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妓女羞名儒：从明清小说家到五四文人的反儒套路

作者：衷鑫恣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敌道学史——从北宋到二十世纪》第二章，衷鑫恣著，〔台北〕万卷楼2019年1月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六月廿六日丙寅

          耶稣2019年7月28日

自古以来，名儒与妓女（艳女）的故事是文学与民间热衷的话题。

程颐赴宴，见座中有妓，拂衣而走，冯梦龙《古今谭概•迂腐部》所载的这个故事，前文已引。冯梦龙同意，心中有妓的程颐不如心中无妓的程颢。除了《古今谭概》的展示，冯梦龙《情史》卷十五《情芽类》也有冯氏托名“情主人”的评点：“伊川之强制，万不若明道先生。”

在同个地方，冯梦龙评点了古今一系列严拒女色的清洁之士：

吾谓王昆之回面，避妓也；陈烈之逾墙，逃妓也；杨忠襄之焚衣，誓妓也。又徵仲之弄臭脚，果以求脱妓也。是皆情之至者，诚虑忽不自制，故预违之。故鲁男子之情，十倍于柳下惠。

关于陈烈，《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烈闻妓唱歌，才一发声，即越墙攀树遁去，讲学家以为美谈。”关于“鲁男子”，《诗》毛传记载，“鲁人有男子独处于室，邻之釐妇又独处于室。夜，暴风雨至而室坏，妇人趋而托之，男子闭户而不纳”，妇人责怪男子，为什么不能学学柳下惠？冯梦龙是极看重“情”的，他的意思，程颐、鲁男子、陈烈辈看似绝情，实际上恰恰由于多情多欲，才选择逃避女色；而柳下惠、程颢辈情欲寡淡，根本不必强制自己逃避，其境界显然高一筹。

《情史》之《情芽类》还收录了北宋赵抃情欲萌动，招妓，最后强制扼杀“情芽”的故事：

赵清献公帅蜀，有妓戴杏花，清献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值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复至，复令人速之。赵周行室中，忽高声自呼曰：“赵抃不得无礼！”遂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出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也。”此老兵乃真道学，清献公不如也。

这个故事，明代《靳史》《金罍子》《天中记》《尧山堂外记》等由古人笔记辑录而成的集子都有收。对照可知，“此老兵乃真道学，清献公不如也”一句是冯梦龙自己加的话，泄露出他对道学一贯的态度。平心而论，赵抃能设法战胜自己的欲望，已属难能可贵，但冯梦龙还是不满意，以为赵抃的道学有水分。

程颢心中无妓，与柳下惠坐怀不乱相仿佛。而三代圣贤中最像程颐的莫过于伯夷。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有似道德洁癖，程颐在世人眼里何尝不是如此？再者，程颐的警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古今还有谁比伯夷更担得起它？对于伯夷与柳下惠，孟子的评语分别是“隘”与“不恭”。同时，孟子又说，伯夷是“圣之清者”，柳下惠是“圣之和者”。可知，对孟子而言，伯夷、柳下惠各有千秋，都很好，但都不是最好。出人意表的是，到了道学阶段，程颐的清被认为明显比不上程颢的和。究其原因，明代冯梦龙等有倾向性的传播“功不可没”。

以“情教”行世的冯梦龙，对程颐一类人能自我防患、压制情欲，其实是做了有限度的肯定的。只是冯梦龙的哲学毕竟是李贽式的“真性情”哲学，以听从“最初一念之本心”为真人真心。照冯梦龙的分析，程颐辈有情，而且是“至情”，却刻意拂逆之，无疑“失却真人”。冯氏就这样把程颐、把道学送入虚伪之列。

无法忽略的是，古来以妓女话题非议道学的，无一例外都是关于程朱道学（下面还会看到）。这与陆王心学在历史舞台的昙花一现有关，更与阳明心学工夫不重制欲甚至反对制欲有关。所谓制欲，就是冯梦龙笔下程颐、赵抃的手段。在这点上，冯梦龙、李贽与王阳明的道学达成了一致。但是反过来，冯、李的“真性情”理念、“真人”理念既能容纳柳下惠、程颢的不强制境界，也能容纳袁枚式的想嫖就嫖的作风，则非阳明所能认可。

二十世纪前期选择以美色击破圣贤外壳的文学创作且形成重大影响的，恐怕要属现代的“性灵”派作家林语堂写的《子见南子》。这是一个万余字的话剧剧本，林语堂把笔头对准了孔夫子与淫妇南子。剧中南子被演绎成新时代女性，要“男女平等”，要“解放”。临了，南子“形骸放浪”地弹奏一向被后世儒者认为是展现卫国淫奔之风的《桑中》诗，并与歌妓合舞，至令“孔子、子路都目不暇顾，心神向往”，以为世间竟有如此美妙的乐舞。孔子一贯的信念被动摇，尽管仍保持“庄严”之貌，也只好在心理矛盾中仓皇逃走。此与冯梦龙笔下诸多的逃妓、避妓故事，岂非如出一辙？林语堂除了多一些女性解放的内容，重点也是突出儒者的一个伪字。

