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本质上是考古求真之学。我国的传统学术,到了清代,由于语文学的进步,逐渐具有了现代科学求真的特质。
宋型文化是清人从治学方法角度提出的相对汉学而言的一种新的文化范型,它的底色是宋代儒学。宋代儒学是儒学的第二次创造,是汉唐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集大成,也是对先秦孔孟儒学的自觉继承和转化。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大儒胡瑗开程朱理学之先河,以“明体达用”为核心教学理念执教湖州,形成一套“有体有用有文”的系统育人模式,注重培植根本、启发潜能、各顺其性,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世称“湖学”。
《尚书·洪范》篇记载的是箕子向武王传授的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洪范口义》虽然仅是宋学先导胡瑗的授课讲义,但在北宋“洪范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无论是解经的方法还是思想内涵,都体现出宋学的特征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胡瑗是宋学的重要开拓人物,他通过复兴师道创建苏湖教法,推动了宋代书院的发展。宋代书院从兴起到大盛,代表了宋儒复兴师道而重建政教文明的理想追求。
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以胡瑗为典范,主要承继孟子“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理念,强调仁义道德的“内圣之学”,注重理想社会建构的倡导和实践,首开宋代学术“内圣外王”风气。湖学的社会治理思想承前启后,接续传统儒家的社会治理观念,奠定了宋明理学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宋代庆历前后发生的学术文化转型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正是胡瑗“湖学”等大量学者的努力,助推了北宋实学思潮的形成和发展,并付诸“王安石变法”的施政实践,促成了南宋事功学派不断兴起,为江南经济发展的儒学理论合理性树立起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在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过程中,胡瑗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与其易学承先启后的成就密不可分。胡瑗传世的易学著作,为倪天隐整理的《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总目》将其与程颐《伊川易传》视为“始阐明儒理”的义理易学标志性作品。
在讨论宋明理学的兴起时,人们往往依据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给出的谱系,从周敦颐开始说起。但这只是从理学的理论逻辑着眼的。
宋初政局未稳,赖有孙复、石介和胡瑗等人在各地办学,培育人才。他们通过书院的方式,坚持道德优先的原则,并探索独特的教学方式,在范仲淹和欧阳修等朝廷有识之士的支持下,为二程乃至宋代理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其中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尤因其方法和实践的完美结合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北宋大儒胡瑗于浙江湖州播撒下的教育火种,历经千年而不灭,其创立的湖学体系,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成为华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而湖学的核心——“明体达用”教育理念,历经岁月的洗礼,依旧熠熠生辉,为后世传颂不辍。
《诗经》作为国学经典之一,读者众多,意义重大。但传统上所谓“诗无定解”的说法,应该予以纠正,故本书旨在限度地恢复《诗经》旧文原貌,发掘原诗本义,故而先作汇校,再作注释与训译,并提示其意境与画面。综合这些版本及材料进行汇校与评说,对恢复《诗经》原文以及正确理解原诗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是作者“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的选集,从2004年至2021年间作者关于“生活儒学”的大约200篇文章中选出,按照导论、方法论、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的大类编排而成。
本书是一本以《周官》为基础文献,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国家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学术著作。通过剥离窜入的注文,首次完整呈现《周官》职文的原貌,溯清《周官》的出身、特点、历史位置,给予《周官》客观评价。同时,结合考古资料,对先秦时期东亚疆域国家的发展变迁及其制度规范进行了考订,并系统、深入地描述了官制、赋役制度···
这次来开会,我本想讲一点孔子基金会的成就。但成果展览和纪录片都已经展示了,也不必重复了。来的路上看到昨天发的小视频,学典兄有一段讲话,说孔子基金会的成立是中华文化复兴的起点,我觉得讲得很好,层次也高。所以我就不具体讲成就成果了,讲讲我对孔子基金会成立和活动的几点认识。
《礼记》是西汉戴圣所编选的一部书,取材广泛,来源不一,全书编次错杂,并无完整严密的体系。
为了鼓励对中国学研究与发展有贡献的学者,我们计划开展“大韩中国学会孔子学术奖”征集活动。
为弘扬朱子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0月16日,第三届考亭论坛在三明尤溪县开幕。
由福建师范大学经学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主办,福建省图书馆协办的“《正谊堂全书·杨龟山集》的整理与研究”学术研讨会,16日在福建省图书馆正谊书院举办。
周尧卿的经学思想自有其特色,是与范仲淹、孙复、胡瑗等人共为宋初倡导“天人之学”的大家。因此,周尧卿不是因为范仲淹、孙复、欧阳修、曾巩等大儒的赞扬才得其名,而是因为其经学本就具有较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