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尚古社会的壮丽史诗

作者：刘梦溪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九月十一日丙辰

          耶稣2023年10月25日

《诗》是周代的一部诗歌总集，从周初到晚周（少数到战国），五百年社会生活的整体世界尽在其中。但就其内容涵盖的历史纵深而言，则远不止有周一代的生活史迹——包括夏商乃至“三皇五帝”传说时期的遗迹，也能够在颂诗中找到根苗。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没有史诗，成为占据思想文化研究的主流，真可谓“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者。经常摆在我们面前、从小曾作为日课、被孔子称为“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经》，实际上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尚古社会的壮丽史诗。

《诗》最早有三千余篇，经过孔子删订，得三百零五篇，故约称为“诗三百”或“三百篇”。《史记·孔子世家》写道：“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国学文库本，第1733页）史迁所记，应为实录。司马迁本来已明文标出，《诗》所涵盖的历史时序，是“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我们却习惯性的视而不见了。

本文作者近照

一

《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又称十五国风，包括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邶风十九篇、鄘风十篇、卫风十篇、王风十篇、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一篇、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秦风十篇、陈风十篇、桧风四篇、曹风四篇、豳风七篇。雅分大、小，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风、雅、颂合计，是为三百零五篇。

十五国风以民间歌谣为主，地域分布在长江以北、黄河流域受周天子统摄的各诸侯国的广阔地区，因此各地的诗风亦因礼俗殊致而有所不同。传统诗注家认为周南、召南能得其正，纵写男女，亦谨饬而不失其轨辙，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故《毛诗正义·诗谱序》将《周南》《召南》，和小雅《鹿鸣》、大雅《文王》之属，视作“《诗》之正经”（《诗谱序》，《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页）。孔颖达疏亦云：“《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周南关雎诂训传》，《毛诗注疏》上册，第3页）郑风和卫风不然，所写大都是男女情事，而且毫不避讳地抒写情爱的欢愉与快乐。孔子以此有“放郑声”之说。《论语·卫灵公》记载，颜渊问怎样做才能治理好一个邦国，孔子回答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放郑声”的理由是“郑声淫”。此处需要避免一个误会，即以为孔子是个不通人情的老古板。要知道，他谈的是如何治国，并不仅仅是私下里有何种爱好的问题。而音乐又是与管理国家的政事相通的，故《礼记·乐记》写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礼记正义·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57页）《乐记》还直接对郑风和卫风发声，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同上，第1457页）这比孔子看得更严重了，不仅认为“郑卫之音”为“淫声”，而且直指其为“乱世之音”和“亡国之音”。当然这又未免对音乐的社会作用估计得过高。孔子喜欢的是古典音乐，所以他说“乐则《韶》《舞》”。《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是周武王时期的音乐。故孔子以之为正宗古典也。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韶》乐，称之为：“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而有一次在齐闻《韶》，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感叹而赞美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则孔子对音乐的态度既有为政的考虑，又有他个人的审美兴趣在焉。须知，“三百篇”系夫子所删订，如果他完全排斥“郑卫之音”，何如从严而少取。事实恰好不如是，卫风选录十篇不说，郑风居然入选二十一篇，为十五国风之最多者。然则孔子于《诗》亦有尊重历史原存、兼收并蓄之微意，可以明矣。

宋刻本《毛诗故训传》，图为《周南 · 关雎》

十五国风涉及男女情事的诗篇占极大比重，即二南本身特别是召南，有的爱情描写也颇大胆。如《野有死麕》，首章有句：“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次章又云：“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而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读者不免会问，这些诗句写的是何种事体？依《毛诗》郑笺和孔疏的解释，则先假设此“怀春”之女是一个“贞女”，为了和“吉士”相会，不想等到秋天了，但希望彼“吉士”拿着礼物正正经经地来，而且需要有媒人先来接洽，而不可以“无媒妁而自行”（《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可惜这些个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指“怀春”就是不想等到秋天，也是无证自撰之言。其实诗中的本义至为明确，既写了“有女怀春”，又写了“吉士诱之”，显然双方都有悄悄相会的意愿，但女方希望“吉士”不要太急切，须慢慢地舒缓而为，尤其不要因动手动脚惊动得狗也叫起来。郑注释“无感我帨兮”亦云：“感，动也。帨，佩巾也。”又说：“奔走失节，动其佩饰。”（同上，第233页）既如此，我们也就无需细释了。

