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与立异标新

——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作者：吴圣正（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作者授权 发布

          原载于 《贵州文史丛刊》2020年第一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庚子三月初八日癸酉

          耶稣2020年3月31日

摘要：张立文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着杰出成就，是该领域的一位领军人物。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学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学术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专著，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宋明理学研究》《陆九渊思想研究》《王船山思想研究》等也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没有局限于宋明理学，也没有局限于国内学术界，而是从先秦“六经”跨越到现代新儒家、从中国跨越到韩国、越南，出版了《易经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等开创性著作，发表了大量富有创见性的论文。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张先生创立了“逻辑结构”“范畴分析”等方法和“自己讲，讲自己”的原则，并建构了“和合学”“传统学”“新人学”的理论体系。

关键词：张立文、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

中国哲学史研究始于上世纪初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此后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这些著作是上世纪前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此后中国进入了战争和政治运动接连发生的历史年代，中国的人文社科以及哲学研究所包括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基本陷入了停滞状态。期间尽管也有一些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或教材面世（如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潮及“唯物—唯心”二元哲学观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存在巨大缺陷。此外，这一时期尽管有一系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但它们大都属于“通史”性研究，截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尚未有中国哲学史重点人物的专题研究成果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无疑是严冬过后的第一声春雷，连同他的《宋明理学研究》，张先生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中国哲学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开辟了方向，树立了旗帜。而且，贯穿于其整个哲学史研究生涯，张先生不步前人后尘，不照搬前人方法，而是以其严密的思考、深邃的洞察和敏锐的时代感确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了新的哲学史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属于自己也属于时代的新的哲学理论。毫不夸张地说，张先生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位开创者、引领者和集大成者。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起步——宋明理学研究

张先生生在旧时代，长在红旗下，成就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读过旧式的私塾，上过新式的中学，参加过土改运动，曾就职于粮食局，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又历经“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及改革开放等各种运动与变革。期间有过困难，有过困惑，有过冤屈，有过诱惑，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动摇他对神秘的哲学殿堂的向往和对中国哲学的深深的热爱。1960年大学毕业后，张先生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负责宋元明清哲学的研究与教学。于是，宋明理学成了张先生首先需要攻克的难关。当时，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中国哲学界研究先秦和近现代的较多，而宋明理学则被视为禁区，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张先生没有被这一“禁区”吓倒，而是认为“中国哲学史作为哲学系的一门重要必修课，不讲宋明理学是不行的，否则，就不成为哲学史。既然要开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1]

在宋明理学家中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朱熹，于是朱熹就成了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当时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少，研究朱熹的人更是没有，因此可借鉴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张先生在吸收、借鉴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阅读朱熹的原典材料来研究朱熹的思想。由于当时的学术建设落后，仅搜集朱熹的原典材料就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但张先生以其坚韧和勤勉，通过借、买、抄等手法完成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在那个知识与知识分子、儒学与宋明理学备受歧视的年代里，张先生顶着各种压力与干扰，默默无闻地从事着朱熹思想与宋明理学的研究，笔耕不辍，从不言败。终于，从1978年开始张先生的宋明理学研究开始开花结果。这一年，张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论文《朱熹唯心主义认识论批判》，次年又发表了《论朱熹的“一分为二”和他的形而上学观》《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等论文。

1979年10月中国哲学史讨论会首次在太原召开，张先生提交了题为《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从朱熹思想评价问题谈起》一文。该论文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观点，纠正过去对朱熹的各种不实评价，特别是关于朱熹哲学的性质、朱熹的发展观、朱熹思想的阶级性等问题，张先生都站在时代前沿立场上给予重新思考、分析和总结，最后提出了深刻而有远见的观点。由于该论文该内容充实、思想深刻、逻辑严密，受到了张岱年先生的高度评价。可以说，通过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张先生找出了一条摆脱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困境的路子。此后张先生又撰写了《试论朱熹关于动静、变化的学说》《朱熹哲学逻辑结构论》等文章。至此，可以说，张先生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一颗学术新星即将在中国哲学界诞生。

