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国学纳入现代学科目录体系虽有方枘圆凿之感,但在现代学科体系主导我国高校教育科研的现实背景下要弘扬、发展国学,就必须为国学找到纳入现代学科目录体系的具体方式与路径。借鉴近代中国学人划分国学的思路尝试将国学划分为经学、国史学、诸子学、文章学、小学、国学理论与国学史六类,并将此六类列为国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同样重要,因为社会教育是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努力提升普通民众传统文化学习意识、培养中间层传统文化师资力量、创新传统文化教育模式、整合多方面教育资源,使社会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健康发展,促进公民个体和社会整体的不断发展。
中华法系本质上是儒家之法,它的制度实体和理论体系已被解构了,但其法律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还在影响我们的法律生活,而且不乏积极的正面的价值。
朝向多维时间,所朝向的是真正的自由、活力与包容,形态各异之时间藉此而各正性命各得其所,天地万物因之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中国之谓中国的根本与生生不息之源点即在于此,舍此,中国将失其所是,也便与自己的山河岁月相隔邈远,永远没有自己的时间,世界之世界性何尝不是如此?
《易经》的巫术内容属于原始宗教,《易传》依托这一系统,提炼出“天”这一最高存者,赋予其绝对性和精神性、伦理性,建构起一个世界的秩序系统、社会的规则系统和生命的意义系统。因此,从《易经》到《易传》乃是自然宗教到人文宗教的转进。
何休三世说将“异内外”、文质论皆纳于其中,通过书法辞例呈现王道至备之渐进进程,其核心为新王“改制”说,其说兼具渐进与复古义;同时,《春秋》制因寓孔子之道,超迈于先王政教体系之上,更具完备性与普适义,故由先王法至《春秋》制,确实有渐进趋势。郑玄历史观以礼为纽带,呈现逐渐美备之上升趋势,“周礼”承载五帝三王之道,并有益···
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界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脉络化趋势。从2017-2018年的情况看,一种多维研究的态势已然出现,其中又以经学和哲学之辩最为突出。实际上,上海中国哲学界的这种情况是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有意思的是,这场持续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肇始于上海,源于王元化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之间···
通过何休来解释董仲舒的春秋学,是历代注释者共同遵循的方法。近来有学者从学理上否定了这一路径,认为董学未明的症结正在于此,力图突破何休的框架另立新说,并举“远近内外”问题为例。本文从该例证出发,阐述新旧两种解说,分析出新说错误的原因在于误解了何休的“义例”。以此广论何休的“义例”与董仲舒“《春秋》无达辞”观念之间的关系···
晚清公羊学风靡海内,腾挪跌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程和学术的变迁。对此作专题探讨在哲理上有深刻启示意义:传统文化中有向近代文化转变的内在基础、内在动力;晚清时期虽然危机深重,但又是中华民族克服艰危局面、有识之士探索救亡道路的关键时期,可以形象地称之为“经学史上壮观的夕照”。
《易林》之筮法,此關係到漢代《易》學的流派問題。蓋筮法本即由蓍策演算得數(後簡易為銅錢)定出本卦,復據老陽或老陰變爻定其之卦,合本卦、之卦而求占斷,《易林》即占斷之辭、備檢之冊也。此歷來相傳之法。然唐以來又有直日占斷之法並《焦林直日》一文,以《易林》筮法與六十四卦卦氣直日混而為一。及至近代,學者多據《焦林直日···
“活埋”的决断使船山的生命打成了一片。如此获得的整全生命,无论长短,都是长久的。否则,即使长寿,也是短的。如此打成一片的学问,无论经史义理汉学宋学,都是为己之学。学而已矣,其乐无穷。否则,经史义理相互龃龉,汉学宋学顾此失彼,支离破碎,“道术将为天下裂”,“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苦不堪言。孔颜所乐何事?船山所埋何物?···
中国文化自孔孟开始,从整体上看,就始终强调两头功夫:一是向内体认生命存在的真谛,认知自己、了解自己,净化和提升心灵世界;再是向外了解世界存在的真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建构合理的人间社会秩序。在内是仁义、是本心、是良知,在外是天道、是天德、是天理,都属于本体论范畴,具有形而上的特征,不仅要对其做出学理性解释,···
康有为的悟道从境界上说并不新鲜,但特别之处在于“自谓从致知格物悟得”,反映出他对近代科学实测特点的把握和由器入道的新思想动向。但是,他并没有将实测限制在自然科学领域,而是予以泛化应用。这对后来的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氏不取考证学的方法,而是抽绎出虞翻易学的精义,再加入自己的体会,建构出虞翻卦象的结构体系,再凭借这个体系来笺释虞翻《易》注。这种方法富有创造性,也算是今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张惠言的礼学,也非考证礼学,而是与公羊家的礼学相通。他会通易与礼,其实也蕴含着公羊学在其中。张惠言的方法传给刘逢禄,同时对黄以周···
通过这批手稿与《訄书》重订本、《检论》刊本的对照,可以深入体察章太炎自我修改的基本思路。而其中比较典型的,是章太炎对经学,对孔子态度的变化。章太炎在《检论》中加入“六艺论”,在《订孔》中进一步尊孔,转向建设性的“国学”,这种转向本来就超越了“革命”与“保守”政治立场的二元对立。
西方国家近年来所出现的政治乱象,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看,是政治议程和制度设置突破了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约定,导致政治过度和契约瓦解,而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看,则是“治统”僭越了“道统”,国家丧失了检验政治合理性的稳定机制。卡尔·施米特和保罗·卡恩的政治神学,则重申了神圣性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选举合法性为准则的当代政治已···
一定文化或教养的建立一定是“人惟求旧”,即回向历史源头的差异化实现;但人类的普遍之“爱”的一般性价值,乃由此而奠基。科学义的“器”世界的“求新”,亦将由此而获得其合宜的方向性及无穷的动源。
新民族主义就应当以儒学为中心。为了使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相容相洽,两者都须经重新阐释。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对传统儒教的简单回归,它是兼容并蓄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政府政绩等其他元素后的产物。但儒学对所有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却不可或缺,并与它们共同创建出一种新的、有效的民族主义。
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经由考察“权利”概念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解尤其是人类学的理解,以及从概念分析厘定“权利”概念之要旨与分类的基础上,运用权利思想与话语对古典儒学的相关思想进行重构,可以有效地阐释儒家思想中的权利观念,有力地回应不相容论者的主要论据,并推进相容论者的观点。儒家思想的权利重构将有益于儒学与权利双方的发展,并为权利的合理性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