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想原型

作者：姚洋

来源：作者授权 首发

时间：西元2020年7月22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发展为全球性大流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愈发成为西方新闻、社交媒体的讨论焦点。最初阶段，中国政府在确认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上的犹豫被西方视作是专制政体倾向于歌功颂德、掩盖负面消息的证据，而中国政府随后采取的严格管控措施也被认为是其残酷性的证明。作为一名北京居民，笔者亲身感受到了这些强势防控措施带来的诸多不便。然而，事后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和有效的，西方社会最终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说明这些措施在对抗疫情扩散方面具有普适性。本文的目的不是讨论这些管控措施在医学上的优缺点，而是溯源而上，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儒家政治相比较，为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一种哲学解释。儒家政治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的一种理想政治形态，它与自由主义思想有所不同，但它与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相通，并构成了普通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底层结构。笔者认为，这种比较将有助于西方世界和国人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同时也大胆希望，这种比较能够使得西方世界和国人更深入地理解自由民主制度的优缺点。

儒家的世界

自由主义民主是当代世界范围内各类民主政治实践的理想原型。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的契约理论。霍布斯的理论从自然状态开始。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具有一系列自然权利，其中保护自己是最重要、最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人是自利的，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物质，因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自然状态就会成为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争斗的世界。为了维护和平，人们签订社会契约，把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让渡给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这就是利维坦。洛克修改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认为每个人在自然状态下都受到自然法的约束。自然法允许私人拥有财产，但也限制了其界限 — 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不可超过其生存所需。自然状态下的唯一不确定性，是个人无法确信其他人也会遵守自然法则。因此，人们组成公民社会，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霍布斯理论中的专制政府被洛克所排除，因为洛克认识到，专制比自然状态下的无政府状态更糟糕。对洛克而言，建立一个专制政府，就好比说“人们为了避免几只野猫或狐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困扰而甘愿被狮子吞噬，并且还认为这是安全的”一样。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是由自利人构建起的社会契约。

儒家政治的理论起点则非常不同。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认为，人生而具有差异。有些人聪明，有些人愚钝；“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即最聪明之人和最愚钝之人无法被改变。但孔子还认为，“中人可教”，即智力中等的人是可以被教化的。最终，社会中既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道德高尚，关心自身之外的他人福祉，而小人只在乎私利。换句话说，孔子其实是认为，人性是既有自利倾向、也有利他倾向的复杂综合体。这种看法，符合对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科学观察，它们是智人的近亲，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其著名的《黑猩猩的政治》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在直觉上，这种看法也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体会相一致。

孔子的人性论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因此他认为人性是复杂的。而在霍布斯和洛克那里，人性是一种构建，仅仅由个人理性来定义的。这种差异，对于我们认识儒家政治及其与自由主义民主的不同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自由主义民主认为人生而平等，儒家政治则不认同。对于许多人而言，儒家对平等的否认可能会难以接受。但事实上，人生而平等只是一个规范性的口号，而非对现实的正面描述，儒家的否认只是承认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必然否定对平等的追求。实际上，许多现代儒家坚决捍卫平等与个人自由。为此，儒家坚持一种积极的现实主义 — 承认世界并不完美，但立誓要使世界变得更好。

其次，儒家政治认为，社会需要层级制度来组织，进入一个层级需要一定的资质相对应。这种观点并非儒家所独有，美国的开国者们也有类似的想法。在著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必须是一个才能卓越、品德高尚之人。不仅如此，不是所有的公民都应该拥有选举总统的权利。美国宪法将选举总统的权力赋予给了选举人，他们由地方社区推选出的精英组成。当代儒家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区分了好的层级制与坏的层级制。坏的层级制（例如种姓制度）加深社会鸿沟，是压迫性的。好的层级制度则允许向上层的流动，鼓励人们自我提升。这也就是说，儒家承认，人生而不同，但鼓励人们通过自我约束和自觉学习来塑造自我。科举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存在使得古代中国社会成为阶级流动性程度最高的古代社会之一。