当然，“诗三百”的十五国风咏而不离男女情事自是事实，但如果以为止于爱情，就大错而特错了。风诗所展开的是有周一代的极为广阔的生活画面，包括岁序流转、农桑劳作、社会地位的悬隔所造成的不平之鸣、因生育过多对母亲形成的痛苦担负、权力中枢的荒诞不伦、沦落的贵族阶层的困扰、小官吏的无所适从，以及普遍的道义失信等等。今日的读者重读十五国风，会感到仿佛写的是我们身边的人生与故事，款款而述说，时时动我心。是我们并不熟悉的尚古往昔之事，亦可以参之以我们所熟悉的今日之事。如《鄘风·墙有茨》写权势者道德沦丧，连赋三章：

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

墙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详也。所可详也，言之长也。

墙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读也。所可读也，言之辱也。

意谓墙是为防备不测而设，即使墙上长了蒺藜杂草，也不要除掉，免得伤了墙体。此为该诗的起兴之句。因为他们里面的那些个不经之事，实在多到不知凡几，说也说不完，张扬出去对谁都不好，实在太丑，对写诗者也是一种玷污。呵呵，作诗人不想说，笔者也不必多说了。

二

相比之下，雅和颂的情况与风诗有很大不同。小雅是周天子治下的近畿一带中下层官吏和大夫的作品，写他们的辛劳和遭遇的困扰，当然有时也有自豪和欢愉。如《鹿鸣》呈现的是国君和群臣宴饮集会的场面，《六月》《采芑》都是写征伐过程的威武克敌，《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则是王事获得成功的胜利之歌，《车攻》写周王率众打猎的场面，诗的作者有时不免也心生喜气吧。《节南山》嘲讽西周灭亡后新执政者的政事紊乱和军事失利，还直接点了伊尹的大名。《诗》的最后一章还自报家门：“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毛诗注疏》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13—1014页）看来他不担心打击报复之类，直言诗是本人所作，但为的是国家好。这让我们知道，此诗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家父”者。《正月》写统治阶层的昏庸腐败，《巧言》写最高统治者听信谗言，致使治理混乱。《雨无证》写天灾人祸同时降临。《巧言》更尖锐，大胆指斥统治者听信谗言，误国害民。对巧舌如簧的小人揭露得至为深刻，称其表现是：“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同上，第1083页）犹言以大话欺人，空口说白话，又说得仿佛很好听，真是脸皮已经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郑笺云：“硕，大也。大言者，言不顾其行，徒从口出，非由心也。”郑笺又云：“颜之厚者，出言虚伪而不知惭于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言不惭。《大东》《四月》写繁政所引起的下层官吏的诉苦和抱怨。《蓼莪》写不忍心让父母如此辛苦劬劳。《伐木》写对朋友的呼唤。《常棣》写对兄弟关系的期待，名句“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就出自此诗。

如果说《诗三百》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美刺”，那么小雅固然不无“美”的诗篇，但“刺”的成分远远超过十五国风。“美”即称美赞颂，“刺”即批评讽刺。十五国风也有此功能，但态度更温和委婉，故称作“风”，在这个意义上的“风”，是讽喻的意思。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此也。《毛诗·周南召南谱》写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页）《诗三百》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范典，“美刺”本来是其原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是《毛诗·小大雅谱》的孔（颖达）疏所说：“诗兼有美刺，皆当其时，善者美之，恶者刺之”（同上，第781页）。后世诗风如果泯灭了这个功能，无异于数典忘祖，叛离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大雅的美刺作用略同于小雅，只是美刺对象的层级更高，往往是直接对最高统治者说话，即使“刺”而无效，也要一吐为快。而诗的作者大都是卿士大夫，洞悉殷周史事，熟谙周室隐情。大雅“文王之什”，要在回溯周朝的创业历史和颂赞文王的功德，由后稷而公刘而文王而武王而成王，由农业立国而文治武功，威武雄霸，礼乐粲然，其史诗的性质得以充分彰显。其美刺倾向，自然多称美赞颂之歌。这就如同世界上的那些史诗一样，英雄主义往往是史诗的灵魂。但三十一篇大雅，除了十篇“文王之什”，其余二十一篇，基本上都是讽谏和批评之作。此种情况实与王朝的兴衰有关。当周朝处于发遑时期和全盛时期，美政骄人，民德归厚，诗人岂有不称美之理。“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此言文王是受天之命而作周也。郑笺云：“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同上，第1370页）又云：“言新者，美之也。”（同上，第1370页）诵念此诗，壮美之感不禁油然而生。《大雅·文王之什》的最后一首：“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510页）斯为颂赞从文王到武王的周德之盛，意谓，善乎美哉，如此深得人君之道的王者，宜乎令德与令闻同此辉光。然而一旦周德始衰，大雅的作者们便唱起讽谏劝诫之歌。《大雅·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此诗是召穆公所作，呼吁当政者不要太折腾，因为民众已经疲劳不堪，应该爱惜国中之民，减轻负担，让老百姓满肚子的忧愤情绪有所释放，否则将危及社会乃至王政安全。而当周室大坏、道衰礼废，社会紊乱，民不聊生，诗人只有和民众站在一起，发出抗议之声。《诗·大雅》的“荡之什”，基本上都是此类诗篇。斯正如孔颖达氏正义所说：“《荡》诗者，召穆公所作，以伤周室之大坏也。以厉王无人君之道，行其恶政，反乱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荡荡然，法度废灭，无复有纲纪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坏败也，故穆公作是《荡》诗以伤之。”（《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4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诗·大雅》的刺世之作，大都出自公卿之手，所刺之层级固高，诗作者的层级也高于《小雅》，遑论《风》诗乎。《大雅》的这部分诗篇，已经不是“正大雅”，而是“变大雅”也。此正如《毛诗·周南召南谱》所说：“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注疏》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页）

