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然正气何自来

作者：丁纪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三月初三日甲戌

          耶稣2019年4月7日

一周之前，所以不容已地对近来时事发表一点儿感想者，固未必不出于一种类似兔死狐悲之情，然其义理依据，则全本自《论语》总三六九章：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以故拙文并未丝毫论及涉事之许教授、唐教授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学术的见解与立场，亦未正面言及他们此番涉事的具体作为与表现。因为窃以为，当此之时，我与他们有需要共同承受与面对的。

拙文推出后，得到一些关注与反响。有署名为“放鹤寻梅”者留言曰：

“教室也是光天化日之地，不是私人场所，欲讲于教室者，须是无不可讲于广场，讲于电台电视台，讲于报端，著为讲章，如此乃可以讲于教室。”——诚哉斯言！教育者天下之公器，教师乃公职，教师所讲于学生的，都当是真理真相真知识，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无不可对人言者。教师尤切不可因一己之私，以偏狭、激愤、耸人听闻乃至于煽惑之言论引学生于歧途。但是，假如一个社会，言论环境过于严酷，于广场、报端、电台等一切公共言论场合，所能讲者，连最起码的真实标准都不能做到，连基本事实真相都不能讲，人类数千年公认之公理真理亦在禁言之列，那么教师在讲台上又能讲什么？可能唯有变作鸵鸟埋头沙中，回避真实，甚至巧做伪言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已了。但如此，教师还是教师吗？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吗？

“放鹤寻梅”君从拙文中把“教室也是光天化日之地，不是私人场所，欲讲于教室者，须是无不可讲于广场，讲于电台电视台，讲于报端，著为讲章，如此乃可以讲于教室”一句摘出来予以论评，无疑是敏感和准确的。这也是我在写下自家种种感想时，内心唯一稍不自安的话，因为它有着极大的被误解误读的风险。因“放鹤寻梅”君之垂示，我得有机会为之加上必要的说明，故答之曰：

当我写“可讲于广场者乃可讲于教室”那几句话时，心中确实稍费踌躇。可讲于广场，乃可讲于教室，此是就普通道理以言之；然处特定时世，若此语被读作不可讲于广场者亦不能讲于教室，则若自成死结、自寻绝路。但是，此数语中，绝无只讲人家所让讲、不讲人家所不让讲、一切听命于人的意思，谅必读者皆可明鉴之。

教师当然只应该讲自己所理解的、所认同的、所发现的、所信仰的。但是，如果广场等地皆不可讲，却以为惟教室可讲，讲之却又一变而为矫激，再变而为“秘密”，则先未必不有情势判断之误与自欺其人之妄，而于本身所尊所信之光明正大道理，尤未必不率之以入阴暗卑陋之地，使人以为其为学问、其为道理不过如此，则讲之适以死之，讲之者与禁其讲者将两分其罪。

我相信，道理广大活泼，禁禁不住，限限不了。一切禁止性的伎俩终究都只能是偶然的、左支右绌的、速朽的，只要自己见得切、守得笃，千变万化，不以一法，所说都是正大道理，又怎么会注定走向非鸵鸟则歌德鸟之两途呢？

关键是自家有无一份自信与坦荡。有之，则“我无隐乎尔”，二三子以为隐，去做小报告打，我便知道除教室外，有另一个要去宣讲的地方了；无之，是自己将放之四海而准、证诸古今而同者以此委琐之姿示于人前，使人一望而不愿引为同类，则所当尤艾怨悔者在己，而人之怨哉？

此答关键，乃在对“放鹤寻梅”君所说“人类数千年公认之公理真理”，人或有列为“禁言”者，看似要逼其自行走入“秘密”一路，我却决不忍即以“秘密”讲之，必以堂皇正大，以为必如此方不辱没“人类数千年公认之公理真理”、不如此则其与列之为“禁言”者无形中适成同谋也。至于“可讲于广场，乃可讲于教室”，亦不是果要“先讲于广场，而后讲于教室”，其曰“可讲……”者，亦不是“事实上可讲”，而只是“道理上可讲”而已。道理上可讲于广场，事实上虽不可以讲，岂碍我今日讲于教室？而亦岂碍我明日讲于广场？反而，我今日讲于教室者若先自视为“秘密”，则明日已难讲于广场，讲于广场则自暴露、自出卖、自“告密”矣。

作此答后的最近一堂课中，我亦向学生们介绍此番讨论始末，更有申说。当时所说，归而修改拙文时添入两段，都出于对学生言。“第一”段，“在其多重身份中，‘学生’身份只是一种掩护”句后，添数句曰：

就像“教师”身份也可能成为一种掩护，任何正当合法身份都可能被当作掩护，但是，一旦告密行为发生，“告密者”就是其唯一真实身份，其他正当合法身份一概被牺牲。因此，根本不会出现诸如“教师告密”、“校长告密”的问题，也就同样不存在“学生告密”的问题。在学校中，最天然正当的存在只有教师与学生，最纯粹理想的关系只有师生之情，而最险恶的用心，就是对师生关系的挑拨离间。如果对告密问题的思考、批判竟然被引向对师生关系的败坏，我以为至少是最大的失智表现。

