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如何拥有超凡力量的？

作者：维舟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三十日乙未

          耶稣2020年4月22日

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极其注重“德政”和“德治”。儒家强调，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是天命、德政与君主的个人品德。至迟到西周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就已是“德”，施政着重于“敬德保民”。自此之后，几乎历代相沿。

不夸张地说，“德”的观念深深渗透在中国文化的肌理之中。其实“德”经还在“道”经之前，而儒家文化特别推崇修身“立德”，以“德”为做人立身之本。美国汉学家艾兰给它作了一个谨慎的界定：“‘德’是某种人所特有之事，是其他生命所没有的人心的一个表现方面。”确实，龚鹏程也注意到，中国“讲人的尊贵，主要是从才德能力上说，希伯来则首先由形体上说”，所谓“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

这个概念，由于在后世经过儒家、道家的阐释与演绎，常被世人普遍理解为“道德”。但另一方面，汉语中又有诸如“积德”这样的说法，历代还将王朝兴衰以“五德终始”来解释，如果说“德”仅指“道德”，或是某种人所特有的品质，显然无法解释诸如“土德”、“木德”这类用法。这都表明，在古人的心目中，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很可能是理解中国文明的一把钥匙。

研究先秦思想史的西方学者早就意识到，“德”是中国思想中特别复杂难译的概念之一，“有一系列难于理解的意思”，列文森认为它“意味着围绕‘美德（virtue）’或（美德的）‘力量（power）’这一概念的一堆意义”，很难确切对译。以往一般英译为“virtue”（性能，德性，美德）或“inner power”（内在力量）。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则将之译为“potency”（超凡力量），并强调指出，这和拉丁文中表示“德”的virtus一样，是指称某种内在的本质（intrinsic），而且它“传统上用作某种无需运用肉体力量便可促使他人行动的善良或邪恶的力量。孔子在赢得普遍效忠的周代‘神授力量’的意义上使用它，但把这个概念道德化并拓展宽泛，以至于使之成为自我遵循并使他人遵循‘道’的能力”。

包括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在这种“超凡力量”含义上的“德”，可与波利尼西亚土著社会中的“神力”（mana）参照。在波利尼西亚文明中，mana表示神灵附体，是社会地位、权威和力量的来源，也常译作“魔力”或“魅力”。由此解释“五德终始说”即可豁然贯通：所谓“五德”即天地之间五种循环交替的神秘力量，而每一个朝代、帝王即是其代表和化身。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庸》第十六章孔子所说的话：“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朱熹注解认为此处“鬼神”指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而“德”乃指“情性功效”。这当然是理学家的解释，但究其原始本义，恐怕此处“德”便是指某种神秘莫测的超个人力量（vast impersonal forces）。

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德”字，含义不明，岛邦男认为其意与“循”相近，李泽厚认为其与礼仪规范有关。但这应该都已是后起之意，从存世文献来看，《庄子·天地》所论恐怕最近于其本来面目：“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这里明白指出：“德”是天地之间化生万物的原始力量，而只有顺应天道，达到天人合一之境，一个人才能成就“德全”。

这又涉及另一层意味：人可以获得“德”这种天地之间的神秘力量。据许慎《说文解字》：“德，升也。”段玉裁认为训作“登”与“得”，从甲骨文字形看，“德”的声旁“彳”表“获得”之意，而右边则是“直”与“心”，其本义应指内心获得的特殊魅力。周策纵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中认为，“德”最初的含义应比“道德”或“德性”这样的抽象概念更为具体：“德字所从之直，可能说成从目之直视，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象种子的发芽，所以古时这字既有徼循之意，而更常有生殖潜力的含义，从植、殖、值诸字还可见到一些端倪。德字早期即表示这种繁殖的潜能，《韩非子·解老篇》：‘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可能还保存这初义。德字因此也就有得来之意。”

