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冰B站“后浪”演讲与五四精神的叙事难题

——纪念五四运动101周年

作者：田飞龙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橙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四月十二日丁未

          耶稣2020年5月4日

何冰在B站的演讲火了，对“后浪”们赞许有加，期待有余，但批评是较少的。据说这一演讲遭到不少批评，其中一种强有力的声音是何冰在“取媚”青年，没有负责任地进行批评教育，尤其是没有进行所谓的“启蒙”。批评者的逻辑是：何冰有了网络流量，却不做“启蒙”的事业，似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甚至有为政府的“正能量”做助攻的嫌疑。何冰的礼赞“后浪”造成了中老年知识群体的退场尴尬，而其“启蒙”价值的交代不足或有意忽略，则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反弹。演讲发生于五四运动101周年之际，社会思想氛围本就敏感而诡异，而对青年思想的竞争性抢夺，历来是中国思想与政治路线上的不变议题。何冰演讲及其网络舆论反馈，其实反映了五四精神内在的“爱国”与“民主”之争，这是五四精神的叙事难题，也是当代青年价值观与国家精神的薄弱环节。

何冰也曾是青年，以成功中年人的身份如同“薪火相传”般对后浪族释放饱和的善意。这样的演讲可以激起一定程度的青年共鸣，但在五四运动101周年的“大日子”里也容易激发这场运动内在精神的固有裂痕，使之撕裂流血。五四精神内部的“爱国”与“民主”，在宽泛或理想意义上可以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历史及斗争经验中却常常是充满张力甚至是冲突的。有人希望看到“爱国青年”，有人希望看到“民主青年”。五四运动在迎来其101周年之际，依然未能给中国带来真正具有共识性质的新青年精神。

青年，是自然美好的。在古希腊哲学意义上，自然就是事物长成时功能饱满的样子。万物如此，人亦从之。五四运动在我们的记忆中，闪现的青年形象是美好、理想、负责任甚至有牺牲精神的。这样的青年形象在西方是革命或时代危机时真正的“贵族”形象，以身体力行的精神呐喊与行动捍卫整体利益，作出个人牺牲，展示代表性和责任伦理。青年的美好在于一种想象和推定的动机纯净与责任完全，这是油腻的中年与保守的老年不具有的一种人生阶段性精神。因此，青年总是代表一种追求变革的力量，是一种似乎天然正确的存在。与青年处于对立面是危险的，因为青年被嘉许为未来世界的主人。青年可以是负责任的，也可以是骄傲自负的，甚至是叛逆破坏性的。青年的美好与青年的罪责，在人类历史上交替展现，概因青年的自然美好遭遇了不自然的政治。

政治是功利的，本质上是成人世界的权力与利益游戏。政治有公共性的一面，即正确判断和维护属于共同体的本质利益，而能够成功识别和代表此种利益的集团或政党往往具备夺权的最大可能性。但政治也必然裹挟私利。王朝时代，政治的功利动机在于“一朝天子一朝臣”。革命时代，政治的功利动机在于权利与财产的结构性再分配。五四运动处于这样的政治旋涡与界面上。奠基未久即分裂的民国政府，在北洋治下很难做到“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因为这类任务需要较强的国家能力，北洋政府并不具备。1910年代短暂的“一战”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以喘息发展之机，甚至让中国成为欧战参战国之一而跻身战后的战胜国行列。中国人自以为与“列强”平等了，固然毫无奢望取得战利品，但至少可以平等要求收回战败“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主权权益。然而，巴黎和会嘲讽和否定了中国的主权要求，利益重新分配仅限于列强之间。原来，中国从未被视为列强。“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成为时代对中国人的集体教诲。而缺失主权与国家尊严的法权状态，不仅使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受尽外人凌辱，更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制。在列强共同保障的“门户开放”政策下，中国又怎么可能有自主和连续的产业政策及强国计划呢？这些内外交困的压力传导到了国内，刺激革命派、爱国青年、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工人群体在“主权”的名义下凝聚共识，展开集体行动。

