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山东大学召开“百年儒学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牟宗三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之机会,参观了烟台栖霞牟氏庄园。在庄园的牟宗三纪念馆中,看到了牟宗三先生早年所写的《自立铭》。这篇《自立铭》,似乎并未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很多学者表示是第一次看到。虽短小精悍,但读之却令人震拔奋发,不下于其深邃之哲思文章。
过分的理性,其实就是虚伪。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朱先生提倡法治的本土资源,应该是不难懂得这个的。
“大一统”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历史地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观念源远流长,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之藻(1565—1630),字我存,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曾授官平禄寺少卿、知州、太仆寺卿、南京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学问渊博,“精于泰西之学”,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编译《同文算指》《名理探》《经天盖》《简平仪说》《天学初函》等10余部著作。同时,作为传统士大夫,李之藻中学造诣深厚,其代表著作为《頖宫礼乐疏》(以下简称···
中国早期思想家在思考社会之“治”问题时,从“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出发,希望人们克己反躬,从而明道守礼。
如果以“唐宋变革”为视域,将眼光从外部的佛老或魏晋玄学转至儒学传统的内部,就会发现中晚唐以来经学领域的“信经疑传”等新风气为宋代新儒学实现“思想突破”提供了内在契机;作为训诂之学的传统经学也被注入新的道学思想元素,而不得不面临一场诠释典范的转移。这一典范转移作为新儒学“思想突破”的一种表现,意味着汉唐经学传统被超越,···
擔道義,出危言,豪氣淋漓真右派。著文章,掘理窟,玄思奧衍正英名。
余敦康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精神,亦庄亦谐,颇耐人回味。
博学通古今,浊世尤推孔夫子;赤心担道义,恶浪不忘德先生。
余敦康先生曾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诗句“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来形容自己毕生探索之后的那种“苦涩的无奈之感”,如今哲人已逝,且让我也引用定庵的诗行,以为先生送行: 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法社会,有着独特的社会结构,突出强调天下观念而忽视国家观念,重视家庭而淡化团体和个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近代中国进行巨大变革的时期,感受中国问题之刺激,切志中国问题之解决,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冷静理性的思考中国社会之改造。相继撰写了《东西文化及···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金声玉振明道统;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不言桃李自成蹊。
人类无法维持民主,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感到吃惊。
最近几日,山东大学因为“一个留学生配三个校内学生,且校内参与学生以女生为主”[1]的“学伴制度”(Buddy Program)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看起来是一个了无新意的题目。目前,孔子学院遍布全世界各个国家,把一尊孔子像置放在学校校园,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历代正统王朝的皇帝中(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军阀头子不计在内),朱元璋是我最厌恶的帝王之一(另一个是清代的乾隆)。
浙江与安徽,山相依、水相连,长兴和广德、临安与绩溪毗邻,发源于休宁的新安江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干流。两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地域文化形态——浙学与徽学。
事死固当优于事生,盖饰终之礼,本诸恒情而已矣。
在中国古代农村中,乡贤起到了建设乡里、弘扬礼义的作用。他们或以学问文章,或以品行高尚闻名。有的人从乡村走上仕途,退休后又回到乡村,反哺桑梓,温暖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