1929年暑假，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大礼堂表演《子见南子》，不久又到孔庙前加演一场。表演轰动一时，引起各方关切，中央政府介入，教育部调查。结果是新旧两派妥协：“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当然，如果冯梦龙不算侮辱程颐、赵抃，林语堂就不算侮辱孔子。

《子见南子》一戏是林语堂幽默理论的实践，以喜剧形式呈现。这不免让人想起南宋庆元党案中宫廷里的一出滑稽剧：敌道学的韩侂胄“使优人峩冠阔袖，象大儒，戏于帝前”。一个“戏”字，意在演出“大儒”（朱熹）的可笑，同时在大儒一向高大的背景语境下，由可笑递进为可恶。这就提示我们中国（俗）文学特别是戏曲的又一个传统——借滑稽以讽刺。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史记》有《滑稽列传》），历史上经常发挥讽谏君主的作用。当其讽谏君主时，与士夫是站在一起的。但是像韩侂胄的例子，滑稽戏也是可以站在士大夫的对立面的，关键看当时主导它的是什么。因为滑稽戏、喜剧以及整个幽默文学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所以如果用于敌道学，效果是倍增的。

林语堂的诸多作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敌道学的一部分。包弼德（Peter Bol）先生曾提到，“五四运动中大多数领导者都是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五四时期包括周氏三兄弟、林语堂在内的文学敌道学，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明以来的文人笔锋，影响极广，值得大书特书，但五四的首要性质是群众性，所以本书将五四的敌道学放入群众敌道学处理（见下章）。

回到道学与妓女的题目。首先求诸史实，看看道学与文学的殊途。第一，与妓女交往抑或不交往。程颐对妓女的态度已如上。朱熹也没有留下任何狎妓的记载。黄宗羲《明儒学案》载，东林理学之士刘永澄，“饮酒有妓不往”。文学这边呢？据《词苑丛谈》《宋稗类钞》等，欧阳修颇亲娼妓。当然，更有名的是苏东坡，他与妓女多有往来，且娶歌妓朝云为妾。林语堂《苏东坡传》说：“苏东坡一生，遇有歌妓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这是文人在赞扬文人。不仅文人赞扬，社会上其实普遍视风流为佳话，单是宋代，词人柳永、辛弃疾、陆游的种种“佳话”都传颂至今（可见文学型人生观在中国深入人心）。

第二，关于女人裹脚。中国古代的妇女裹脚之俗，最早是妓女的风尚，而苏轼以一首《菩萨蛮•咏足》，礼赞了以莲足起舞的舞女，成为歌咏小脚的鼻祖。清代裹脚之风达到顶峰，袁枚固然不喜小脚，不妨李渔、方绚等更多文人喜爱：李渔《闲情偶寄》总结了把玩小脚的48法；方绚《香莲品藻》则集品足美学之大成。道学这边呢？朱熹也爱作诗，决无咏足的兴趣。元代白珽《湛渊静语》“程氏妇不裹足”条，记二程后代族规：“妇人不缠足、不贯耳。”

第三，关于聚会内容。晚明是文学型生活方式的爆发时期，各种文社的聚会除了舞文弄墨，不可或缺的东西还有酒、妓女，乃至用于性交的男童。万历年间，茅元仪在南京召集“秦淮大社”，“尽四方之词人墨客，及曲中之歌妓舞女，无不集也”。妓（非娼）既是文人的消费对象，也是文学创作的审美对象，关系非同一般。再举一例，复社领袖张岱回忆崇祯七年闰中秋虎丘聚会：友人各携酒带妓“席地鳞次坐”，

缘山七十余床，衰童塌妓，无席无之。在席者七百余人，能歌者百余人，同声唱“澄湖万顷”，声如潮涌，山为雷动。诸酒徒轰饮，酒行如泉。

这是文学之士乐在其中的聚会。明代道学的讲学之盛，规模只大不小，但其聚会模式与内容简直有天渊之别，从未听说书院讲学请妓女助兴的。

再看看虚构文学中的情况。广为流行的《笑林广记》由冯梦龙《笑府》增补而成，一共四卷十二部，卷一之《古艳部》、《腐流部》与《术业部》所谈的几乎都与读书人有关，相比其他部门篇幅独大，它们集中反映了晚明市井眼中的可笑读书人形象。这里仅从《腐流部》摘录两则专门揶揄“道学先生”的：

