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事,特指古人在朝为官因履职所需而参与的朝廷事务,主要包括元日早朝、常朝、退朝、寓直和宫廷宴饮等。唐人朝事活动的规范性在于严格依照开国之初所确立的礼仪进行。
周代礼容程式,是指以周代为时间范围,以程式为特征,社会中不同层级的人在各种礼仪活动中,对应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行礼对象,在仪容、辞令、举止方面程式化的表现。礼容在周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式化的、针对不同层级的,用辞令、容色及肢体动作表意的系统,实现了载礼以容、示道以容,使周人生活富有一定超越性、艺术性,同时也成为···
有周一代,礼乐不断被建构和完善,朝野上下呈现出一派文质彬彬与颂声洋洋的景象。周人对待礼乐,一方面继承前代之遗风,另一方面也创构了属于自己的审美体系。此期,礼乐被重新规定,不仅成为美和艺术的象征,还是政治的一种诗性表达。由此,西周进入了礼乐美学时代。
有些知识领域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界定,例如,欧洲经济史专家研究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
1月3日上午,黄山市隆重举行戴震诞辰300周年纪念大会,持续推动徽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他以“心性为一”即“一本义”为“圆教模型”,以重新定义“可能”和“理解”为前提,以“心体”建构为实现路径,以“上下其讲”为思维路径。就“上讲”看,他以沟通“心体”“性体”“道体”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上提”;就“下讲”看,他以“心体”之“流行”为主以实现“心体”的“下委”;“上提”“下委”为一双向回环,“心体”建构从而形成一个理论闭环。
不是“自我”拥有身体,而是身体拥有“自我”。这是我们在返回孔子的“身体观”时,首先需要澄清的一处认识。尽管“自我”与身体之间的界限在“子曰”之中经常是模糊的,但是作为人自身所是的那个德性化身体,却极易被“自我”所遮蔽。因此,确切地说,“修身”并非对身体本身施加某种操作,而是解除“自我”对身体的遮蔽,让人的德性化身体能够显现出···
经过17年探索实践与反复总结,家庭国学耕读事业的发展模式日趋完善,构成要素日臻完备,业已成为一个民间响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落地之举、具体之措。
中国失去西域也就失去了文化的多样性。设使举世唯余一人,则其人连自家高矮胖瘦皆不得而知——文化生命亦然,必由相互比照始知特质所在。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第十二辑以“仁体论·美德论”为主题。“仁体论”专栏围绕《儒学美德论》和《仁学本体论》,包含了多篇讨论陈来教授思想的论文;“美德论”专栏不仅收录了三篇关于黄勇教授新作《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的评论文,还刊载了黄勇教授对这三篇评论文的全面回应。
关于四书内容以及四书形成的缘由,为什么朱熹以后四书能享受如此尊荣,甚至于地位不亚于五经,这些问题非深入其中、精研有得者,不足以解答。郭齐勇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儒学研究专家。本书是他多年来讲解和研究四书的结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四书的合适门径。
「一国两制」长期坚持,是香港的新秩序和新发展的关键检验指标,也是主要信心来源。在覆盖港澳台的这一场伟大制度实验中,香港是中西文明竞争与制度博弈的最典型场域。
帝制儒学要求平民百姓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观点是普遍存在的。尽管一些学者试图挑战这一流行的观点,但他们未曾论及帝制儒学中关于政治义务的理论。通过研究清代的政治宣传,尤其是《圣谕广训》,作者认为帝制儒学的政治义务是一种家长式感恩理论。
“贤能政治”历来存在两种理解模式。第一种模式将“贤能政治”理解为一种治理方法。这种理解源于孔子,其讨论范围是政治职位,并且可以得到后果论意义上的证成。第二种模式将“贤能政治”视为一种正义理论,即为了按照正义的要求给予人们其应得之物。
“生活儒学”和“进步儒学”都涉及现代儒学的两个关键词,即“进步”与“自由”。对这两个基本价值观念的理解,生活儒学与进步儒学之间既有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在对现代性价值的认同上;同时又有一些重要的差异,尤其是在儒学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上。
对很多人而言,哲学仍然是显得神秘、狭隘和专业化的探索领域,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任何相关性。但是,对为该系列随笔撰稿的思想家们而言,哲学是一项社会事业,旨在追求思想的清晰性和鼓励哲学思辨实践中多元文化空间的塑造,欢迎本领域的学者和外行共襄盛举,而不是沉溺于不仅外貌相似而且共享霸权式元哲学假设的圈···
当代儒学理论已经形成一股明显的情感转向趋势,其中尤以“情理学派”为代表。目前亟需通过反思其中暴露出来的理论问题,推动当代儒学情感转向的进一步发展与深化。
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每个成熟的社会都需要一套核心价值观以维持其稳定和健康运行,名教即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本书立定“新名学”立场,认为由孔子实质创立的儒家名学在先秦以后进展为以名教为形式的实践形态,其基本任务是设法使人产生践行儒家价值理想的道德动力。因为动力机制不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汉与宋明两种名教模型,它们各有特长与局限,···
程颐对王安石注解坤卦六二爻的“因物之性而生之”之说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此为易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从思想来源看,王安石《易解》中对坤六二的诠释根本立足于儒家立场,但“因物之性”之说实有玄学思想的渊源。而程颐的批评则一般性地指出了“因物之性而生之”无论在玄学还是儒家思想中都难以成立的原因,即在于此说违背了自然物性观念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