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玄不断吸积、本能实现充塞,以“罔直蒙酋冥”的序列螺旋运动,呈现“环四中五”的特征,并贯通于道德修养工夫:“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扬雄构建出文王、孔子、颜回的道统谱系,以默识道德形上本体为道德修养工夫论旨趣,对于宋明理学有启沃之功。
面对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课题,荀子诉诸于集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权力)于一体的圣王。作为道德权威,圣王的正当性源于民众对其特殊的品格构造和超凡德能的认可;而作为政治权威(权力),圣王的正当性则在于其政治权力是经由其道德权威而非民众的意志同意这一合法化过程而转变为政治权威的,亦即权力的权威化是由圣王的道德身份来给予的。
朱熹讲“三纲五常”,认为“五常”是“三纲五常”之本,派生“三纲五常”,强调“三纲”与“五常”的不可分割,并且还多讲“五伦”,认为“五伦”就是“三纲五常”;其后学真德秀把“三纲”解读为“君正则臣亦正”,“父正则子亦正”,“夫正则妻亦正”,强调“三纲”的率先垂范之义。
直白的文字,有其动人的一面,但直白之外,更可典雅。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用于之今日今事,却是何其适当。人不分国度,地不分南北,全人类皆关注于武汉,关注于湖北,这是人性的光辉,这是温情的力量,而人性之温情,经以古人诗句而加以完美表达,真是文化力量之佐证。
性虽大致不远,发而爲情,则或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感应。人人所感不同,发而爲诗,必不能千篇一律。而评判文学作品有一个简单直截的标准,那就是“仁”,亦即基本的同情心。而诗教的根本精神,正是培育此仁心。
敬畏上天源于古人对天的信仰。人们对上天以及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鬼神精灵都有怀有敬畏戒惧之心,才会规范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出于对上天的敬畏,灾异之变就能使帝王警觉,反省理政当中的过失,减少施政当中的失误。因此,每当出现灾异和人为的治理失误时,帝王就会自我反省。
中国最终要展现于天下的是其文化价值观。历史上周边国家为中国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具有的文化吸引力。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就内部而言,也正在于“礼义”的文化价值观维系从而能化育人心、性情,可久可大。
牟宗三和安乐哲都采取迂回切入的研究方法,分别引入康德哲学和过程哲学来建立对孟子性善论的理解,混淆了孟子的本意和自己的诠释,没有区分尽可能准确理解古代经典和建构现代理论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虽然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其合理性,但只有研究者对这种区别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才能更好地理解经典、建构理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才能···
李文亮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做了一个普通人该做的事却成为英雄,说明这个社会和时代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正因为对此形成了共识,不满而又无力改变,大家对李医生之死的悼念和歌颂才不约而同,才在忧戚之中包含许多的愤怒和恐惧。
在充分理解各国自主管制的政治与利益正当性的同时,我们也应思考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如何理解和建构。武汉肺炎新型危机对中国进取型的国家战略和全球战略是一次重要的意义挫折和挑战,中国必须在抗疫周期中展现其制度协调力、技术攻关力、价值渗透力与全球合作力,否则必然产生“国民信任危机”和“全球信任危机”,掏空新时代进取···
从野生动物传播开来的新冠肺炎,是继非典、禽流感、埃博拉病毒之后,大自然又一次给人类敲响的警钟。人与动物应该如何相处?“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为何没受到现代人重视?如何重拾重建?
柔软与柔软的相遇,就像水滴与水滴的汇合。人是渺小的,渺小得如同水滴一样,随时可能被蒸发掉。心是柔软的,但如同柔软的水滴一样,蕴含着大江大河的强大力量。柔软的人心显露,保障了相互凝聚的可能。很多很多的人走在一起牵手守护,便不再是一盘散沙,而是如黄河、长江般的滔滔不竭。自古以来,原是有一个文明如此教化我们,让我们···
儒家对万物都是关爱的,而且是从其所具的内在价值去确定这种爱的,因为万物的内在价值都是“天地”所赋予的,与人的内在价值本同出一源。儒家对动物的关怀是从肯定其内在生命价值出发的。
从武汉肺炎危机早期的“警察维稳”表现到中央决策介入后以中央媒体监督、最高司法非正式发声及公众聚焦商谈的共识取向来看,新治理模式的基本价值已经扎根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具有初步的传导、教育和制度矫正功能,而社会层面则通过这一治理模式的内部拉锯与反弹调整看到了一种新的治理知识与制度模式的成长印记。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形成了一套传统文化与社会工作相融合的社工服务体系,包括以“乐和家园”社区共同体为目标的专业服务,以“三事分流”“小事”处理为重心的精准服务,以“社区书院”为载体的创新服务和以“九九家风”为纽带的固本服务。这些有关协同服务的经验对于基层治理中如何发挥社工机构的作用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当前,社会的冲突、政治的冲突、经济的冲突、军事的冲突、宗教的冲突、道德的冲突,以及资源和能源的争夺,环境的全方位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急剧恶化,另外还有数不尽的祸端灾变,等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这一切都是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西方儒学的发展就是东学西渐中东西方思想对话的产物。
当前,西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弊端,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启蒙以来种种价值观念的缺陷,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顺势而起。这种思潮对现代中国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重启中国古今之争的意涵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纳入到儒家道统大叙事的格局中,以实现当代的通三统,并复归王道的···
在2018年和2019年中国大陆儒门大事记的基础上, 评选出2018-2019年度十大热点,涉及公共政策、 、文化事件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当代儒家的最新发展状况。现予公布,进退得失,以资当世。
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本论文旨在经由沈清松先生这些年来所提「多元他者」这一重要哲学语汇,去反思儒教与基督宗教的根本论题,并且试图经由「慷慨」与「外推」等方法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