这里需要诠释两个诗学概念，即变风和变雅。如果一个时期的诗风变成以讽刺和批评为主，倘若是十五国风，就是“变风”，如果是大小雅，就是“变雅”。孔疏对此解释道：

变风、变雅，必王道衰乃作者。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治平累世，则美刺不兴。何则？未识不善则不知善为善，未见不恶则不知恶为恶。太平则无所更美，道绝则无所复讥，人情之常理也，故初变恶俗则民歌之，风、雅正经是也。始得太平则民颂之，《周颂》诸篇是也。若其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易》称“天地闭，贤人隐”，于此时也，虽有智者，无复讥刺。成王太平之后，其美不异于前，故颂声止也。陈灵公淫乱之后，其恶不复可言，故变风息也。班固云：“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此之谓也。然则变风、变雅之作，皆王道始衰，政教初失，尚可匡而革之，追而复之，故执彼旧章，绳此新失，觊望自悔其心，更遵正道，所以变诗作也。以其变改正，法故谓之变焉。季札见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是由王泽未竭，民尚知礼，以礼救世，作此变诗，故变诗，王道衰乃作也。（同上，第17—18页）

孔疏对美刺和变风、变雅作了三种区分：一是天下有道，承平之世，用不着“美”，也无须去“刺”，或者说美刺都在正常范围，故风雅势必归于“正经”；二是王道开始衰微，失政初现，尚有革新与匡正的余地，此正是变风、变雅兴起之时；三是如果到了“王纲绝纽，礼义消亡，民皆逃死，政尽纷乱”的地步，那就“美”固然不德，“刺”也没有意义了。依《易》道，那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历史时刻，“虽有智者，无复讥剌”，不如坐待其亡可也。

三

“颂”的情形与风、雅宜有不同。《三百篇》的颂诗，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和《商颂》五篇，大都是祭祀和大型典礼的颂赞之歌，也被称作庙堂之歌。“三百篇”的史诗性质，在周、鲁、商“三颂”部分，表现得最具典范性。《周颂》的含藏最富，涉及从周公摄政到成王即位的整个历史时间段，内容则是对盛周时期功勋德业的歌颂。《毛诗正义·周颂谱》写道：“《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70页）孔疏解释说：“据天下言之为太平德洽，据王室言之为功成治定。王功既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泽，即是颂声作矣。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纣，虽屡有丰年，未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摄政，修文王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毕臻，然后为太平德洽也。”（同上，第1870页）这个解释很有意思，意谓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虽有盛业丰年，但由于征伐没有停止，所带来的生灵涂炭是难以想象的。《周书·武成》记载的：“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大出版社，第293页）其杀戮之惨状，由“血流漂杵”一语可见一斑。此刻，显然不应是颂声大作的时候。只有到了“干戈既息”的“太平德洽”之时，颂诗产生的时代环境方呈现出来。

《周颂》三十一篇，依次为《清庙》《维天之命》《维清》《烈文》《天作》《昊天有成命》《我将》《时迈》《执竞》《思文》《臣工》《噫嘻》《振鹭》《丰年》《有瞽》《潜》《雍》《载见》《有客》《武》《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载芟》《良耜》《丝衣》《酌》《桓》《赉》《般》。首篇《清庙》为周公祭祀文王的颂歌，郑笺禁不住咏叹：“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者来助祭。”（《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83—1884页。）《昊天有成命》，是为郊祀天地之大礼。郑笺云：“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业，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信顺天命，不敢解倦，行宽仁安静之政以定天下。宽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静所以息暴乱也。”（同上，第1911页）郑康成以“宽仁安静”四字，为施政良方，盖宽仁可以防止苛政，安静可以避免自我酿乱。以今语解之，也就是不折腾是也。

