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之反思：如何规划？如何和谐？              

作者：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原载香港橙新闻2023年4月21日

人类学关爱众生，与理性的现代化之间存在规范性张力，但又试图提供社会科学的精细描述的知识与价值，为所关怀之物争取合法性与生存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伦理的激荡产物，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性中心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价值反思和实践批判。但中国式现代化也无法自外于人类现代化的“大逻辑”，其遭受的外部全球化冲击与内部现代化改造，凝聚成强大的内部穿透力，对中国范围内所有角落和人群之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革。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世外的“桃花源”，这就给人类学的研究和关怀带来特定的挑战和压力。对这种紧张关系的“田野观察”与“政策回馈”，是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和社会价值所在。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现代化已经集中展现了自上而下的“规划现代化”逻辑，大量的深入边缘地带的国家开发与移民工程上马，其背后的国家理性即在于现代化对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和改造权力。这种社会改造逻辑部分复制了西方式现代化与全球化所秉持的“理性的自负”，在哈耶克看来这种“自负”是“致命”的，是欧陆启蒙建构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内伤。国家现代化进程与“传统”、“生态”、“少数民族”之间的巨大张力引发了来自人类学和文学范畴的普遍焦虑。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姜戎的《狼图腾》代表了对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主义张力的文学反思之维。但文学的反思和穿透力有艺术加工的成分，是人文主义的关怀方式，在科学分析与政策分析方面存在局限性，与社会科学进路不同。社会科学注重实证、逻辑和解决方案的理性探求。谢元媛博士的人类学著作是后者的一个重要代表。        

谢元媛博士出版于2010年的《生态移民政策与地方政府实践：以敖鲁古雅鄂温克生态移民为例》一书，以其2003-2004年在敖乡田野调查及后续博士论文为基础，给出了来自人类学的精细观察和来自民间独立学者立场的政策关怀。做的是个案，测试的是国家“生态移民”的大政方针，要回传和反馈的是政策改造过程带来的对少数族群生活方式与文化生态的强制改变与消极后果。作者不仅以专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对使鹿敖鲁古雅猎民群体如何理解、适应甚至反抗“生态移民”进行了深描，而且从现代化批判理论层面以“规划现代化”的反思框架对上述个案进行了理论深探和意义追问。

面对来自传统猎户的保守主义立场和来自政府的改造主义立场，作者没有进行简单的站队选择，而是相对客观理性地呈现出双方的观念和理由。作者所呈现的，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对峙。我注意到作者调查并援引了来自政府部门的“生态移民”决策过程文件，其中有着“规划现代化”的强势逻辑和政策解释，也为传统猎民指引出一条光明大道。从官方媒体看，这一社会改造工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实现了鄂温克族的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甚至这一强势的“生态移民”方案也得到了猎民群体中部分年轻人和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群的赞成，显示在现代化引导下猎民群体的内在分化甚至分裂。但政府的宏大叙事和移民安置过程的具体措施失当之间的落差引发的多层面抱怨甚至抗争，显示出“规划现代化”在价值上的傲慢和具体治理细节上的失误。

作者当然不是政府立场的简单“传声筒”，在人类学的田野图谱中，政府只是行动主体之一，不能垄断话语和价值，也不是意义的唯一来源，但属于社会行动与事件的必要成分。作者更加细致的调研功夫甚至情感投向了“传统猎民”，因为他们代表了原生态和最坚决的“驯鹿民族”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这些“传统猎民”不轻信政府的“规划现代化”的强辩和利益诱导，他们的心灵拷问是值得深切思考的：他们千百年生活于大森林，是大自然的朋友，怎么就成了破坏自然生态的群体而需要“移民”？为什么外来的人群甚至政府要对大森林进行砍伐和改造？驯鹿在山下养不活，为什么政府一定要进行圈养试点？政府有什么权力收缴猎民的猎枪？没有猎枪，驯鹿下山入圈，猎民住进定居房屋，原来的生活记忆和器具进入“博物馆”，老敖乡还存在吗？驯鹿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还存在吗？这些质疑是发自心底的，是没有任何外来干扰和诱导的，是非常具有穿透力的，也是政府主导的“规划现代化”的宏大话语体系无法真正说服与回应的。传统猎民甚至指责“生态移民”过程及其利益诱导分化了他们的群体，导致普遍的懒惰、酗酒及意义迷失。失去了与大森林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这个中国境内唯一的“驯鹿民族”如何获得新生呢？谢元媛博士完成了人类学的学术本分，将“传统猎民”的生活世界与本真观点呈现于世，甚至进一步出版了英文版及推动在挪威、英国、美国等学术圈继续研讨“使鹿鄂温克”的生态移民故事、冲突与适应难题。

