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腐”与“虚伪”：被丑化的道学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五月廿九日己亥

          耶稣2019年7月1日

明武宗正德初年，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1465-1517）告诉我们，他那时候的道学如何被人嘲笑：

是道也，君子所以治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而今学者讳言之，一有谈及，则互相告语以为笑。……一遇规行矩步、端言正色者，则嘲论纷起，诽谤横生，遂使学以讲道为讳。

讲道竟成了忌讳。不过这不奇怪，现代中国很多时候很多场合谈道德也是忌讳，要有勇气。这是古今不变的敌道学。观王云凤所记，时人的嘲笑声有两种，一是以道学理想之高远为迂腐，一是以道学仪容之端庄为虚伪。

一、道学之“迂腐”

孔子时代已经有人说他“迂”了，而且是得意弟子说的。《论语•子路》载，孔子提出为政当以“正名”为先，子路便质疑：“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是怪孔子不切实际，不能直接就政治论政治。以子路之贤况且认为孔子迂阔，普通人对圣学的不理解可以想见。

孔子的“正名”迂阔，程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能不迂阔？朱子对此有清醒的预见：“（伊川）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他点出“自世俗观之”，这很重要。世俗，就是现代汉语中的社会。无论道学多么高明，“社会眼光”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社会中大部分是普通人，社会学告诉我们，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行为模式。这个“普通人”，也包括手握大权的君主，如孟子见梁惠王，只谈仁义不谈利国，就备受蔑视；也包括有见地的文人，如叶圣陶觉得，马一浮“言道学而无道学气”，“至足钦敬”，却仍不免责备，“他的本行话未免迂阔”，“于其他皆通达，惟于‘此学’则拘执”。都是关于“迂阔”。

儒者高谈仁义道德、动辄尧舜周公，遂有“迂腐”之名——用今天的流行语说，“迂”者谓其高谈，“不接地气”；“腐”者谓其从古，“脱离时代”。此恶谥古已有之，但登峰造极、人人得而称之是在有道学之后，近世以来几乎成为“道学先生”的记号。道学家对自身易被社会视为迂阔分子的自觉，首推朱子。除了上段引语，他还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福州人黄登为某处宰，好对对子，问人：“利对甚？”云“对害。”乃大声云：“这便不是了。……须知道，利乃对义，才明得义利，便自无乖争之事。”朱子评论：“此事须近于迂阔，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见矣。”以害对利是普通人，以义对利是道学家。“此事须近于迂阔”，一个“须”字，显示朱子对社会敌道学的必然性洞若观火。只是道学家对这种社会眼光并不在意，朱子的态度毫不含糊，明说以义对利“甚好”，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易”。经验告诉我们，少数人自认其理，不能够从众，这种态度会进一步加强他们在世俗眼中的负面形象。

明代以来道学被抹上强烈的迂腐色彩，有平民声音竞起的原因（例如俗文学作品的大量涌现）——这倒不是意味着以前骂迂腐的少，而是意味着这时庸众的行为得到了更多记录和反映。同时，也有自身的原因，其中道学宗师程颐本人，就关系甚大，俨然成为酸腐、古板、严厉型老先生的老祖宗。

后人的认识中，伊川先生程颐有个标准像——板着脸讲道理。而这大约是实情。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程颐见哲宗小皇帝折柳枝，便予以斥责，教训了一番大道理，如仁民爱物之类，且不免搬出祖宗法度为辞。无论谁对谁错，后人中除少数将此事与程颐以道学制衡皇权的理念联系起来，多数是同情哲宗，视程颐为不近人情，跟小孩过不去，矫激，乃至虚伪做作。

程颐入冯梦龙的《古今谭概•迂腐部第一》，且有两则。一则就是《谏折柳》，冯梦龙有评语：“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一则是《心中有妓》：

