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生命,除了体认文本中的“道”之外,还必然有赖于同“证道者”“先知先觉者”生命的亲近,从而获得真正的体知。“以生命点燃生命”便成为儒家传道的一种诠释活动。而这样一种“中国特色”,使得中国诠释学有了自身的价值。
什么是美好生活?
汉代士人在积极颂扬现实“大一统”政治的同时,也在努力描绘着心中的“大一统”愿景,期望建立起一个“王者一统”、“思想一统”与“夷夏一体”的理想政治形态。
在山东曲阜明故城东北约一公里的地方,建有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宇——周公庙,庙里祭祀着周武王姬发之弟周公旦,这座庙也称鲁太庙。在周公庙正殿前的甬道西侧,矗立着一块布满岁月印记的石碑——《金人铭》碑,此碑因刻于其上的《金人铭》一文而得名。
长久以来,因司马迁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论断,《国语》的编纂者长期被归至左丘明名下,甚或认为《国语》乃《左传》撰成后的剩余材料纂辑而成。又因两书记载历史时期相近,每有人称《左传》为“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
牟宗三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曾这样评论儒家:“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此论可谓准确地表达了儒之君子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真儒或曰儒之君子,他们极富道德情感、人文情怀、责任当担与天下意识。
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社会改造运动者、民主爱国人士、民盟主要创建人之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西方文化论争、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活跃着他的身影。毛泽东曾经与他深入畅谈,通宵交流,在抗战建国、共谋民族大业方面论辩思索,成为他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不为人熟知的是,梁漱溟对于新闻事业的钟爱···
黄帝之后的五帝之间存在着较为亲近的血缘关系,颛顼传位于族侄帝喾,帝喾传位于儿子挚和尧,尧传位于族孙舜,舜传位于族祖禹,若按司马迁所论,这是典型的家族内部的选贤任能机制。
住“坟景房”,古人心理比今人强大。
孔子者,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心也。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即是以孔子为中心,孔子之前两千五百年——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也,孔子之后两千五百年——有孟荀董何程朱陆王是也。
《白虎通义·礼乐篇》云:“太平乃制礼作乐。”汉代儒学始终把创立一套广泛意义上的礼制,以巩固王者“功成治定”,实现太平之后的政治秩序、维护大一统国家的长久统治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
《诗》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从周初到晚周(少数到战国),五百年社会生活的整体世界尽在其中。
两汉经学发展至郑玄,从此实现经学之一统,六经归礼,并以“周礼”为美备之说,渐使两汉四百年今文儒者对“制礼作乐”持矜慎态度之坚守得以瓦解,并以礼为纽带,以时空等疏通方式顺利解决了“五经异义”等群经扞格之问题。此后,六经皆礼逐渐走向六经皆史,从而为经学有效进入王朝礼仪实践、参与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我们党立足百年发展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历程的高度凝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话语转变、资源融创、精神引领的方式,实现二者在呈现形式、主体内容、价值立意上的结合,对指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进方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梁启超非常推崇严复,曾在信中称许其“中学西学,皆第一流人物”,唯一让人稍觉遗憾的,就是译笔太过古雅深奥,不够近俗,在传播上恐受影响。
前些天在深圳做讲座,有一位读者朋友问我:“你说过宋仁宗是你最喜欢的宋朝君主,除了他,还有哪几位宋君是你喜欢的?”
广东的书院,始于北宋广州州学,兴于明朝,清中后期发展至高潮,在浩荡厚重的中国书院史中体现出独有的岭南理学底蕴。
书院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至晚清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制度和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书院文化在新时代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和发展。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总结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科学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鲜明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