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下看劣质文化与劣质制度（上）
作者：白彤东
来源：作者授权 发表，原载香港《明报》2020年3月27日

龙振邦与袁国勇在《明报》2020年3月18日评论疫情的文章（下简称“龙文”），虽然随后正式撤稿，但已引起很多共鸣与争论，并触及诸多重要话题。本文乃对这些话题不同意见的表达，分为上下篇。

一、流行病与劣质文化

龙文指出，此次病毒“乃中国人劣质文化之产物”。之前练乙铮（Yi-zheng Lian）在《纽约时报》上发文（下简称“练文”），也将新冠起源于中国的原因之一归于进补的饮食文化。美国德州参议员John Cornyn也指责中国人什么都吃，导致了各种流行病。

但《华盛顿邮报》3月19日的一篇报道指出，Cornyn提到的几种流行病，MERS和2009年的H1N1并非起源中国，而后者更是起源于墨西哥和美国。他提到中国人吃狗肉和蛇肉，与几次流行病根本无关。更讽刺的是，德州一些城镇也有吃蛇的风俗，Cornyn自己还撰文骄傲地提到过！

吾之蜜糖，汝之砒霜，这很正常。但仅仅因口味差异去指责别人，这只能是偏见，尤其在忘了自己也吃着“砒霜”（比如吃蛇）的时候。这种偏见近乎种族主义，哪怕双方属于同一种族。

我是北京人，很多北京人对外地人有偏见，比如觉得广东人和香港人只要能动的都吃，说的是鸟语，无愧为南蛮，这都与种族主义异曲同工。

民众有此偏见，并不奇怪。但若是政客或学者把它当真来说，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其居心或判断能力。

龙文还指出，中国人的劣质文化不人道地对待动物，不尊重生命，滥捕滥食。但其根据何在？

《论语》里讲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讲“食之以时，用之以礼”，朱熹将其解释为“不身翦，不暴殄”，这都是反对滥捕滥杀。

宋哲宗年幼之时，春日戏折柳枝，程颐斥责道：“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这是对植物都表达出了人道。除了儒家，中国佛教更是反对杀生。

中华文化如此博大，随口说它不尊重生命，这是不尊重文化之生命。

也许龙文讲的是中国文化的劣质部分。但是哪个文化没有劣质部分、劣质的人？中国人因为进补吃野味不好，那么按Cornyn的说法，德州人出于表现胆识吃蛇，难道就好了吗？

并且，上述说法，将类似疫情爆发归罪于野味，但最近流行过的禽流感和猪流感源自于家禽家畜，并非野味。对流行病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自从农耕生活以来，人类聚居并与牲畜（及老鼠等）共同生活，是流行病爆发的根源。只不过源自于牲畜的传染病，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人类大多已经得过，已有群体免疫或治疗措施。因此，吃野味的真正危险是可能引入相对较新的病原。

并且如果吃野味的需求大，导致野味的运输与临时饲养环境恶劣，再加上屠宰不卫生，通过现代社会的密集人口和全球流动下的快速传播，大型传染病爆发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新病原并不局限于吃野味。我在美国的一处住所后面有一片林子，有鹿出没，孩子小的时候，我常带他们去玩儿。但后来才知道，鹿身上有蜱虫，可以传给人莱姆病，想起来很后怕。

对此，如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蝙蝠和冠状病毒的石正丽研究员曾经指出的，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共处是你不去打扰大自然，让它们自己好好地生活”。

因此，野味的问题在于它可能提供新的传染病原。并且我们也不能只关注野味，而要看到，出于旅游和拓荒，人类对自然的侵犯，以及禽畜饲养，也都有风险，都需要防范与规管。

SARS和新冠在中国爆发，可能真正的原因是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奇迹，产生大量迅速富裕起来的人群。他们对新奇物品的追求与他们可能还保留着的在贫困与相对隔绝状态下形成的生活习惯之间，他们对饮食的要求与政府安全规管的措施之间，都有巨大落差。

而全球化和中国于其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得这种紧张造成的恶果能够越来越迅速地影响全球（这也是这次新冠病毒比SARS影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问题是任何人群迅速致富都会带来的文化差异问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即国家治理的问题。

二、命名的政治

就如何称呼造成此次疫情的病毒，龙文指出，“武汉冠状病毒”或者“武汉肺炎”简单易明，方便沟通。疫情伊始，世卫组织正式命名之前，还可以这么说。但现在中英文媒体大多不再用含“武汉”的叫法，其所采用的“新冠病毒”的说法众所周知，简单易明。因此龙文的辩护，近乎荒唐。

该文批评了病毒来自美国之说，暗示了他们为“武汉肺炎”之说辩护的另一个原因。诚然，在龙文发表前，某赵姓发言人发推特称，这次病毒可能来自美国一家军事实验室。但龙文没有提到，此次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泄露的阴谋论，也已流传很久。其源头之一，是美国保守小报《华盛顿时报》在1月的一篇报道。

在它被其他可靠媒体和科学家指出是无端指控之后，美国阿肯色州参议员Tom Cotton等政客继续散播这一指控。美国国务卿Mike Pompeo等其他美国内阁高官坚持用“武汉病毒”等叫法，并将美国新冠的爆发与失控归罪于中国政府。

在龙文发表之后，特朗普更是变本加厉，甚至亲自把发言稿中的“冠状病毒”改为“中国病毒”。尽管他开始还以回击赵立坚的推特为借口，但后来这个借口很少再提，而很多美国主流媒体认定，“中国病毒”的叫法是特朗普政府在失去关键战略时机后逃避责任的宣传策略。

虽然龙袁二人不知道特朗普在他们文章发表之后的做法，但他们应该也知道美国政客之前的言论，以及“武汉肺炎”往往是港台等地敌视大陆政府的人士之间流行的叫法。当然，赵立坚同样随意的阴谋论为对方的指责提供了借口。

本来中国可以就责任问题，摆明事实，据理力争。但近些年，中国方面已经不止一次，因为进退失据、尤其是所谓战狼式的做法，多次把自己的好牌打成了坏牌，让理性爱国人士痛心疾首。

但是，龙文漠视美国政客恶意的阴谋论和推卸责任的事实，漠视“武汉肺炎”一类称呼明显的政治意味，只是批评病毒来自美国的阴谋论，还为“武汉肺炎”做出强词夺理的辩护，这似乎不仅仅是科学家不懂政治的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