两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觞。伊川拂衣起，明道尽欢而罢。次日，伊川过明道斋中，愠犹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却无妓。今日斋中无妓，汝心中却有妓。”伊川自谓不及。

冯梦龙也录司马光迂腐事一则，但不妨许以“大贤”（《迂腐部》序），对程颐则径称其所为“未免已甚”，可见冯氏非特摘录一二事，而是对程颐整个人品有意见。尽管他也说“非敢为邪为谤”，但不妨不读书之人仅凭这一二事抹黑程颐，又仅凭程颐抹杀道学。

在程颐的榜样作用下，从其门人开始，道学后生模仿程颐的仪态辞气演变成群体行为，从而达到这种程度：人们一看到“规行矩步、端言正色”，马上想到道学；或者反过来，一说到道学，马上想到行为保守、不苟言笑、得理不饶人等等。流风所至，卫道宣教的文学作品也依着这个路数塑造主人公。夏敬渠于清乾隆年间撰成长篇小说《野叟曝言》，主人公文素臣“奉名教若神明”，一生汲汲于捍卫、发扬孔孟程朱。这部作品中，道学先生文素臣简直是程颐的翻版。第十回，文素臣乘舟，见舱中有僧尼，便觉气闷难忍，同行余双人说道：“素兄心中有妓，小弟心中无妓。”道学是辟佛的，所以文素臣要辟佛，视僧尼如娼妓，羞与之同处。在作者夏敬渠看来，这种严正是道学的基本素质，是好的，而且重点是，要显豁地表现出来，见于举手投足之间。

历史上，小程子确实严肃，常是一副凛然如霜模样，似乎比较无趣。连朱子、王子对他也颇有微词。《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朱子评二程兄弟：“明道终是和粹，不甚（如伊川般）严厉。”《伊川先生年谱》载朱子评“程门立雪”故事中的程颐：“其严厉如此，晚年接学者，乃更平易。”换句话说，他更喜欢平易一点。朱子本人是没那么严厉的。有件事值得一提，小程子是古代罕见的主动不写诗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诗歌往往代表了一个人的才情或情趣，朱子就写很多诗，天性活泼，乾隆《福建通志•朱熹传》说他“天机活泼，常寄情于山水文字”。当然，朱子说小程子晚年更平易了，这一变化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

王阳明对程颐的脾气更加不满，在论《论语》“吾与点也”章时，不忘拎出小程子做反面教材：

圣人何等宽宏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其瑟来，何等狂态？及其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

行事拘谨、爱骂人，容不得任何异端狂态，真是栩栩如生。相比朱子的相对保留，阳明先生是明确要狂狷，不要拘谨的。鉴于王学一度极受欢迎，他对程颐的负面评价无疑参与了（甚至是开启了）明中晚期程颐不良形象的构建，衍生出冯梦龙一类俗文化作品，落实为大众的固化的集体观感。身为道学，王阳明自然不会把程子等同于全部道学，但不妨碍别人这么做，特别是那些不爱读书又反感权威的人。

综观青史留名的道学家，像小程子这般生性严厉的其实凤毛麟角。胞兄大程子之和，朱子之趣，王子之狂，千姿百态。翻开《明史•儒林传》，各派人物众多，只能找到胡居仁一人特别严肃拘谨：“端庄凝重，对妻子如严宾。手置一册，详书得失，用自程考。”另外明末董其昌提到，东林讲学领袖冯从吾“矜庄”：

吾党爱周望之简易，而惮仲好（指冯从吾——鑫恣注）之矜庄，不敢以狎进，私戏之曰“此食生?1?1（豚）肉者”，谓其有意于两庑之间也。

董其昌友人周望之戏谑冯从吾想吃冷猪肉，是讥讽他憧憬死后从祀孔庙。周望之从忌惮冯从吾的矜庄到揣度冯从吾有意身后之名，等于是说道学的虚伪。这代表了大众的思维习惯。胡居仁、冯从吾都是程朱一派，自从小程子示范于前，道学对气质本庄肃者会格外有吸引，其他人则更多是做样子。真诚者尚不免毁谤，模拟者更可想见。

