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认同问题不仅是现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问题,也是许多国族都存在的问题。儒家礼教传统其实存在着一个一般性的关于国家“建构—认同”的基本结构。只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儒家礼教传统内涵的错位认识,使得这个结构一直隐而不显。澄清儒家礼教的基本结构,并在现代性的基础之上重建儒家礼教,或许能为解决全球性国族认同问题提···
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杰出成就,是该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专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陆象山以“发明本心”为入手的“心即理”才代表着理学思潮的一个主体性转向。由此之后,理学天人合一的任务才能真正进入人生道德实践的范围;而从吴澄之“合会朱陆”一直到陈白沙之以“自得”言学、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也就代表着从人生道德实践的角度对理学天人合一精神的实现。
张立文先生通过六十年的学术人生与人生学术在中华民族浩荡传统文化中挖掘、发现了“和合”,从而揭示了人类文明一个时代的精神面向;体大精思的“和合学”,重新阐释了“和合”这个民族古老命题在新的时代所具有的个体的、民族的,以及全人类的精神追求;通过回应民族的、时代的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课题,彰显了“和合”这一人文理想鲜活的理···
明治维新以来在“文明开化”政策引导下,西方文化迅速而大量地传入日本诸岛,在日本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学、科学、哲学诸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日本近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契机、增添了活力。但是,近代日本是否完全抛弃了东方传统文化?日本近代文化是否为西方文化的复制品?
中国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发明且始终坚持厚生主义。中国的存在和繁荣本身即足以向世人表明,资本主义不是人类要走的唯一的路,人类完全可以另做选择,选择发展经济、造福人生之正道。我们以厚生主义这一“中国话语”,描摹我们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连贯地刻画出中国几千年来的经济社会体制,可以概括历史上的主流经济思想,可资以构···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际。殷商时期,中国人处于原始的自然崇拜逐步向多神崇拜转变的时期,人们祭天地、星辰、日月,祭鬼神,此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太阳神
泰州学派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在于自觉地把社会主流价值和思想民间化、生活化、大众化、普及化、通俗化,在教化和传播主流价值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当前,我们面临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任务,我们可以以泰州学派为借鉴,吸取其有益经验。
泰州学派的思想,包括对个体意愿的重视和关切,以及其中展现的对人的自由的向往,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更广义上对平民化的追求以及其中蕴含的平等意识,等等,依然呈现多方面的意义,这些观念在经过转换之后,可以成为建构当代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孔子也会现身美国人谈论国际事务的各种场合。在早期美国的外交视野中,孔子倡导的中庸之道、相互体恤和对等交流等原则被视为国家之间应该遵循的交往准则。
罗光的生命哲学,一方面是对儒家哲学的改造,用经院哲学的创造观注入其中;另一方面也是对经院哲学的改造,使之融入中国哲学传统,以“生生”观念描述受造物之存在方式。然而,当罗光要将经院哲学“移植到”儒家传统中的时候,则注定了会存在诸多张力,这是重构某种异质哲学体系所必然面对的问题。
当前,西方现代性暴露的种种弊端,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启蒙以来种种价值观念的缺陷,古典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顺势而起。这种思潮对现代中国如何审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重启中国古今之争的意涵就在于,如何使现代社会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纳入到儒家道统大叙事的格局中,以实现当代的通三统,并复归王道的···
“执政党”概念在近年的普遍使用,鲜明体现出领导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自我意识的转变。这一点应当得到肯定。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大量、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已经成为21世纪初执政党的特色。放眼未来,这种顺应时代的发展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界呈现出一种清晰的脉络化趋势。从2017-2018年的情况看,一种多维研究的态势已然出现,其中又以经学和哲学之辩最为突出。实际上,上海中国哲学界的这种情况是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一种回应。有意思的是,这场持续十多年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肇始于上海,源于王元化与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之间···
“人文精神就是独立、自由的精神”:作为学术精神的独立自由,即独立于既定成见的自由;作为教育方向的独立自由,即独立于技术理性宰制的自由;作为道德精神的独立自由,即独立于感性世界的必然的自由。
西方国家近年来所出现的政治乱象,从西方政治学的角度看,是政治议程和制度设置突破了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约定,导致政治过度和契约瓦解,而从中国传统政治经验看,则是“治统”僭越了“道统”,国家丧失了检验政治合理性的稳定机制。卡尔·施米特和保罗·卡恩的政治神学,则重申了神圣性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以选举合法性为准则的当代政治已···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周公之所以为圣、周朝之所以能王天下,是因为周公通过立子立嫡制等,把尊尊、亲亲等观念落实到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以安国家、定人民。与制度变革相伴随的是世界观的变化,因而学者对周公天命观多有探讨,并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从变革角度言,认为周公天命观中重德保民、吉凶由人的思想是从自然宗教向伦···
当阳明学遭遇寒冬时,“真孤”不仅传承阳明学法脉,而且推进阳明学理论的发展,践行阳明学的真精神,甚至培养更多的阳明后学传人。方以智以真孤担当,晚年在青原山疗教救学,烹炮诸子,建药树堂,为阳明学的“核仁”提供庇护。
阳明学在近代中、日、韩带有维新革命色彩,往往触及上述阳明“致良知”本是具有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精神,但在近代东亚却成为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而为国家或政治服务。不过,如果我们追溯阳明学一开始的发展,就不难发现,不论是阳明弟子的推展阳明学或官方的压抑阳明学,在政坛里早已锣鼓喧天,它从来就不只是学术问题···
尽管“慈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每个社会形态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其不变的核心内涵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利他”。所谓“利他”,即为了他人的福祉,自愿地、不求回报地、贡献出自己的宝贵而稀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