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元他者”的脉络下,沈先生提出“外推”“内省”“原初慷慨”“相互外推”“相互丰富”等概念与命题,与儒学有不解之缘。他应事接物、待人处世的方式,是儒家式的,生命的底色是儒家,一生实践仁爱忠恕之道,属儒家式的基督徒。
整理者按:清华大学贝淡宁(Daniel A. Bell)教授因闻蒋庆先生论儒家“政治儒学”,有得于心,然仍有所惑,故于2008年8月至龙场阳明精舍拜访蒋先生,晤谈数日,疑义相析。时杨汝清先生在座。清华大学哲学系曾雪灵据录音整理,现授权 公开发表,以飨读者。因全文较长,特分上下两篇,此为上篇。
“诗道性情”是王夫之全部诗学理论的起点与核心,它植根于深厚的人性论基础当中。人性论中的“善/不善”、“诚/不诚”、“性之情/物之情”、“隐/显”等二分对立视角,成为王夫之辨析诗中之“情”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以反思天下学术为己任。他以战国为节点,将天下学术区隔为“三代盛时”之“源”和“三代而后”之“流”两个不同的区间,并判分了两者“合道”之“得”与“离道”之“失”的二重境界。就得失而言,“三代而后”的现实学术有必要回归“三代盛时”的学术理想;而两者的源流性关联则提示了回归的可能性。他的“文史校雠”之学,通过···
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系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资助成立的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团队以“德治”与“法治”两个概念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多角度剖析的研究方法,厘清“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从而构建具有当代文化特色与文化自信的中国法治体系。
未来以经学为主体内容之中国哲学,当以解决时代问题为动机与核心,通过传统中国哲学经典文本与时代问题的对话(dialogue),以新的经学理论形态“修复”(rehabilitate)传统经学“教化”(Bildung)之用,并藉此以消除中国传统经典与现实生活信念之间的紧张,实现经学“无时间性”(timeless)历久弥新之价值,以深具双重效度的“中国哲学”···
对于晚周诸子哲学缺失一种“哲学何为”的追问,上百年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历程,只是“被哲学”的结果。重问哲学何为就是试图重新以“民”的名义思考哲学的事业,其与以“人”的名义之间构成一种鲜明的差异。如同智慧地爱区别于爱智慧的哲学路线一样,不一定在同等程度上相知,却可以在情的层面上同欢喜、共忧患,这也是同作为人的尊严所在。以“···
“一国两制”本身秉持着一种制度多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建立在认同不同制度与文化均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及可对话性的理性基础之上。这样的人文观念是和平主义的,也是中国文化属性使然。港澳文化本身就是中西会通型文化,而复兴中的中国文化则内蕴着更为强大和系统的文化整合潜力,有着一种结合古典要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要素的“通···
人性论是天人论之枢纽,更是社会与人生论之基石。孔子不言人性善恶,只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贯同掼通惯),但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却各著书说“性善—性恶”并流传甚广。古来饱学者于孟荀人性论素有理解差异,近来一些浅者的臆断燕说更致其扑朔迷离甚至紫之夺朱。
晚清张闻远先生《丧服郑氏学》徵引古今丧服学著作甚多。作者整理点校此书既竟,遂分析其徵引文献特点,共有四点:搜罗富、校订精、存秘逸、除门户。基于这四点,闻远先生可以吸取历代的丧服学精华,诠释郑学精要而不佞郑,成为诠释丧服义理同条共贯的一套完整丧服学体系,使得其书不仅成为清代丧服学集大成之作,于历代丧服学之整理提···
当下儒家复兴最为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窃以为,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思想的目的是明道。任何文化的复兴、社会的改造以及政治的重建,都必须思想传播在先,若无思想之广泛传播,以形成社会思潮,改变国人思想,任何文化复兴、社会改造与政治重建均不可能。
《孟子·离娄下》“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之第二个“行”,当训为“言”“说”。此句意为“要依仁义行事,不能只说说而已”。孟子反对的不是“勉强施行仁义”,而是只说不做的“假仁假义”。清华简《厚父》第五简“古天降下民惟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与《梁惠王下》引《书》相似,此之“乱(治)下民”即彼之“宠之”,“宠”读为“用”,训为“治”。故赵岐以“宠之”···
《思复堂遗诗》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的母亲陈卓仙(字大任,1887-1964)的传世诗集。杜维明、郭齐勇、张祥龙、杨儒宾教授欣然作序,杨祖汉先生盛情推荐,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秦燕春副研究员作了详尽的笺注,针对诗集重新考证编年,校订错讹,针对现代读者的情况,对难懂字词与引用典故逐一笺注。
已经发展成为公认的儒门公器,对于儒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一个儒门信息的集散地,也是一个思想争论的公共空间。它本身作为儒家整个教化系统的一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和其他各种儒门教化体系一起共同促进文化复兴。
荀子“义”概念的一项主要意涵是“上下有差”。礼义建构并维持了此种差等社会,也确定了社会成员的“分义”,亦即他们的位阶、角色和职业等及其相应之义务与权利。荀子虽然认为“上下有差”乃天下通义,但上下位阶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通升降,其原则在于礼义、德性、贤能等,而这是每个人凭其天赋之人性能力与后天之修为皆能成就的。这···
春秋时代的“义勇”观念皆与广义的君臣之义有关,析而言之,则可分为三类:其一,在主君蒙难的事件中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趋君之难;其二,在被动卷入乱臣贼子叛乱事件中,在受到后者威逼与利诱时严别“义利”之辨并守死善道;其三,在家国忠孝公私发生冲突时,一般选择先履行家庭义务或克服个人性情,然后以死成全公义。
考据江藩《汉学师承记》之史实,一是为了考证《汉学师承记》的纂辑年代,并揭示江藩纂着此书隐微的心曲;二是为了分析江藩此书的纂着意图和成书背景,并探讨其书与清修《儒林传》的关系;三是为了考证江氏将黄宗羲、顾炎武编列卷末的隐衷等数事,钩沈索隐,提出新的论述,并对流俗之说提出商榷,以备知人论世之义。
极权专制的血雨腥风固然恐怖,但代议民主的慢性自杀同样可怕。直接民主已不可行,间接民主又不可欲,我们该怎么办?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难道温水煮青蛙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吗?
中西方在民主上存在共识,都不否认其普世价值性。换言之,双方在民有上是一致的,只是在民治与民享哪一个更具优先性上存在分歧。中国人是实用理性,所以更重视结果,认为民享更实在;西方人是形式逻辑,所以更重视过程,认为民治更珍贵。
此书实为南海变法之理论依据,“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其影响之大,较《新学伪经考》尤甚,故梁启超比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