若能平心看待，小程子身上呈现的那种紧张感本是儒家所认可，王阳明非之不是。孔子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说的就是这种紧张。如上引阳明话语所示，圣人对话四名弟子时，前三名都是“整顿以对”。第四名曾点的洒脱反映了更高的境界，然而此三人也有可取之处。同理，小程与大程，一个心中有妓，一个心中无妓，一个“整顿”，一个洒脱，气质有殊，境界有别，然俱能容于道学。世人恶庄严，喜潇洒，乃因潇洒近于放纵，便于逸乐。这是世情之常。

兹略为程颐的“不通人情”一辩。严于礼法、讲究原则其实是健康社会的必要素质。焦竑，“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侯外庐语）泰州学派的代表之一、狂禅李贽的挚友，按说应该是最要自由、不拘格套的，实则不然。据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四》，焦竑万历时为东宫侍讲，“尝于讲时有飞鸟鸣而过，皇太子目之，先生即辍讲，皇太子改容复听，然后开讲。取故事可为劝戒者，绘图上之，名《养正图解》。”此与程颐故事大同小异，焦竑之严肃认真可见一斑。试想，若此情境下焦竑不能站稳师儒的尊严，听皇太子为乐，甚至一同嬉戏，则皇储之教育无从谈起。其他情境亦如是。

二、道学之“虚伪”

“伪”或“虚伪”，是敌道学者酷爱的形容词，“伪道学”是其口头禅。道学与伪字频繁挂钩，滥觞于南宋庆元党案前后敌道学者对朱子的攻击。分析起来，短语“伪道学”的定语“伪”字，可以是限定性的，此时“伪道学”的所指是真伪两种道学中伪的那种；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此时“伪道学”的所指就是道学本身。为了区分二者，我们用“伪的‘道学’”和“伪的道学”分别表示。

伪的“道学”等于说“道学有伪”，它并不构成对道学的攻击，相反，是道学中人对投机分子的辨别。较早阐述这一层真伪的，有宋末的周密。其《齐东野语》卷十“道学”条，论南宋中期的道学圈子，以张栻、吕祖谦、朱熹、张九成、陆九渊等为道学正传，接着便说：

世又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扣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此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而君子受玉石俱焚之祸者也。

这段文字的背景正是庆元党禁：党禁发生前，以朱、张、吕为首的道学蓬勃发展，依附者众；至党禁来临，道学被权臣冠以“伪学”之名，一网打尽。对当时混入道学的虚假分子周密这里描摹得够清楚了。他未及闻见的是，他之后这种虚假之人仍是代代有之。王阳明批评明代假道学泛滥的情况：“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虽原其本意，伪冒道学者是以道学为美名，欲藉以取名利，客观上却不能不承认，道学圈混入这等伪劣成分，必然败坏名声、授人把柄。因此周密才会说伪的“道学”是“圣门之大罪人，吾道之大不幸，而遂使小人得以藉口为伪学之目”。

除了这种投机伪劣的道学，还有一种相对无害的伪的“道学”，那就是“乡愿道学”，俗称好好先生、老好人。乡愿之为伪，在于它有善人的名声，剽袭中庸的美名，几可错认为仁者。严格意义上的“伪君子”，主要就是乡愿。孔孟皆辟乡愿，甚至揭狂狷之教以防之，谓倘不能真正合于中道，宁可为狂狷。自古乡愿特多，构成了社会学层面的中庸精神，以至于在俗语中“中庸”二字竟为贬义。明代阳明学兴，大倡狂狷，东林之士承其流风，对当时的乡愿很警觉。黄宗羲谓顾允成“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顾允成表示：“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与君种子，暗佈人心。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当时的乡愿道学，表面上如程朱陆王一般热爱讲学，实则“在缙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

