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在传统“德位是否相称”的问题意识下,提出自己的“逢遇”论,将君子、士人的政治际遇诉诸于偶然性,批评了时人“贤人可遇,不遇,亦其自咎也”的狭隘观点,并以此来为自己政治上的“不遇”提供解释。
书院之所以长盛不衰,沿袭千年,是因为这种教育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名家办学,独立自主;实施精英教育,以培养学术巨子为己任;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放式办学,开明的办学宗旨;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实行自学、讲座、辩说、问难辩论、相互切磋等多种形式。因此,在新时代,非常有必要复兴属于我国首创的书院教育模式,使其发扬···
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民国的群星璀璨,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的救亡思潮,士人群体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赞君王,不侮苍生,不为俗困,不为物驭,他们既是最低的道德底线,也是最高的价值标杆。汉唐器识,魏晋风骨,如今世间有几人
通过辨析前人注释之得失,可以将《孟子·尽心下》第16章“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解为“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人),(仁也者)道也”;将《孟子·离娄下》第26章所谓“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解为全天下的人们谈论人性,都是根据人自身的作为(则故)来谈;将《孟子·公孙丑上》第2章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解为浩然···
在程颐看来,成为道德的人是一种快乐,每个人应该并且能够成为道德的人,并且对于不同种类的人应该有不同程度的爱。而程颐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发展出一种对古典儒学中的道德价值进行本体论-神学论阐释的道德形而上学。
从记载文本来看,利玛窦从自身对宗教的体会出发,曾经把儒家列为中国的三种宗教之一。随着利玛窦本人对儒家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同时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教,利玛窦做出了儒家非宗教的判断,这种判断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当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引起较大的关注,但是从一个较长范围来说,仍然具有学术史的意义。
我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情绪又被半夜两个不想干的突发新闻给影响了:一个是春节假期延长,一个是科比坠机身亡。
但如果你把视野调整一下,你把最近的一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方方面面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你就会知道,历史是关于未来的沉思,科幻是关于当下的映照。站在无尽永前的时间长度与无界永在的空间高度,你或许可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洞悉人性之本——关于时代的洪流,关于卑微的苍生……
从张载本人的思想探讨出发,到其与《六经》《论》《孟》的对话、对先秦儒学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诠释以及其作为理学家对佛老之学的钻研、批判到其作为关学学派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交融互动,包括关学学派自身的历史发展,也就构成了我们张载关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三人虽有前后承继关系,却更突出地体现了不同背景下的三种解读方式。赵岐代表了经学思潮下的伦理解读,朱熹代表了理学思潮下的哲学思考,伊藤仁斋代表了异域文化视野下的政治教化期待。这三种解读方式反映了儒学在历史中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取向。
关于中国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分别为“宋代近世”论者提出的两宋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论者提出的晚明,“冲击—回应”论者提出的晚清。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的近代化,怎么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时间开端呢?
宋儒道统论的思想渊源在先秦儒学。孔子为了传承三代先王之道,通过整理、传记六经,建构了从伏羲、尧、舜到周公的传道脉络。孔子及早期儒家建构的儒家之道,主要是通过为六经作传、记、序来表达的。溯源先秦儒家的传记之学,其道统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确立先王之道的核心价值、追溯先王之道的人物谱系、整理先王之道的文献典籍。
就生态保护而言,制度、法律的保障当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那也只是手段,如果没有对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的真正反省,在生态问题上人类不能真正返归“人道之正”,那么,制度、立法层面的保障最终能否起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仍然值得疑问。
东坡对儒家仁爱精神的贯彻发扬,真可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者必勇,真正服膺仁爱思想的人必然会奋不顾身地付诸实践,东坡就是以这种精神从事当时的公共卫生,他堪称中国古代公共卫生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泰州学派的思想,包括对个体意愿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其中展现的对人的自由的向往,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更广义上对平民化的追求以及其中蕴含的平等意识,等等,依然呈现多方面的意义,这些观念在经过转换之后,可以成为建构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国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
科技发展应有限度,高科技应受到制约,应当受制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这应是制约的总纲。除了道德层面、法律层面外,包括科技人在内的现代人还应有信仰。无信仰则无敬畏之心,我们对无所畏惧者深怀畏惧之心。
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着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系着对整个经学史···
与后世质疑和批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阳明自身坚信“四句教”是既具普遍性且无弊的工夫指点语。四句教包含四无和四有两条为学进路;无善无恶的含义包含好善恶恶,并以其为根本。这两点分别保证了四句教的普遍性和无弊性。后世往往忽视这两点,质疑和批评也就由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