《噫嘻》是颂赞成王重视农耕、督促农夫及时播种百谷的功德。郑笺不禁又发出赞叹：“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农夫，使民耕田而种百穀也。”（同上，第1936—1937页）周的始祖为后稷，是中国农业立国的鼻祖。后稷名弃，从小就喜欢农业，史迁《周本纪》记载：“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笔者每读《史记》此“纪”，不禁莞尔。难怪四五千年之后的我们当代，每年的第一号文件都关乎农业。不必惊讶，谁让我们是农业专家后稷的子孙呢！别忘了，他还是帝尧颁赐的“农师”呢。这可不是现在农口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职称所能比并，一定是总理全国的总“农师”。《周颂》的《载芟》《良耜》，跟《噫嘻》相呼应，也都是关于成王德洽上下、光被四表之时，田地经营者乐农力耕播种百谷的热烈场面。《载芟》三十一句，不妨一看全诗——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馌，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宋刻本《毛诗故训传》，图为《周颂 · 载芟》

这首颂诗写出了三千五百年前的农夫们，在田地里乐农力耕的欢快景象。西周的土地制度，凡所治下的地域都归周天子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成周时期受封的诸侯，级次地位的大小取决于封地的多寡。公卿也占有大量土地，并可以赏田给臣下。一家一户的农夫，则拥有有可供经营的私田。大的农户不仅有土地，还有佣赁的闲散人等。《载芟》所写的力耕画面，看来是大的农户男女老少佣工齐上阵的态势。侯主是家长，侯伯是长子，侯亚是伯父叔父，侯旅是家中的子弟们，侯彊是家中雇佣的有力气的佣赁者。田地有已经耕耘过的，有新开垦的，无论哪种，都须先除草砍树，松动土壤。松土是个力气活，光有挖土松土的专用工具良耜还不够，还需要两个人或两个人以上一起来挖掘，亦即耦耕。当此尽家之众辛苦劳作之际，飘散着香气的饭食送来了，这是女士们的饷馈，劳作者们立刻忘却疲劳，滋生出无限爱意，禁不住“思媚其妇，有依其士”。而当一年下来，“载获济济，有实其积”的庆丰收时刻，需要制作美酒，敬祖先，祭神明，谢百众，是为酒醴。孔疏说：“此所为之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为鬼神降福，则得年寿与成德之安宁也。”《周颂》的《载芟》《良耜》诸篇，经常作为实证为治西周史的学者所援引。

鲁颂四篇，一为《駉》，二为《有駜》，三为《泮水》，四为《閟宫》。《毛诗正义·鲁颂谱》写道：“鲁者，少昊挚之墟也。”又说：“在周公归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鲁。”（《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40—2041页）这个故事有点曲折。先看“少皞挚之墟”是何义。少皞姬姓，是传说中的黄帝的长子，名字叫己挚，当时是东夷部落的首领。所在都城开始在山东莒县，后迁至今天的曲阜。少昊挚之墟，就是少昊的故址。再看《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当武王伐纣告成，“封周公旦于少皞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史记·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国学文库本，2011年，第1389页）两年后武王崩逝，成王即位，周公摄政。于是“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并告诫伯禽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第1391—1392页）这样我们就知道曲阜这个地方，可是有来历、有渊源的极不同寻常的地方。然则周公之后五百年，而有孔子诞生于鲁国的曲阜，也许早在五百年前就已经埋下伏脉了。以此周公成为孔子最崇仰的古代圣人的典范，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其他暂且不论，就周公对代己就封于鲁国的伯禽所说的那一番话，就足可成为万世金铭。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一次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说明孔子是经常梦见周公的。在春秋时期，鲁国是一个比较弱的小国，但周朝的礼器和礼仪传统在鲁国保存得最多。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伯禽代周公封于鲁的时候，为昭周公之德，带去大批祝、宗、卜、史（包括大祝、宗人、大卜、大史等）方面的专业官员，和相关的备物、典策、官司、彝器（《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46页），可以为证。亦因此，才有晋侯派使者到鲁国观礼的事。《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同上，第1172—1173页）现在看来，晋侯使韩宣子来鲁国观礼这件事，可说得上是春秋时期的“一大事因缘”。此段记载特别提到，韩宣子在鲁国大史氏那里，看到了《易象》和《鲁春秋》这两件稀世国宝，使他不禁发为感叹：“周礼尽在鲁矣。”而且由此联想到周公的美德和周所以王天下的深层原因。孔氏颖达认为，《易象》应该各国都有，但鲁国保存的《易象》没有增改（第1173页），更具有原真性。更重要的是《鲁春秋》，这是鲁国所独有的宝贝。由此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联想，即鲁国所独具的这些周朝的典籍和典章的传统，也许就是我们的大思想家孔子诞生鲁国的历史和文化的缘由吧。