伪的道学等于说“道学是伪”，是对道学价值与道学人物的整体否定。其义有二，一是把道学的抱负、训诫、轨范等一概视为虚伪，认定道学所讲的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无法实现，背离现实世界的常轨，所以道学是务虚，是伪。这种伪也就是“迂阔”，而“迂阔”二字算好听的。这里所谓现实世界的常轨，其背后是庸众的常规认知与他们对非常态的排斥。王阳明在这方面有独到体会。他对门人感慨：

（我）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

直接被世人当成了精神病，可见道学抱负之不被人理解。世人的心态就是，你说要拯救我，我还不愿意被你救呢！何况其中一部分人，如朝廷的政客，本是现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更加不愿有所变更，见阳明此等欲翻天覆地的雄心，焉能不肆意诋斥？

道学之伪的第二义，是以道学人物为伪，指责他们言行相违、表里不一，所谓伪君子、伪名儒。这种情况下，道学理论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学的载体——“道学家”说一套做一套。这是比上述第一义流传更广的观念，也是“伪”的基本义——对多数人而言，论断一个人比论断一套理论要容易且有趣得多。《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下•给事贺医闾先生钦》记载：“天下议白沙（陈献章）率人于伪，牵连而不仕，则以先生（贺钦）为证。”贺钦是陈献章门生。这句话的背景是，陈献章门下，包括贺钦，“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贵为意”。世人认为，儒者爱当官，却故意推脱，这不是伪是什么？同样的，朱子屡屡辞官，庆元党案中也被当作他的“伪”迹之一。

后面我们将看到，江湖流传的道学“恶人榜”上，朱子正是头号“伪儒”，正如程子是头号“腐儒”。朱子之为“伪”，套用鲁迅的狂人狂语，就是“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罪恶之极。据传闻，朱子狎尼姑、偷媳、虐待老母，坏事做尽。这当然都是谣言，其源头是庆元党案中政敌的编排（详后）。谣言一旦被信以为真，道学的核心人物做着人间最龌蹉的事，道学哪能不被诅咒？有一点很值得玩味，按照大众心理，这种巨大的反差恰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他们得到类似讯息时，会像吸毒一样感到兴奋。换言之，人们宁要一个龌蹉而可嘲笑的朱文公，也不要一个无可挑剔的朱元晦，这是一种群众性消费心理。至于反差的形成，显然又与道学理想的高难度有关——理念之高与行事之卑，对照之下才有反差。这就回到道学之“伪”的第一义了。正是道学理念的崇高留下了道学人物被冠以“伪”字的可能。如盗跖，绝不会有人说他虚伪。

社会上，伪的“道学”与“伪的道学”汇流，于是有笼统的“伪道学”之名。庆元党禁径称程朱道学为“伪学”，道学即伪学，语义明晰，后人不难辨其武断。而广泛流传的“伪道学”（或“假道学”）三字却是驳不倒的，它混淆伪的“道学”与“伪的道学”两种可能，无论如何都可以据前者成立，因为伪冒道学者一定存在，不可否认。不难发现，不少人故意在模棱两可的意义上使用“伪道学”一词，不加区分，在模模糊糊之中造成只有伪道学没有真道学的印象，即道学即伪学。这样一来，道学先生、道学家、道学之士、卫道士等等名词，不论诚心之有无，不论水平之高低，一概与虚伪挂钩，将使无人敢称道学，无人敢言仁义礼法。“道学”二字的贬义化、污名化，可谓敌道学的最高成果。至明代，道学多以“理学”名义活动，“道学”二字已渐稀少。至五四时期，“道学家”云云，基本已成人们嘲弄的笑料。这是敌道学的泛化，是量的一种发展。而从质上说，五四时期的鲁迅嘲笑道学家见《红楼梦》就想到淫，与明人嘲笑小程子不近妓女，二者谁也不比谁更具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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