第三，儒家政治以贤能原则选拔领导人，而不依赖政党或相关的政党竞争程序。儒家认为，政治家的最高理想是“仁”；“仁者，爱人”，爱护民众是其最终追求。这一目标的实现，和自由主义民主中强调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不同，后者强调制度交代官员要为人民做什么，不强调官员的主动性，而儒家的“仁治”更多取决于政治家本人的贤能程度。如何施仁政？儒家的回答是，修行，或者说学习。自汉武帝（公元前156年至87年，汉朝的第七任帝王）“独尊儒术”之后，所有皇帝都必须终生学习儒学。皇帝年幼时会由专人授课，学习儒学，登基之后必须定期参加儒家学者讲经论史的课堂（宋代称为“经筵”）。学习不仅限于皇帝，朝廷官员也需要通过学习儒家学说来提升自我，科举制度也借此选拔出有才华的年轻儒生入朝为官。在明朝（公元1368年到1644年）之前，皇帝是国家的象征，丞相是政府的首脑，他们之间的分工，用宋代大儒程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

总而言之，在儒家的世界里，贤能是一切的基础。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他们只能依靠自身、而非政府，来获得更好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马云、马化腾这两名白手起家的顶级商业富豪成为中国年轻人偶像的原因。中国人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天然地具有集体主义，而是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开，在私人领域遵从个人主义，在公共领域则把工作交予政府来做，并在这些方面服从政府。后者可能是西方把集体主义看作是中国文化内核的原因。作为回馈，政府需要在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改善人民福利，实现美好生活。基于主动性和晋升激励去为民众做事的责任（responsibility），而非问责（accountability），是中国政府机关积极做事的真正驱动力。

儒家国家

在儒家的世界里，国家是由以贤能为标准选拔出来的官员治理的。那么，谁有资格来选举这些官员呢？在民主国家，官员选拔是由普选投票完成的。其潜在假设是，每个公民的选票加总起来，就可以得出正确无误的集体智慧。汉密尔顿否定了这一假设，他认为，选民很容易受到投机主义政客的操纵。儒家在类似的基础上拒绝这一假设：在成“仁”之路上，人们所能达到的贤能程度各有不同，有些人较旁人更擅长于做出正确的决断，因此，选拔官员的任务应由兼具美德和能力之人来承担。在古代中国，高级官员和皇帝亲自承担这项任务。在今日中国，中国共产党则担负起这个责任。换句话说，儒家政治需要一个中央权威机关来选贤任能，挑选政府官员。

这种集中式的选拔体系利弊兼备。其最大优势是使得官员选拔免受大众喜好和短期需求的摆布；在很多情况下，民众的需求是短视的。此外，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中央机构也必须拥有强大的权力，才可以控制地方。秦始皇（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实现大一统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确认，但同时也需要给予地方相当大的自主权，以维持国家的运转。为了防止地方官员建立地方政治集团，中央政府每隔几年就会将官员重新调配到不同的地方，这种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借助控制官员的“乌纱帽”，中央政府对地方实现了有效控制。但权力的集中也带来了问题。每个官员都需要等待中央的命令，故这个系统很容易趋于僵化。通往权力中心的道路太过漫长，以至于经过多轮甄选后，官员在各方面都容易趋于同质化。此外，尽管官员在晋升途中可以获得培训，从而逐渐提升素质与能力，但这种选拔制度可能会错过处于在体系之外的、能够解决某些燃眉之急的高素质人才。