五四运动内在强烈的“主权”焦虑与民族复兴的集体意识，是“爱国青年”的主旋律，也是何冰演讲的主旋律。这是历史的，也是精神的，是无可否认的。执政当局对五四精神的理解与传承，也基本是从这一主旨线索展开的。然而，五四运动还有与“主权”及国家叙事适度分离的一面，即“民主”。中国的现代化危机感来自于西方鸦片战争及后续列强侵略带来的“极端屈辱体验”。在古典教义与恢弘历史中完美无缺的“天朝上国”与“天下国家”遭遇了文明和政治的双重挫折，被迫向“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转型。中国由“中央之国”变为普通一国，甚至是受到殖民侵略的“野蛮国家”。由此，中国士大夫与知识精英展开了积极的反思变革，相继经历“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制度变革”（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文化变革”（五四运动）。因此，对五四的观察与评判还不能仅仅局限于运动发生时的国家主权危机与国际政治秩序，还应当放置于近代以来的完整政治社会史脉络中予以定位。由于反思变革的层次越来越深，中国知识分子的激进化与理性上的不节制缺陷日益展现，终于推动中国历史变革运动由“士大夫运动”转型为“青年运动”。这一青年运动不再是简单的政治革命或科技革命，而是一场以“民主”为导向的社会革命。尽管李泽厚先生总结过中国近代“救亡压倒启蒙”的精神取向，但启蒙话语和“未完成的任务”的补课意识，一直强劲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深处。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聚首，也开始走向分裂。胡适与李大钊或许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不同走向，也与国共两党对五四运动政治性质的理解和利用有关。五四提供了标定20世纪中国社会精神的若干“大词”，民主与科学被广泛认同为最具代表性。民主被称为“德先生”，科学被称为“赛先生”，前者指向一种新的政治德性，一种人人平等及政治参与的现代政治，后者代表了启蒙的理性精神，以实验科学与知识确定性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这样的精神符合了领导五四运动的部分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的想象与期待。海外新儒家沿着这样的路线基本完成了与西方秩序的“完美对接”：主动让出作为公共性支柱的民主与科学，以西方标准作为唯一标准，而转向于道德心性的坚守和培育。这样的以西方为公共性、以中国为个别性的知识分子心态与精神秩序，至今在港台、海外甚至内地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五四精神中“爱国”元素遇到的真正强劲的精神对手，也是五四精神内在裂痕最显著的表征。也因此，对五四运动的左翼叙事传统正确补充和确认了这场运动的“爱国”性质及爱国主义的主导性，谈论民主也只能是“爱国民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自由民主”。民主本身的歧义性与多元性更加深了这一精神遗产争夺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

五四运动，以文化运动发起，本质仍是政治运动，而且是触及社会精神内核的政治运动。青年充当了这一政治运动的先锋和现场力量，但并非这场运动的领导性力量。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青年运动的共同本质。五四运动的爆发，无论其结果阐释与精神遗产争夺上如何歧义化，在当时的中国变革语境中仍然具有历史正当性与合理性：其一，中国青年越过中国政府向列强宣告主权，代表民族发声，是对国家主权权益与未来中国之主权尊严最强有力的集体表达；其二，结构性瓦解了传统文化与体制的根基，批判性改造了民国早期政体中的新旧价值残余，为国民大革命准备了社会政治条件；其三，创新和塑造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本范式，为后续的中国共产党与青年运动的结合提供了基本的历史语境与政治空间，从而成为中国20世纪革命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四，青年作为自觉的政治群体走上历史舞台，以直接行动的方式批判和改造政治，诠释了“爱国民主”的可能结合形式，是这两个基本价值协调互通的早期典范。不过，五四运动的“右翼”民主化叙事及其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复杂转承，并没有被简单消解，也从未得到真正的和解。

