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国学课程的多寡与儒释道比重调查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武夷学院学报》2018年11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二月初七日己酉

          耶稣2019年3月13日

【作者简介】

衷鑫恣（1985-），福建武夷山人，哲学博士，主要研究宋明理学，供职于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

【提要】

本文选取国内七所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普通大学为样本。其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已普遍开设国学或传统文化普及课程；但开课数量较少，多数院校往往限于一两门公共基础课甚至公共选修课。其教学内容，无论弱校强校，儒家文化是重点，道家次之，佛家最少。对此，四大外在因素在起作用，分别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政治需求、德育教育目标、国际通识教育潮流、古典主义思潮。此外，继续教育部门的国学普及教育，由于另有社会大众的需求在起作用，儒学就相对没那么突出。

【正文】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通常又称为传统文化，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和文明的结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爱国主义教育东风下，国学重新获得官方认可，进入我国大中小学课堂。1994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提出“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同年10月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的通知》。很快，各地高校依据各自条件，为广大大学生推出了国学方面的必修课、选修课、系列讲座等。^[1]有着国家的不断鼓励和大力支持，^①我国高校的国学教育今天已完全步入正轨。注意，这里的国学教育，特指针对普通学生的普及教育，它不包括文史哲专业早有的那种相关内容的研习，也不包括面向来华留学生的那种华夏民俗介绍。

一、国学普及课程的多寡

尽管高校国学教育现已普遍化，但国家对其课程性质、教学量以及教学内容并未做强制规定。加之学界、教育界对国学内涵及其作用的理解不尽一致，国学课程的设计必然多样化。我们有必要具体了解这种多样化。特别地，国学总离不开儒释道，而儒释道是否被同等对待，涉及很多有趣的问题。

就此，笔者抽取了7所高校进行对比：武夷学院、茅台学院、河南工程学院、淮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吉林建筑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它们近十年都开设过普及性的国学课程，其中武夷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笔者曾授课，其馀各校的教学大纲则系笔者从互联网上获得。先来看课程性质和学时数，它们代表了校方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

表1 国学普及课的性质和学时数

被取样的7所高校，分布在7个省。它们都不是强校，在文科领域更无长处。和全国过半数高校一样，这些高校没有专门的通识教育部门，国学师资也捉襟见肘，没有条件开办更多数量、更多形式的国学课堂：表中所列未必穷尽其国学普及课，却至少已是主干；其授课多半由思政或中文专业老师兼任，甚或需要临时外聘教员。换言之，这些样本代表的是国家教育政策调整以来学校不得不然的情况，最能反映当前国学教育的时代特征。

上表显示，这些高校几乎都把国学课限于不超过一个学期的长度，这是共同点。课程性质上，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势均力敌。两种课区别甚大：公共基础课是每个专业、每个学生必修，公选课则意味着每人都有权选修，而真正选上的却只能有一两个班。表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样本，做个解释：一是武夷学院，其《中国传统文化》课名为中文系的专业课，实则不是从来就有，乃近四五年新设，仍属于新形势下的国学普及课一类，仅仅因师资不足，权且优先供给中文专业，同时又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国学课《朱子文化十讲》，以全校公选课的形式满足其他专业有兴趣的学生；另一是浙江中医药大学，其在中医学专业新设的任选课《中国古代哲学》，与武夷学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同样的情况，——也许要出乎不少人意料，全国中医药院校长期是不设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课程的。^[2]

二、教学内容及其儒道释之比

继续看国学普及课的教学内容。这方面，高校自主选择教材甚至自编讲义，更具多样性。有的是按现代学科分类，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文字、建筑、医学、科技等，面面俱到进行讲解。有的单讲抽象精神（主要涉及哲学宗教）。有的则重点讲哲学和文学，其中少数教案里文学分量甚至超过哲学。除了该教师可能是中文专业出身外，也反映了一种认识，即传统文化的精华在于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这种认识颇有渊源，因为过去批判传统文化，除开那些制、诰、表、铭、八股文等所谓贵族文学，古代文学一直不在批判之列，受到优待。

教学内容的多样设计，显示了国学内涵的极大丰富，以及现代大学专业分工背景下国学作为一个超级跨学科的体系所面临的一些尴尬。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设计主要的分别是范围大小不统一，并且都离不开儒释道“三教”的内容，只不过这些内容有时直接以儒家、道家、佛家名义出现，有时却被摄入现代概念之下。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三教文化对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影响是谁都绕不过去的。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课程中儒释道内容之间的多寡对比。仍然是上述高校，据各自教学大纲，其比数见下表。

表2 国学课儒释道内容的比率

从这些大大小小的比率，能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若不考虑一些教师青睐的文学，则儒家乃国学课堂当然的主角，甚者儒家唱独角戏；道家分量次之，最少是佛家；毫无例外。

其实，文科发达的学校也适用这个结论。如复旦大学对本科生实行通识教育，2005年开始其课程定为六大模块，第一模块是“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古代部分分“诸子经典”“经学传统”“史学名著”“古典诗文”四种（即“经史子集”），具体开设了《论语导读》《荀子导读》《春秋导读》《先秦诸子》《三国志导读》《资治通鉴导读》《红楼梦导读》等课程，最多的无疑是儒家所属的哲学经典和正史。

