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是必要的，但高科技崇拜是有害的

——对新冠瘟疫的一点反思

作者：张祥龙

来源：作者授权 独家首发

时间：孔子纪元2571年暨耶稣纪元2020年3月23日

此次疫病面广创巨，肯定会带来许多反省。这里我只集中于反思“高科技崇拜”对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危害，它的缺陷在这次疫情中也有明显表现。我建议设立“科技反垄断法”，大力提倡“适度科技”。

高科技是一种加入了“数学因素”的充分对象化的研究方式和能力。按目前流行的标准，它在不少方面能取得其它科技、比如中国传统科技达不到的新异效果。而高科技崇拜则断言：只有这种科技掌握了有关方面的唯一真理，其它科技研究和实践没有真理可言，至多是经验性的偶然有效，或者是神秘的巫术或迷信。简言之，高科技崇拜是唯一神崇拜的科技版。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高科技是必要的，用好了也可以造福，但高科技崇拜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

如果没有医学上的高科技崇拜，那么当王永炎院士于2019年6月依据中医研究范式，提出冬至前后到来年春季将有瘟疫发生时，疾控中心就不会采取完全忽视的态度（想一想，如果是国内或西方的高科技权威研究机构提出这样的预测，会不会被如此忽视？），起码作为一种科学预测的参考信息下达各部门，那么当2019年12月李文亮、张继先等人“吹哨”时，这哨音就很可能突破官僚的和各种冬季传染病制造的噪音，引起有关方面的警觉，及时（最起码提前三周）采取有效对策，那么后来的疫情走向将完全不同。

中医团队比如张伯礼院士、黄璐琦院士等人领导的中医抗疫团队，这次参与了抗疫，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积极效果，而高科技医学至今还没有制造出可用的疫苗和特效药。这说明在应对某些疾病时，高科技有短板，它并不能垄断医学上的真理，尽管它在其它一些方面有其特长。

之所以会有这种局面，是因为高科技的特性所决定的。它的研究方式是充分对象化的，针对是的病原体，比如病毒。而病原体是活体，会随时间而随机变异，所以当新病毒“突然”出现时，对于高科技总是措手不及的。而要找到对付它的疫苗和特效药品，也只有搞清楚了对方的基因结构、生理性质和临床特点等等之后才行，因而常常是疫苗追着甚至是遥望疫情的尾巴而现身。而中医是时间化乃至时机化的医学，王永炎预测所依据的五运六气说就是一种时间化学说，所以可以超对象、而又可随机对象化地预测、诊断和治疗。有的中医师比如刘力红医生诊断这次疫病为“湿症”，脉象上显示“肺上痰浊”，可按“合病及两感”思路来理解和治疗，可用“四逆法”、“附子”和“针刺”来治疗，其思路和疗法就包含了非对象化的向度，并不要求西医视野中的疫病对象的完全客体化，所以可以及时阻疫于第一线，发挥高科技没有的作用。这种另类科技尽管有时不像高科技那样，找准了对象下杀手（如用疫苗克制掉天花）——就像上帝找准了魔鬼而打杀之——那么有效，但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也是一种相当聪慧和见效的应对方案。

所以高科技可用，但须与其它各有功能的科技（医学方面，中医之外，还可加上藏医、蒙医等等）平等地、互补地共用，才能补其短而扬其长。它不能是一位“妒嫉的神”（《旧约·出埃及记》），自己干不来或干不好的事情，还不让他者来干；还要一味坚持，它的缺陷，不管是不是结构性的，只能靠它自身的“不断进步”来弥补。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确实需要一部法律上的乃至思想上的“科技反垄断法”，禁止某一种科技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各种资源及意识空间的独霸。那样的话，不仅高科技的弱处无法得到填补，它的毒副作用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也就没有一个长远的安全未来。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适度技术。也就是能够干净地、持久地创造和维持一种祥和幸福生活的科技。我们目前看不到某一种科技能够独自担当这一重任，只有众多种科技和传统智慧的多元平等的合作，才有希望逐渐找到这样一种造福而非造孽的科技。换言之，“和而不同”这个古老的华夏智慧，也应该在科技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