五四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一宽泛的历史定义激不起太大的争议。但五四运动中的“爱国青年”与“民主青年”的精神对峙，却随着时代流变而日益凸显起来。在如今的港台，经由海外新儒家的文化熏陶及选举民主与本土主义的政治规训，“爱国”精神与认同日渐边缘化，“民主”的个体化与地方化叙事成为主导，深圳湾与台湾海峡在象征意义上似乎成了五四运动精神两端的现实裂痕。无论是邓小平的“爱国者治港”，还是余光中的海峡“乡愁”或国共两党的“九二共识”，似乎都难以挽回港台民主的个体化与地方化，进而以“完全自治”乃至于分离独立的方式与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长久对峙。奋身从事这些不同政治事业的人，其中相当部分也都是“青年”。五四现场的爱国者是青年，太阳花学运是青年，占中与反修例也是青年。何冰的演讲唤醒和共鸣的是“爱国青年”，赞许和期待他们对新时代的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划时代的建设性贡献。然而，中国的启蒙家们，无论是港台与海外的，还是内地的，可能对“爱国青年”及其新时代事业存在审美理解与认同上的规范距离，他们期待的是与西方可以融贯一致的“民主青年”。那么，五四运动百年带来的青年人格到底应当是“爱国的”，还是“民主的”，依然是悬案。爱国的定义与实践主要是中国自身的，容易理解和接受，尽管也存在一定的反对力量长期从事“去国家化”的精神解构。但民主的标准定义与解释权，却长期由西方所掌控。因此，何冰礼赞新时代“爱国青年”的演讲，就必然形成另一道横亘在国人精神秩序深处的血色划痕。

如果何冰站立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现场，身份是大学教授，这一番演讲必然是掌声雷动，热血喷张。但2020年的中国与世界处于更趋裂变的旋涡之中，情形异常复杂：中国历经一百年奋斗牺牲而成为主权实力与文明主张自成一体的超级大国，不再有曾经的主权焦虑和生存危机，而有重整文明及协和世界的理想与实践；一百年间，中国对多种西方政治模式展开实验与扬弃，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客观历史的理性选择，并非“民主”的规范理由和域外实践可以简单逆转；一百年间，被五四运动放逐的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与复兴，不仅基本完成了与政治的和解，而且有意识地以“政治儒学”形式重建公共性话语，跻身中国思想与政治光谱的有力一极；一百年间，西方列强潮起潮落，以美国模式造就“历史终结”幻象，但因其“一神教”的排他性及内部民主、外部霸权的帝国二元性，未能真正带来全球性的持久和平与发展，相反在特朗普主义的逆动下开启了民主民粹化和逆全球化的倒行进程；一百年间，中国政治体制内含的集权、贤能、协商与社会平等因素得到历史检验与整合，并对自由、民主、人权、全球化等要素展现可控的开放性及主场检验与吸纳的理性，在政治上日益稳健和自觉。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国人的热血、彷徨与激烈反传统的精神状态不同，2020年的中国，无论是建制派精英（9000万党员中有500万绝对精英），还是爱国青年，甚或普通民众，对五四运动释放和流传的“启蒙”话语已经不那么迫切需求和迷信，对西方秩序也有了日益平等与平视化的精神自主权。这一切改变，来自于历史实践本身。历史荡涤了妄念，历史清澈了道路与信仰。