这种现象并不意外。一直以来，“国学”概念众说纷纭，然而大家毕竟有共识，无不把它的中心放在儒学，放在四书五经六艺。^②

三、影响儒释道比重的外在因素分析

儒道释在国学课程中的分布异同，有一定规律可循。这要联系到教育管理者是因何而接纳国学。国学必是因为“有用”，才被管理者重视，至于有什么用，则存在不同看法。二十多年来大学国学教育之所以能稳固开展与深化，首先是继承民族文化、维护国家认同的政治需要。其次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有见于国学包含丰富的思想道德内容，可以促德育，助力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3]此外还有两个助缘。一者，西方通识教育理念的引入，国学被赋予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的功能。2015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成立“大学通识教育联盟”，据学者研究，四校的传统文化课程门数，占人文通识课程的比例分别达到41.48%、32.29%、37.03%、41.18%。^[4]国学可谓甚被倚重。再者，知识界掀起古典学热，国学教育可用于促进经典文献的普及。如刘小枫、甘阳服膺德国施特劳斯的哲学，编纂出版《经典与解释》丛书，2007年开始推出“中国传统”系列，其一大目标人群就是非文史专业的普通大学生。^③各种需要和各色力量，不乏交叉重合之处，它们固然一致加强了国学的热度，利于提高国学课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但分歧甚至龃龉却在所难免。若从通识教育或古典学的立场切入，国学与西学甚至印度佛学不妨同等对待，而从国家本位的立场切入，国学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儒、道势必优先。又，若从德育角度切入，儒家足可傲视群雄，而从通识教育角度切入，儒、道、佛，各以治世之道、养生之道、修心之道视之，则可能不分伯仲。如此一来，实际的开课情况就取决于该校哪种需求或力量做主导，以及多方如何平衡。不同时期国家和各省的教育理念和政策会发生微调，不同层级的高校其自主程度也有差异，从而造成各校国学课的定位和教学内容设计相当多样。总的来说，上表选取的所有高校基本完全是出于中央和政府的规定而开设国学课，用意在于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德育，故儒学是重中之重。而系统开展通识教育的高校（通常是强校），除了履行国家政策，通识教育本身的逻辑也会起作用，儒释道之间可能就不会那么悬殊。而有志于宣扬古典精神的高校，国学课程更多会是原典学习加研究，这种形式的教学需要高水平教师，此时儒释道专业师资的多寡将决定三者的比率。总之，强校的儒家课，更容易受到佛家、道家课以及丰富的其他公共课（如科学通识课）的挤压，比重势必低于弱校。然而弱校只有一两门国学概论课，强校却能开出十门以上的国学精读课，故其儒学传授量及深度又在弱校之上。

四、继续教育部门的国学课

高校的国学普及课程还有一种特殊的，就是继续教育部门的国学课。作为补充，这里便略说一番面向商界的国学继续教育课程。这种主要为大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后EMBA人员准备的课程，始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5年11月创办的北大乾元国学教室，近年越发流行，重点高校往往有之，集中反映了非知识阶层的社会精英对国学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以下选取北大、浙大做比较。

表3 继续教育部门国学课的内容分布

国内有能力开国学总裁班的大学并不多，北大、浙大一北一南，一是国学权威之所，一在商贾辐辏之地，两校的国学继续教育课程影响甚大，其案例值得格外重视。

两校一致透露的信息是，儒学不如普通大学生教育中那么突出。北大的“乾元国学教室”里，单论那些归属纯粹的课程，儒家（“四书精读”）占48课时，道家（“《道德经》《庄子精读”》）占42课时，相差十分有限；若把“《周易》精读”24课时一分为二，儒道比率变成60 : 54 = 6 : 5.4，更相接近，——前述7所高校中，儒道唯一接近的是河南工程学院的《国学智慧》课，比率为6 : 5。再看浙大国学高级研修班，在其课程介绍册子里，儒释道是被同等宣传的。北大的不同在于，佛家（禅）的分量较小。至于浙大在教学活动中，会否因为宗教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压低佛家的实际授课时间，则不得而知，——道家可以只讲老庄，不讲道教，故不存在这个问题。继续教育面向社会，儒道均等甚至儒道释均等是符合社会大众对国学的认识的。不考虑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问题，很多人即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释道“三教”。

北大、浙大的继续教育国学课程设计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还不止如此。它们提供了法家、兵家的专门课程，这在普通大学生国学教育里是不会有的。很显然，他们认为法家的驭人之术、兵家的谋略有利于企业管理，值得教学。故接着前述影响国学课程多寡和教学内容设计的四大外在因素——民族文化传承的政治需求、德育教育目标、国际通识教育潮流、古典主义思潮——来说，社会经济界的具体而动态的需求便是第五因素。

注释：

① 1994年后，相关的政策有：1995 年，原国家教委在52 所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1998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注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2014，教育部发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并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把传统文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达到“立德树人”根本目的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即文件第9条）

② 参阅诸如纪宝成：《接续文脉，重振国学》，2007；刘梦溪：《国学辨义》，2008；洪修平、隋思喜：《从国学内涵的演变谈〈儒藏〉的编纂》，2009；吴光：《简论国学的内涵及其学术定位》，2010。

③ 刘小枫、甘阳2000年开始策划出版《经典与解释》丛书，影响甚大，原来只有“西方传统”系列，后推出“中国传统”系列。刘小枫在一次访谈中指出，《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丛书志在复活中国古典的生命力，其书的设计以便于普及为目的，欲令文史专业外的学生和人文爱好者都能读懂。另一位主编甘阳则长期经营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推动包括国学经典在内的古典作品进入更大范围的大学课堂。

参考文献：

[1] 李红，朱正威. 试论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建设[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8（4）：85-88

[2] 李俊. 传统文化教育与高等中医人才培养[J]. 医学与社会，2008，21（12）：59.

[3] 梁阅. 国学经典在高校德育中的应用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4] 张亚群，冯寅. 经典的价值——“大学通识教育联盟”四校的传统文化课程评析[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33（3）：150.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