“有所思”段，“尤决以告卖求荣为必可戒”句后添一句曰：

年轻学子，是非观尚未根本建立，却往往不无做事情、求归属之殷切心意，此时尤当防人以诱惑相驱使利用。为个人一生清白操守之计，万万慎之慎之！

另在“愿观此论此者皆能”后，也加一句“彻底摒除吃瓜群众心态，一由本衷而务出正见”。其余则以为无可悔、不必改矣。

说回“可以讲于广场者，乃可讲于教室”那句，其实“放鹤寻梅”君要言不烦，于鄙意皆能理解、有切中。大概教师所以为教师者有两大端，一固在于“讲什么”，二亦在于“如何讲”。拙文弱于讨论“讲什么”，而特于“如何讲”方面以为对同行者或可尽一二提醒之责。当日课中，我也曾对学生们这样说：

想一想我自己是如何走上今天这样一种学术思想道路的，我就会更加知道该如何面对你们。我今天已经有最大的自信，坚定地持守儒家立场，九死不悔，但我知道，我不能只是向你们单方面地宣扬儒家，不能一味通过向你们显露我对儒家的认同与热爱来增加你们的困扰。你们中间大多数人将来或许都不会站上儒家的立场、与我成为儒家同路人，或许还会有极少数的人竟成为与儒家为敌的人，但那不要紧，我不会因此而觉得完全的失败。我会看你是个怎样的儒家反对者，是仅仅出于隔膜和偏见而行诋毁侮蔑之实，还是出于真切理解之后的不接受、不认同，而所有的反对批评亦根本意在于沟通与建设。倘为后者，我或不会以你为我的学生，但我会把你当做一个值得尊重的反对者，而亦借以证明我的工作未至于全部失败。因为我是教师，我就必须懂得我的工作有一半的价值是会表现为培养出了好的反对者，所以现在，就不能假装觉得你们都已是我的同路人。

言念至此，鄙意罄尽无余，已可以无言矣。今天中午，拜读海军老师《社会底线的共识是如何被撕裂的》，见文中所引一段话，居然亦为评议拙文而发，而出于各种原因，我未能更早见到：

在一个不能讲捌玖、不能讲“纹缂”、不能讲20世纪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造神运动的地方，在一个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却掩盖自身黑暗历史的威权政府统治下，作者对指使学生在课堂上监视老师的更高层避而不谈、言辞闪烁，不得不说，作者只是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凛然正气里罢了。更有甚者，作者无视你我身处的这个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能讲、连最基本的公民权益也不能讲、连最基本的言论空间都没有、政治强权控制学术、官方舆论否认人类共同价值的地方，作者却自我陶醉般地叫老师们到公开场合讲去，这不是叫老师们都去送死吗？！作者没有勇气谈一谈教唆学生监视老师的更高层，没有勇气谈一谈指使学生在自己同学里充当“学生官员”的学官，那，这副凛然正气哪里来的？请把在下的质问放上去！

说起来，此论与“放鹤寻梅”君之留言颇有相似处，如留言自“假如一个社会”以下所言与此无大异，又如二者皆拈出“可以讲于广场”句为论。然我极乐意相商于“放鹤寻梅”君，却雅不欲对后之来者有片语之对应。盖“放鹤寻梅”君虽有其立场关怀，然能理解、具对话意识、不掩人好；此君则一派偏见，已丧失起码之同情心、理解力，抱无边之敌意，将一切损毁而无所惜，尚自质问人之凛然正气何自而生，乃颟顸、不自思本身早深陷一派“凛然邪气”中矣。要之，若一边谓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另一边高唱其反调曰“只能讲”这个、“只能讲”那个，则可知“不能讲”与“只能讲”此两边，其实只是一丘之貉而已。试问，有人道而得以豺狼道出之者乎？豺狼道固不可，乃以为貉道出之，可乎？

海军老师既谓不值得回应，而其回应亦已基本、重要且全面，故无须赘疣。惟就直接关乎拙文者数处，稍述如下：

拙文“第一”末句，及“第三”全部，皆是谈所谓“更高层”，不知何以谓之“没有勇气谈一谈”、“避而不谈”？又说“言辞闪烁”，那到底是未曾谈，还是谈了，只是不如此君期待得那么爽性？

拙文绝无“叫老师们都去送死”的意思。我的意思在于，教室作为“公开场合”，其性质与广场无以异；则讲于教室，与讲于广场亦无以异。教师一旦决然讲于教室，即表明其不惮讲于广场，此是守道，此是殉道，则亦毋以人之“告密”与否琐屑对之矣。相反，不叫老师们讲于广场，又不肯正视教室之无异于广场，唆使教师一逞快意于此，不知这算不算“叫老师们去送死”？其实，我喻以广场，即彼派之常言“开放空间”的意思，我喻以“电台电视台、报端讲章”等，即彼派之常言“言论自由”的意思，此君不悟，以为“开放空间”即是赴死地、“言论自由”即是关起门来叫嚣，好笑！

拙文非以“凛然正气”出之也。文中情绪，始为悲伤同情，转而为呵护包容、为呼吁祈愿，盖皆柔心为之；然自忖之，非无勃勃在胸矣。既承问凛然正气哪里来，亦不妨一告：我之能，不足以消灾弭患，则惟诚心诚意，祸患之生，为痛者痛、为亡者悼，如此，则正气来矣；我之明，不足以寻见一所谓消灾弭患一应灵方，然见有人于此也，鬻其膏曰普渡、卖其药曰拯救，则惟苦口婆心，使人无上此当、使其狡计不售，如此，则正气愈来矣。此正气，谓是“自己营造的”亦是，自己全副身心贴合上五千年中国文明之正统，深造自得，左右逢源，行无不慊，确与别人一身“正气”、“邪气”总从外面袭来的不似。

己亥三月初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