然而，历史从来又是折叠的，是多维的，况且五四运动输入的若干“大词”之规范内涵，在西方仍有主导力的条件下依然会造成中国主场接受性的分裂与纷争。撕裂五四精神中的“爱国”与“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民族精神悲剧，但又具有国际体系与中国政治裂变过程的必然性。我们的“爱国”叙事，在解释五四精神及连接五四与新时代的传承关系上有特定的优势。这一优势并非源自正统意识形态的期许，而是来自中国一百年来的民族现代化实践。但这一叙事仍然具有结构性的欠缺，对“民主”缺乏精致的理论理解、辨析与类型化，也缺乏对“民主”话语背后的个体伦理与自由价值的正面回应。如果说一百年前的“救亡压倒启蒙”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国家民族的现实生存高于一切，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条件，那么当代语境下“复兴压倒一切”是否具有必然性？个体继续被政治放逐，还是被接纳为走向世界的当代中国的价值构成，这是要害问题。来自20世纪历史尘埃中的旧式启蒙话语固然日益浅陋而可能遭遇“爱国青年”的鄙弃，那些抱残守缺于旧式话语而无视当代中国进步性及爱国青年之精神自觉的人固然可能呈现“遗老”状而愤懑幽怨，甚至诋毁封杀新生力量，但新时代真正的价值缔造任务是否就可以通过何冰式的正能量演讲而得到解决呢？从何冰演讲以来极短时间内的网络裂变来看，何冰并不是解答了当代精神性的共识问题，而是再次揭开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战现场，而这一现场身在B站，源头却可追溯至五四乃至于近代开端。

当然，何冰的演讲是尽量回避“政治”而亲近“青年”的，但华丽修辞之间还是可以看出其对当代青年的政治劝导和教育性质。不过，这一演讲因为缺乏清晰浓郁的“启蒙”味道甚至未对当代青年的某种“左”或“国家主义”精神取向提出批判，而显得不够思想正确，难以获得启蒙话语的接纳。启蒙家们肯定不接受何冰式的“温情教育”，而体制性意识形态又太僵化，对“爱国”的话语诠释与宣传难以接青年地气，与时代精神接轨。何冰也许是希望走“第三条”道路，以新青年导师的自设身份在五四运动101周年之际展开精神沟通的“温情对话”。这个温度的设定符合体制的“新宣传”取向，但却激怒了五四精神中“民主启蒙”一脉的幽怨愤懑，也刺激了本就高度紧张化的内地舆论场之怪戾氛围。这引发我们关于新时代青年精神与青年教育的深层次思考：在巩固了主权，发展了经济，和解了自身文明，提出了进取世界的命运共同体方略之后，在宏观精神秩序上，中国如何从容看待和吸纳“民主”话语背后的个体伦理与自由价值？这不仅仅是五四的内在精神裂痕以及中国20世纪精神斗争的主题线索，也是中国与西方在现代性与全球价值观上的关键性分歧。无论是“国家”，还是“共同体”，如果不能在哲学、政治与具体制度实践中给“个体”以恰如其分的规范性地位及意义安排，真正完成中国文明面向世界的、主动的价值更新与综合，那么民族复兴与共同体建构的进程就始终会充满二元张力与对抗性斗争，“爱国青年”与“民主青年”的分身相搏场景就不可能真正谢幕，中国自身场域的精神内战也必然未有竟时。

完成这一价值工程的，不可能是演员，不可能是社会旧式启蒙家们，也不可能是政治家或宣传工作者，而只能是面向世界（天下）的中国新一代青年思想家。B站的文化资本营销属性决定了，“启蒙主义”和“国家主义”话语及知识小品会交替出现，以生成知识付费时代的巨大流量与合谋性利益，这是互联网经济与社会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但不可能负责任地完成时代精神的“合题”。五四运动起于救亡图存之际，青春烂漫，大开大合，推开历史进步的大门，但也为各方势力所利用及对立性诠释。五四本身的思想基础与价值体系是时势造成的，并不成熟，也不严谨，而置身其中的青年在运动之后也各有命运抉择，甚至走向了历史的反面。这证明了五四虽开了思想风气之先，奠定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范式，但其思想面与政治面的内在张力无法自行消解，而留待后世长久地争执、利用与纪念。或许这正是五四青春精神的魅力所在。但新时代面临的建构任务显然超出了五四的关切与范畴，面临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挑战，需要我们合理地评价、限定及继承五四的“爱国”与“民主”精神元素，缝合既往的历史伤口，为新时代青年提供坚实的价值共识与行动指南。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