人说悟的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之道。甚至有人将王阳明的良知四句教归入“龙场悟道”论述中。但论者多半是随意判断,而缺少史实的考证和系统性分析。因此,我也来凑个热闹,···
政权对道统的尊重、继承,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起到凝聚族群、抟成国族、稳定版图的巨大作用。孔子是中国圣人,是万世“素王”,代表中华道统,是政治合法性重要来源,汉唐宋明清皆尊之。毛泽东是本朝开国“太祖”,是现世“俗王”,代表本朝政统,政治地位无法去除,这是必须接受和承认的,除非改朝换代。在道统与政统并行不悖的框架内,孔···
习近平时代总体上是一个关涉民族复兴的结构定型与综合化的时代,不可能严格谨守邓小平时代的全部教诲,而是必须结合中华民族复兴利益、中国共产党的世界革命使命以及当代中国的国际环境与挑战做出最佳的战略运筹和安排。“新时代改革观”因而必然具有继承并超越于邓小平时代的要点和逻辑。
西方的重点在“神”不在“圣”,必须回归常态;耶诞节过度的浓郁,其实是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在整个中国的话语权更胜;儒教是觉性的宗教,基督教是信靠的宗教;应该把“天地君亲师”牌位立起来,塑造神圣教化空间;文化认同危机最主要是来自于话语权的不平衡,要通过彼此交谈对话来解决;必须对现代性给出一个新的反思,防止以“全球化”之···
12月22日,由南通知止堂义学、北濠东村社区及社区科普班的老人联合举办了“冬至思古话美德”民俗活动,老少同乐,在活动中再一次完成民俗文化的传递。 ”
山东曲阜复圣颜子庙右侧有一道石坊,上书“优入圣域”四个隶书大字。这显然是后人对孔门弟子颜子之极高赞誉。然而位居“四科之首”、深得孔子厚望的颜子却“不幸短命死矣”,其身后并未留下可资后人研读的著述,以至于今天有人在提及孔庙配享时有“退颜进荀”之议。这就警示我们,对于古人津津乐道的“孔颜”道统及“优入圣域”之论,需要有一个真···
会讲缘起于中国慈善领域“体用分离”的现状。透过中国传统的“体/用”思维分析中国慈善乃至中国文化会发现,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之“用”与“体”大举进入,而中国传统之“用”与“体”则全面退却,当下中国慈善领域同样面临慈善之“体”混乱交织与西方慈善之“用”水土不服的双重困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国际社会共同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华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道统是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统绪,百多年来中华文化主体性丧失,道统失落,急需重建。文统作为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文艺或文化传统,是在道统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历代学者先后提出了文以明道、文以载道、修辞明道、文以贯道等观点,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重建道统,传承文统,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应该是我们当代···
朱子认为四书是儒学的精华,他继承二程的理学思想,为《中庸》学开了新的方向,即《中庸》诠释中的心性之学和以“道心惟微”为核心的道统论。《中庸》诠释史,大致经历了德行论、为政论、性情功夫论和道统论四个阶段。
有一次我问:“先秦诸子不计,如在国史中可请三位学者来与您欢聚,您请哪三位?”朱子、曾国藩,他略作思索后说,第三位是陶渊明。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记得最后几次谈话中,他强调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张尔田、陈寅恪关于李商隐巴蜀游踪诸诗的认识存在分歧,集中体现在对李商隐《无题》(万里风波一叶舟)诗之系年及寓意的笺释上。陈寅恪以“假设”论史,注重事实的考证与证成“理念”导引下的系统性历史的存在;针对陈寅恪具有现代气质的治学方法,张尔田持质疑态度,他强调“知人论世”与综合事实和经验的“论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非系···
那些批判孔子的人,不仅是“智不足以知圣人”,“学”也不足以知圣人。他们忘了,孔子代表的不是“势统”而是“道统”。真正的儒家思想,一向都有“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的传统。
廖平以九州说、畿服制的诠释化解经学的空间限制,康有为以三世说化解经学的时间限制,而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学首以义理诠释为主,其由修身而至于齐治平的理想,其重点在于重申儒家的道德理想,以教化为主。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应对经学由言常道而成地方性文化的危机,重新确立经学的天下性质。廖、康、沈所进行的经学理论探索是在新的天下时···
论语乃孔门圣经也。惜时下注本杂乱,血脉难接,迫切需要标准读本。而学以阶圣,当有次第,故这个读本又需要分级。少儿读经以理解语境语意为主,是为初级。及其稍长,则需要以通义理为主的读本,是为中级。未来则需要以通公羊大义,进而以六艺之教而通贯之的读本,是为高级。
如果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不足以“独自”支撑中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那么,以传统慈善文化为基础“能否”以及“如何”开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慈善文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是否存在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如果存在,它拥有什么样的内涵、逻辑与功能?本文尝试回答“前提性问题”。
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因闻蒋庆先生论儒家“政治儒学”,有得于心,然仍有所惑,故于2008年8月至龙场阳明精舍拜访蒋先生,晤谈数日,疑义相析。时杨汝清先生在座。清华大学哲学系曾雪灵据录音整理,现公开发表,以飨读者。因全文较长,特分上下两篇,此为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