政府可以规划一切，却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其著作的结尾处，谢元媛博士给出了对冲突议题的解决方案：“这样的难题只有通过当事人彼此的尊重、谅解才可能在谈判中最终达成妥协而和平解决，当然前提还有双方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了解是否达成共识。”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多是一种人类学者的善良愿望和朴素的政策期待。“规划现代化”预设了国家主义和国家权力中心逻辑，国家善于解决矛盾纠纷，化解体制外抗议架构，但国家极少改变既定的目标和制度。而由“规划现代化”的整套知识和权力实践所带来的猎民群体的内在分化、代际分化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造成的抗争的弱化，特别是“传统猎民”群体的凋零与边缘化，国家权力让步调整的空间将更加狭小。

然而，“规划现代化”的强横与粗蛮成分并不符合二十大报告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规范性要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态文明自觉。那么，“规划现代化”能够反转回“和谐现代化”吗？谢博士念兹在兹的“双方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和了解是否达成共识”的问题有解吗？颇为吊诡的是，为了缓和双方的张力，定居模式的“新敖乡”不会撤销，只会越来越“现代化”，居住其中的“现代猎民”也将发生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的脱胎换骨，但“老敖乡”已被纳入当地的文旅规划，也有记录老敖乡生活方式的“博物馆”。对传统进行保育的主体并不是“传统猎民”，而是政府进一步的“规划现代化”。而“博物馆”，就其象征意义和现代性价值而言，恰恰是国家公权力设定的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的一种政治与文化和解机制，走进博物馆可缅怀过去，走出博物馆就重新投入现代化生活。“博物馆化”，似乎成了传统族群与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现代化“宿命”。因此，新的共识就不可能是任何完整重建“传统猎民”生活秩序的共识，而只能是“规划现代化”内部的柔化包容和利益重置。    

谢博士书中浓郁的人类学乡愁和人文主义气息，在现实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可被感知，却无法改变“规划现代化”及其变种内在的强势逻辑和权力。无论是谢博士希求的人与自然的“新共识”，还是二十大报告指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都必然要面对现代化自身的已有进程和事实，以及现代化背后的人性欲望和全球化动力。寻求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尊严、安顿与意义自治，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根本命题与难题，也必然超出人类学单一学科的承载力，但谢博士已跑完她的一棒，跑得很出色。谢博士毕业后的工作和学术经历，对人类学命题有继续关注和深化，也与敖乡时有联系，如今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从事国家战略学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从人类学的微观田野转向国家战略学的宏观顶层，从反思“规划现代化”的民间立场转向参与和改造“规划现代化”的资政立场，或许是其在江湖、学府与庙堂之间流连穿梭的丰富经历和理性再思考的选择。她或许意识到：要真正解决敖乡的深层次问题，还必须依靠国家制度与政策的力量，依靠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国家生态文明的结构转向，而她的人类学知识与政策对接经验，或许可在另一个轨道上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跳离谢博士著作的具体田野场景、观念纠葛与人事交错，我们或许可以对现代化与现代性及其中国意义有更深的学术追问。现代化是一种世界历史命运，但各民族承受这一命运的时序、代价与社会文化心理转型过程却千差万别。先行的优势民族，通过大航海、科技革命、民主革命与殖民全球化，掌控了话语权和霸权，并制造出笼罩全球各民族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观念铁罩和实践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刺激—反应”过程中学习、扬弃、创造与综合的，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的现代化，其内生动力和自发机制不足，需要国家公权力的理性培育、引导甚至强制。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的现代化仅仅适用于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适用。   

在此背景下，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展开，中国主权所及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是原生态的少数族群都不可能免于国家整体现代化的国家主义逻辑与富强竞争的发展理性。但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具有东方文化的自然和谐伦理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中心主义之基础的，不可能完全走西方式现代化的物质主义、剥削主义和破坏自然的老路。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绿色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宣言，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寻求现代发展与生态保育的最佳平衡，而文明之深度与广度就取决于这一平衡。

掩卷沉思，谢博士20年前在敖乡“田野沉浸”的学术姿态依稀浮现，那样的深刻经历、思想冲击与现代化反思，必然伴其一生。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属于后发现代化类型，“规划现代化”的属性更为强烈和凸显，但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有着和平主义、生态主义的规范基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与发展哲学倾向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然平衡。谢博士著作提出的敖乡“生态移民”与新旧敖乡的现代化调适难题，今天依然存在，但在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观指导下，我们有理由期待上述难题会得到一个逐步完善的解决。但我们也要客观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主导性和全球化秩序的竞争约束性，而需要培育一种积极开放的知识和实践伦理，在生态保育和现代化发展之间求得动态的平衡解，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互济的进程中妥当安顿多元族群、价值、生活方式与意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