儒家政治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是中央政府缺乏问责制，后者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构成部分。是否可以基于儒家理论来建构问责制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从学理角度来看，现代儒家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支撑这个肯定的答案。首先，儒家政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仁”，因此，统治者（中央权威机关）没有理由不让人民掌握对其政策进行最终评判的权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人民是有益的。其次，即便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是好的，人民也不能排除出现坏的统治者的概率，而统治者不能仅凭口头承诺就消除人民的疑虑。通过与人民分享权力，统治者可以和人民实现相互的保证：人民确保统治者施行仁政，统治者则确保人民不会推翻他。因此，现代形式的儒家政治，应该让人民享有主权，实行问责制。

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表现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成就斐然。实现这个成绩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中共在政治上回归以儒家政治为核心的中国政治传统。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成就没有超出新古典经济学给出的政策建议，如高储蓄、高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进步。然而，对于一名政治经济学者而言，更具魅力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在1978年前，阶级斗争是中共的主要任务，这也是马克思给出药方，是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必要步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是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至中国的产物，也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在1978年以前，中共始终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国传统，认为它是反动和守旧的。1978年，邓小平停止了阶级斗争，依并以他作为中国人的务实和敏锐的直觉，引领党在政治上重新回归中国传统。在他的领导下，党开启了“中国化”转向。其中，两项变革最为重要。

第一个变革是用中国务实主义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教条。中国没有本土宗教，长久以来，世俗生活一直是中华文明的关注焦点。自西周起，欢愉、爱、痛苦、苦难等情感，以及人们在现世生活中的经历，就成为中国诗歌、词章和民谣的恒久主题。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最为务实的民族。在今天的版本里，中国务实主义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个是没有永恒的真理，每一个有关于真理的主张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如果没有这种务实主义哲学，中共就不可能进行任何与苏式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改革。另一个特征是，手段的合法性可以用目的的合意性来得到合理的证明。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在这句话中，“老鼠”是中国的伟大复兴，“猫”则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手段。例如，因为市场比计划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中国就应该采用市场机制，即便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另一大变革是重新将政治贤能主义纳入党内。邓小平制定了退休制度，为年轻人在党内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提出了干部四化标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赵紫阳的提拔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带头进行农村改革，他从四川省委书记被直接提拔为总理。邓小平之后，这种以政绩为基础的选拔传统被保留下来，被历任党的中央领导沿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十年，官员晋升的重要指标则变成了当地经济表现。

然而，理论层面的变革要落后于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党的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仅用马克思主义无法全面描述党所采取的政策和经济改革，因为，很显然，改革否定了诸如计划经济和全面公有制等苏式马克思主义教条。但在书面上，马克思主义仍旧是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因为这涉及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问题。“三个代表”是解决党的实践和理论之间差距的一个成功的理论尝试。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也代表其他阶层的人群。这样一来，党就成为一个中性的中央权力机构，在政治上不再捍卫某些特定阶层的利益。国际比较来看，这使中国避免了困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俘获问题，在资源配置方面减少偏向某些群体的资源错配，从而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这是中国经济成就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国际上的主流话语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描述为一个封闭的、由国家掌控的体系。实际上，将当代中国体制视为与西方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截然相反的一种制度，已经成为西方的标准做法。但这是对中国体制的一种过度简化和误读。

首先，中共不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实体。它向所有相信、并有能力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人开放。加入中国共产党，意味着要遵守党的纪律，这种成本使得党得以筛除机会主义者。在儒家政治中，党相当于中央权威的角色，即党肩负着为选拔官员的职责。各级官员都参与到晋升锦标赛中。尽管无法排除家世背景和人际关系的作用，但实证研究表明，绩效是晋升选拔的关键性因素。西方对中国政治体系的“封闭”印象，很大程度是因为西方是从选举民主的视角来看待当代中国体制 — 因为没有与共产党竞争的其他政党，所以中国的体系就是封闭的。但中共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它实际上是儒家政治里的中央权威机关。