明了上述这些历史和文化渊源，鲁颂所颂者何，就不必多所解读了。《駉》，颂赞鲁僖公治国有方，成就粲然。《鲁颂谱》写道：“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穀，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毛诗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046页）此颂诗的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名史克者。然何以又要向周室请命呢？孔疏认为是由于鲁国的地位特殊，请命而后作颂，表示格外隆重的意思。故孔疏云：“言鲁为天子所优，不陈其诗，不得作风，今僖公身有盛德，请为作颂。”（同上，第2047页）《有駜》是颂僖公能遵守君臣之礼和君臣之道。《泮水》是颂扬僖公为兴学、倡明礼教而重建泮宫的功德。《閟宫》则颂赞僖公能够恢复当年周公获封时的七百里地域，不辱祖德。故此颂之所颂，不止僖公，并上溯到周的祖考。一如孔疏所说：“作者将美僖公，追述远祖，上陈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辞，鲁公受赐之命，言其所以有鲁之由，与僖公之事为首引耳。”（同上，第2078页）

《商颂》原有十二篇，保留下来的为《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那》是为祭祀成汤而作，《烈祖》是祭祀汤的玄孙中宗，《玄鸟》为祭祀中宗玄孙之孙高宗。成汤、中宗、高宗，是殷商从受命到中兴的德洽“三王”。成汤是受命之王，中宗、高宗是中兴之主。殷商的始祖为契，契的母亲简狄是帝喾次妃，因吞鸟卵而生契。契成年后助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封弃於商。故《商颂谱》说：“商之有契，犹周之有稷。”（同上，第2106页）《商颂》的《长发》《殷武》都是对远祖的大祭，所谓禘和祫是也。禘是对祖宗的单祭，祫是合祭。则五篇《商颂》，应该都是殷商的慎终追远的祭祀之歌。

问题是《商颂》十二篇或五篇，是从何处得来的。如果说《周颂》是当成康太平德洽之世，对其父祖功业勋炳的歌赞，其“颂声系於所兴之君，不系于所歌之主”（同上，第1872页），那么《商颂》则是因成汤、中宗、高宗的治世之功，亦即“由此三王皆有功德，时人有作诗颂之者”（同上，第2108页）。此处的“时人”，显指殷商时之人，而不是周时之人。至于作颂的时间，应该是在“三王”崩逝之后，但不会晚于“商德之坏”的帝纣时期。换言之，五篇《商颂》，都是商之人“颂”三王所代表的“商德”，而不是当成周之时，《周颂》问世的同时也有人作了五篇《商颂》。但《商颂》得以保存则是商的后裔暨贤大夫之功。武王克纣后，尝封纣王之子武庚以“奉其先祀”，周公摄政而武庚叛反，周公平而诛之。嗣后成王复又封纣的庶兄微子于宋，是为宋国的第一代国君。周宣王时期，有大夫名正考父者，以十二篇《商颂》请益“校商”于周的太师，我们今天看到的《商颂》五篇，应为此次“校商”后的定稿。《周礼·地官司徒》：“以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太师的职司主要是“坐而论道”，当为一国的最饱学之士。而正考父，则是宋戴公时期的治国能臣和保存殷商文化的功臣，由他与周的太师“校商”《商颂》，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史记·宋微子世家》》以为《商颂》是正考父所作，应是太史公的误记。对此，《国语·鲁语》、司马贞《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等典籍均有所是正，兹不贅。《商颂谱》孔疏也说：“微子为商之后，得行殷之礼乐，明时《商颂》皆在宋矣。”（同上，第2109页）又说：“然则言校者，宋之礼乐虽则亡散，犹有此诗之本，考父恐其舛谬，故就太师校之也。”（同上，第2109页）如是，则有关《商颂》的保存和“校商”之纷纭多歧的历史故实似亦得到厘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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