（1）《证孔子》：两道学先生议论不合，各自诧真道学而互诋为假，久之不决，乃请证于孔子。孔子下阶，鞠躬致敬而言曰：“吾道甚大，何必相同。二位老先生皆真正道学，丘素所钦仰，岂有伪哉。”两人各大喜而退。弟子曰：“夫子何谀之甚也？”孔子曰：“此辈人哄得他动身就够，惹他怎么！”

（2）《放肆》：道学先生嫁女出门，至半夜，尚在厅前徘徊踱索。仆云：“夜深请睡罢。”先生顿足怒云：“你不晓得，小畜生此时正在那里放肆了！”

《证孔子》揶揄道学内部互争真假，《放肆》嘲笑道学对正常性生活的压抑，虽未必反映道学实情，但符合人们对道学的想象。

清末长篇小说《孽海花》，问世以来颇受好评，二十世纪初读者甚众。其第二回有：

肇庭道：“他们（唐卿、珏斋）是道学先生，不教训你两声就够了，你还想引诱良家子弟，该当何罪！”原来这珏斋姓何，名太真，素来喜欢讲程朱之学，与唐卿至亲，意气也很相投，都不会寻花问柳，所以肇庭如此说着。

另外第七回说道，雯青尚在守制，与众友狎游，有妓女囿酒，“雯青难却众意，想自己又不是真道学，不过为着官体，何苦弄得大家没趣，也就不言语了”。小说作者对狎妓行为并无任何谴责之意。相反，作为狎妓障碍的道学，在这里只充当迂阔、不近人情的角色。揆诸历史，晚晴与晚明一样，都是文人狎妓成风的时期。

以下专述朱熹二事，一涉北宋妓女黎倩，一涉南宋妓女严蕊。前者事关道学之不近妓女，也就是程颐的情形；后者事关道学之不如妓女，是文学敌道学的终极表达。

关于朱熹与黎倩，现在所知的最早文献是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六：

胡澹庵十年贬海外，北归之日，饮于湘潭胡氏园，题诗云：“君恩许归此一醉，傍有梨颊生微涡。”谓侍妓黎倩也。厥后朱文公见之，题绝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

胡铨（1102-1180），号澹庵，宋高宗时力反与金媾和，上疏乞斩秦桧，声震朝野。被贬广东、海南十余年。孝宗淳熙七年卒，谥忠简。这样一个气吞山河的英雄，为何也耐不住区区一个女子的诱惑？这就是问题所在。说完胡澹庵，罗大经又列举苏武在北地啮雪啖毡却与胡妇生子、项羽死前一切放下独不舍虞姬，最后感叹：“尤物移人，虽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无如人欲险’，信哉！”罗大经的意思是，他非常赞同朱熹。他提到朱熹写此诗乃为“自警”，意味着朱熹不是在苛责胡铨。

冯梦龙《情史》之《情芽类》全录罗大经文，惟独刊落“《文公全集》载此诗，但题曰‘自警’云”一句，暴露了他编书的选择性和诱导性。胡铨故事前面，冯梦龙还录了苏武的故事，对苏武虽有家室仍与胡妇生子一事明确表示高度赞扬。两个故事的文本综合起来看，冯梦龙不直接诋斥道学，却仍然成功地把道学置于他的情教的敌对面。

袁枚《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五《读〈胡忠简公传〉》，对朱熹题诗事大发议论：

（忠简）公在广州恋黎倩，为朱子所讥。呜呼，即此可以见公之真也。从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为国家者，情之大者也。恋黎倩者，情之小者也。……彼其日星河岳之气，视其小节如浮云轻飚之过太虚，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凤凰已翔云霄，而鸳鸠犹讥其毛羽有微尘，甚无谓也！不然，使公亦有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之态，则当其上疏时，秦桧之威不在侂胄下，公岂不能学遯翁，取数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

袁枚搞错了地点，同时也不提朱熹“自警”一事，这里不论。看得出来，袁枚对英雄爱美女的赞赏与冯梦龙大同小异，以之为真情表露。袁枚自己爱花、护花，对胡铨自然无限同情，说到痛快处，直接骂朱熹“腐儒”，并毫无道理地连带指责朱熹在庆元党禁中欲辩又止之事。

林语堂《苏东坡传》谈到苏轼亲近妓女时，拿来道学家做反面对照，也引了《鹤林玉露》所载之事。林语堂说：“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他的观察是，这种道学家属于异类，苏东坡的作风是更受社会欢迎的。

关于朱熹与严蕊的传说，即所谓严蕊案，堪称家喻户晓。它不同于胡铨事，不是朱熹评论谁，而是朱熹与妓女发生了正面交锋，充满戏剧性，不能不引人注目。传说的底本是朱熹同时人洪迈作于庆元党禁时的《夷坚志》中的一则笔记《吴淑姬严蕊》。照录如下：