其次，在经济方面，中国经济并非由国有部门主导。中国经济里，私营部门的贡献可以简洁地概括为“56789“：私营部门贡献了税收的50%、GDP的60%、创新的70%、就业的80%以及企业数量的90%。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不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私营部门的扩张和增长。国家资本主义本身也只是个迷思。尽管政府的确影响市场，但如果由此就认定中国政府控制着中国经济中的一切，却是很牵强的。严肃的学者必须意识到，把中国的经济模式等同于国家资本主义，很可能是某些人抹黑中国经济成就的策略。

第三，在社会方面，党的控制也被夸大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存在审查制度，但中国的体制与“1984”中的想象相距甚远。以社会信用体系为例。西方评论家把它视作中国实施数字专制的证据，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以下事实：欺诈对中国的商业运作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中国是一个正在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变的国家，社会规范尚在建设之中。社会信用体系旨在惩罚欺诈，奖励诚信。它的确给诚信的人带来了不便，但这可能是中国快速过渡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对抗新冠病毒的隔离措施也被西方评论家和媒体视作是中国专制主义的证据，一些人甚至呼吁本国不采取隔离措施，因为他们想避免步中国“专制措施”的后尘。但是，这种判断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同样也施行了严格的隔离措施，有些地方还为了控制病毒传播采取了电子追踪措施。东亚国家（地区）可以做到这些，不是因为它们和中国有着相同的制度，而是因为它们和中国一样，拥有相同的相信权威的集体主义文化。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引入权力分割与制衡

可以肯定的是，与儒家政治相比，中国的政治体系尚不完美。但这并不奇怪，因为毕竟，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也没有能够达到其理想模式 — 自由主义民主 — 所设定的标准。每种政治体系都处于走向完美的途中。

中国政治体系与儒家政治之间的最大差距是中央权威机关缺乏问责制。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的建议不是引入选举竞争，而是在现有政治体系中引入制衡。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分权与制衡，这不是自由主义民主所独有的特征，任何理性的政体都应该分割权力，因为否则的话，在以复杂性为标志性特征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就不可能实行理性的政治。不幸的是，权力分割和制衡虽然本身只是一种国家治理技术，但在东、西方都被加载了过多的意识形态重担，以至于对它们的讨论都被框定在政治制度之内。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体制下不可能有权力分割和制衡；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体制也不需要权力分割和制衡。

当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上的唯一政治力量时，有可能在中国引入制衡吗？在这方面，北宋（960 – 1127年）宋太祖给后代立下的誓碑或许能提供一些启示。史料显示，宋太祖竖立了一块题有誓言的秘密石碑，要求未来的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每个新上任的皇帝都必须秘密地宣读这个誓言，北宋也真的没有皇帝违背它（南宋也只有宋高宗违背过）。因此，权力的自我约束或许可以带来政治力量不对称的群体之间持久的协议，背后是对儒家学说的普遍认同与信仰。中共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因此，前述关于儒家政治实行问责制和主权在民的两个论点，也适用于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

有很多原因导致中国没有完全实行权力制衡，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对儒家政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理想原型这件事缺乏共识。中共还没有准备好去完成其中国化的进程，而公众又被西方民主叙事所支配。结果是，中国政治中充满了双重焦虑带来的紧张 — 公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中国过渡到民主制度，而正因为此，中共对其权力的稳固产生焦虑。言论审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焦虑才出现的。

中国共产党应该带头打破这种焦虑，而完成中国化是其唯一的出路。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1978年以来中共施行的改革和经济政策，也无法与中国普通民众的世界观相融合。如果承认儒家政治是中国治理的理想原型，中国的政治体系就将拥有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也与普通中国人的心理倾向达到一致。除此之外，这样做也将对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有很大的裨益。自由主义蕴含着宝贵的人类价值观，但它并非没有缺点，特别是在涉及个人主义和抽象平等的领域，更是如此，而这些领域已经成为民粹主义的温床。儒家政治推崇贤能主义，在这些领域可以成为对抗民粹主义的有力武器。此外，中庸思想孕育着和平相处的思想，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是让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上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支持中国的世界多元性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