在此不妨参见英语“德”（virtue）的语源含义：它源于拉丁语词根vir（“man”，男人），现在英语中仍有一系列词与此有关，如virile指“有男性气概的；有生殖能力的；精力充沛的”、而virtuous（有德行的）源出晚期拉丁语virtuosus，本义也是“道德力量；（战争中的）勇气；男性气概”。但在汉语中有所不同的是，“德”不仅表明一种内在的潜能，还尤其强调这是得自天地之间所蕴藏的神秘力量，相当于说“天赋异禀”，因此许景昭《禅让、世袭及革命》一书中认为，在某些语境中，“德”最好译为“favor”（天赐的德性）或“grace”（天赋的德行）。对此种力量，所侧重的与其说是繁殖力、男性气概，不如说是一种能通过无形的感化，促使人顺从的力量，所谓“以德服人”。一言以蔽之，一个人有“德”，就意味着让人看到超凡力量附体显灵（hierophany），即神圣事物通过此人向我们展示它自身。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能将超凡的宇宙力量内化，那自然便是人中最杰出者。据《管子·内业》：“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这里明确指出：宇宙中有一种无形的精气，能将之内化于心，就是圣人，做到这一点便是“成德”，相当于拥有了鬼神一般的力量。

《说文解字》释“德”为“升”，或许是因登高能更接近于“天”，从而获得这种超凡力量。据《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此处“德”所呈现出来的，几乎像是某种降神的感觉，具有令人敬畏的神圣性，由此才缔造出宗教、伦理、政治“三合一”的“礼”。

显然，这样的“德”绝不是普通人都能具备的，它在起初是神王（god-king，或中国所谓“圣王”）的特质与专属。侯外庐则根据西周时期的文献与铜器铭文中，“德”往往与“孝”连文并称这一点，认为“德是先王能配上帝或昊天的理由，因而也是受命以‘我受民’的理由”、“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毛公鼎》也有“丕显文武，上天引厌其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的词句，特指周文王、周武王。王和在仔细辨析后主张，“西周时期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为君者应当具有的品质’。从客观上讲，‘德’是指以‘民’为主体的整个社会对于君主个人的素质要求”，这是“专门为为君者亦即统治者设计的一种角色观念”。

这里他已经点出“德”最初是专就王者而言，但受其唯物史观所限，未能意识到“德”原本并不只是“品质”或“个人素质”，而是一种天赋超凡魅力。这正如“命”在西周时也都是上天对周王之命，专指国祚，不关个人寿命，“德”最初也是上天所赋予统治者的，其个人之“德”即关系到共同体的兴衰。在彝族文献中有一个特殊概念，常被汉译为“威”，有威力、权威、威势的意思，常常用来形容宇宙、祖先、英雄人物、政权、制度等，视为共同体的根本（“彝威、彝荣，不可丢下”），这其实很可能接近于“德”的原始含义。

很多后世所使用的概念，起初都具有宗教意涵。如“福”的本意是上苍所赐的神佑；“礼”则是敬神，《说文解字》释为：“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甚至“性”，也与天命观有关，所谓“天命之谓性”（《礼记·中庸》）。上古邦国之所以如此重视统治者的“德”，恐怕正是因为这种不可见的品质让人相信，此人已被上天赋予超凡魅力，所谓“天命有德”（《尚书·皋陶谟》），故理论上天子必有德。换言之，这是一种基于君权神授的观念，而“德”是统治合法性的资格证明，它论证了权力的合法性，证明上天已经选择此人，这既是个人的特质，又关系到整个共同体的兴衰。《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即是说，只有依靠德治，才能承受天命，保持国祚。

既然如此，就可理解，在古人心目中的“圣王”，起初本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强调他如何协调宇宙秩序，因为“天事”与“人事”是一体的，均为圣王之职责。东汉时成书的《白虎通》中说：“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这里的“天子”就是一个交接天地、接受其超凡力量并理顺所有事物秩序的巫王形象，而“明堂”就是它与宇宙枢纽交通的仪式中心。

如何才能证明一个人具备“德”？对此或许可以类比藏传佛教中找寻转世灵童的过程：通过此人的种种作为与事迹，观察他身边的神性征兆，可以判定他已被上天赐予“德”。此类记载极多，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白虎通》认为可以感应天地，自动召唤祥瑞涌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来至者，以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反过来说，一个人“有德”，即证明他已将天地之间的超凡力量内化为自己的禀赋，而民众的使命就是识别出这样的人物，并追随他，将共同体治理的权力交予此人手中。

公元前655年，晋人假道伐虢，宫之奇劝阻虞公时说了一番话：“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左传·僖公五年》）在此可以明白看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鬼神、上天、人民这决定邦国命运的三者，都以君主的“德”为转移，所谓“德辉动于内，而民莫不承听”（《礼记·乐记》）。

由此来看，中国人所说的“德治”，其实就其本源而言是出于“君权神授”的观念，然而，到后来则演变出复杂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一切的变化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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