台州官奴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严蕊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狱，因疎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朱熹死后几十年，邵桂子《雪舟脞语》、周密《齐东野语》亦载此事。邵桂子增其内容曰，唐仲友、朱熹二人“数不相得，至于互申。寿皇问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囹圄。”周密《齐东野语》“台妓严蕊”条谓：“《夷坚志》亦尝略载其事而不能详，余盖得之天台故家云。”又，“朱唐交奏本末”条谓，朱熹因为唐仲友轻慢自己及友人陈亮，遂“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驰上”。

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弹劾唐仲友，案涉唐仲友相好、营妓严蕊，都是真有其事。至于其他细节，基本都是虚构，连那首感人的《卜算子》也非严蕊之作（见王国维《人间词话》）。问题的关键是，多数人愿意相信整个故事都是真的——堂堂大儒与同僚交恶，为了一口闲气，把一位才色俱佳的妓女当了牺牲品，这样的剧情岂能没有市场？凌蒙初的通俗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至今读者不衰，其中的《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一篇，是把“严蕊案”推向千家万户的重要力量。小说开篇说道，论世情、说因果而化人邪念的通俗读物也是“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因此他要来谈道学，而“道学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接着就是对《夷坚志》《齐东野语》内容的添枝加叶，铺陈嫁接，最后得到结论：朱熹“狠毒”，而严蕊“乃是真正讲得道学的”。从文学的角度，这篇小说真是极具反讽效果。

严蕊一案，经过凌濛初等的渲染，程朱“存天理灭人欲”之教，形象化为朱熹偏执地欺凌妓女。入室操戈，击其头目，杀伤力极大。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像凌濛初，至少表面上他不反道学，甚至还维护道学，他除了表扬一些讲因果的读物“一片道学心肠”，其《拍案惊奇序》还抨击那些艳情小说（如《绣榻野史》《龙阳逸史》），“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

朱熹与严蕊，侯方域与李香君，钱谦益与柳如是，还有其他，这些故事很流行，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贬道学而褒妓女（侯方域、钱谦益是否真有理学造诣，则非故事传播者所关心）。代表天理的道学家与代表人情的妓女，一再地被关联、被对比。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道学家是壮男，妓女是弱女，道学家是贵家，妓女是贱身，两相叠加，最后来一个反转，道学家行事龌蹉，妓女成仁取义，将是何等震撼？在朱熹的例子中，严蕊的侠义、严蕊的才学、一首荡气回肠的《卜算子》等等，简直要羞煞虚伪的朱夫子。加之朱熹欺凌严蕊，对弱者的同情带来了对道学的双倍憎恶。

文学敌道学史上，明白说出“假名儒不如真名妓”的，是清代的袁枚。事情起因于袁枚《子不语》写了一则故事，说杨潮观年轻时梦到过名妓李香君。杨潮观，号笠湖，一向庄重，怒其污己，遂有系列书信往来争执。袁枚论李香君，论明末降清的众多士大夫，纵横古今，然后说道：

妓中有侠者，义者，能文者，工伎艺者，忠国家者，史册所传，不一而足。女子不幸堕落，蝉蜕污泥，犹能自立，较之口孔孟，而行盗跖者胜。……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伪名儒，不如真名妓。

袁枚嬉笑怒骂，还揶揄杨潮观“配享两庑，想吃一块冷猪肉”——这不就是董其昌之友周望之打趣冯从吾的话么？又笑话大儒李塨的日记“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这不就是《笑林广记•放肆》里的那位道学先生么？单就三封《答杨笠湖》而论，他倒是没有一概否定道学，他还激赏了“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理学家黄道周，犹如冯梦龙之激赏程颢。实际上，“伪名儒不如真名妓”这个命题本身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预设了儒有真伪、妓分良贱；伪儒者，“口孔孟而行盗跖”——这也对。他与冯梦龙一致的是，厌恶道学之士有情装无情；不同的是，他作为乾隆年间的风流教主，对妓女、对美女有多得多的个人情愫。龚鹏程先生认为，袁枚以及《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这类人，才情所寄，端在女人身上。怜花、护花、品花，以关心美人身世自矜自喜”。袁枚爱女人，对道学也能容忍，但如在某件事上二者冲突了，“伪名儒不如真名妓”之类的话就一定是切齿说出的。他在谈到黎倩时，一反常态骂朱熹“腐儒”，也是这个原因。

如果说袁枚口中的“伪名儒”尚有可能只是认为儒有伪，而非儒尽伪，到了周作人一发挥，就不一样了。周作人1931年《评袁枚〈答杨笠湖〉》说道：

理学腐儒，惺惺作态，非子才（袁枚表字）适情哲学不足以正之，非子才嬉笑怒骂之刀笔不足以诛之。评子才者，须先识得其所痛恨反对之当时哲学。

这就上升到了哲学层面，意味着基于经验的特称判断（有些道学做的有些事不行）让位于基于独断思维的全称判断（道学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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