1981年9月，在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阅读、思考、研究和积累之后，一本长达五十二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最终定稿，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学术界对朱熹思想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第一本专著。张先生首先对“理学”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了前人对该概念解释上的不足，并对“理学”作了新阐释，指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个学派的总称。分而言之，可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2]然后，张先生又对理学的基本内容、理学的基本特点、理学产生的社会根源、理学思想的来源、理学的形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梳理和论证。在此基础上，张先生对朱熹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朱熹思想的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论述。虽然是对朱熹思想的全面论述，但是，由于哲学思想是朱熹思想的核心，所以该书也以朱熹的哲学思想为主体，对该部分的论述占了全书内容的近三分之二。在对朱熹哲学思想论述时，张先生没有像其前和同时期其他学者那样从“唯物—唯心”二元对立的角度，或按照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模式，对朱熹的哲学思想作削足适履的或牵强附会的解释，也没有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对朱熹的哲学思想进行一味地否定和批判，而是从范畴分析入手，通过对朱熹哲学思想逻辑结构的梳理，以现代人可理解的方式客观地再现朱熹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朱熹思想研究》凝聚了张先生二十余年的心血，也寄托着他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未来希望。书一经出版便立刻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引起了的极大关注和不同寻常的反响。张岱年先生、台湾学者王明教授、日本学者深泽助雄教授都在阅读书稿或出版的著作后分别致函给予高度评价。《光明日报》1982年6月1日刊登赵宗正、黄德志《于平实中见新意——评<朱熹思想研究>》一文，文中评价道：“解放三十年来，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人民日报》也发表士心的论文《评<朱熹思想研究>》，对该书作了很高的评价。日本《朝日新闻》于1982年6月13日在其学术栏目发文专门介绍了《朱熹思想研究》，并给予很高评价。香港《镜报》于1983年第七期发表了非闻的文章《中年学者在大陆崛起——访<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张立文》。文中写道：“作者在书中保持着学者的清醒，没有简单地批判斥责了之，而是对朱子的经济思想、政治学说、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或积极成分，一一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其可取之处。在大陆学术空气遭到十年浩劫的污染以后，张立文对朱熹这个‘大儒’所作的这样的分析研究，特别使人感到清新。”

正如张先生在该书的“没有结束的结束语”中说的，“作为本书来说，就此结束；但作为对朱熹思想的研究来说，还仅仅是个开始，而没有结束……。”随着该书引起的强大反响，张先生成了国内、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各种学术会议的邀请函纷至沓来。但张先生没有被学术成就和名气所羁绊，而是以其一贯的谦逊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继续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十六年后，张先生对朱熹及其思想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当匡亚明先生提议编纂《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丛书时，张先生欣然应允撰写《朱熹评传》。在与疾病抗争的岁月里，张先生以顽强的毅力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著作。该书初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由长春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修订版。如果说《朱熹思想研究》是一部强调对朱熹思想尤其是其哲学思想的辨析与评论的学术专著的话，那么《朱熹评传》则是在学术性的基础上强调可读性和科普性的通俗读物。作者用平实而不失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将朱熹的生平、思想的发展脉络和理论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整理、疏解并娓娓道来。

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张先生又着手将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所得汇集、整理成册，编成《宋明理学研究》一书。该书于1985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修订版。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宋明理学的专著，也是第一部适用于宋明理学专业教学的教材。该书除了对宋明理学主要人物的各方面思想及相关信息进行系统阐述外，还在“绪论”中对宋明理学所面临的挑战、宋明理学的称谓、内涵和分系、宋明理学发展的诸阶段、宋明理学范畴结构的演变、宋明理学的特点和时代精神进行了富有创见性的论述。在宋明理学的分系问题上，张先生没有停留在传统程朱道学—陆王心学的二分法上，而是在分析并指出牟宗三先生的三分法（除程朱、陆王两系，外加胡宏、刘宗周一系）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以程朱为代表的“新理学”、以陆王为代表的“新心学”和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新气学”。关于宋明理学的内涵，张先生总结了五条：以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功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成圣为目的。关于宋明理学的时代精神，张先生指出：“宋明理学的精神，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整体体现”，当中包括求理精神、主体精神、忧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实精神、道德精神[3]。这些系统论述和深刻见解，不仅使得宋明理学之体更加血肉丰满，也使得对宋明理学的认识由知识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该书获得1987年北京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且作为大学教材在《光明日报》登报征订。

作为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同样不可忽视的部分。其实，张先生对陆九渊思想的研究并不晚于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因为张先生总喜欢在比较中分清思想家们的理路，所以研究朱熹思想就离不开陆九渊思想，反之亦然。如此，在《朱熹思想研究》定稿并出版后，张先生立即开始了对陆九渊思想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并在两年后即1984年写成《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一书。该书作为《朱熹思想研究》的姐妹篇由中华书局在1992年出版，2008年经修订后由人民出版社以《心学之路——陆九渊思想研究》为名再次出版，该书是中国学术界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陆九渊思想的专著。该书以陆九渊的哲学思想为核心，涵盖了陆九渊的社会政治思想、历史学说、教育思想，并对陆九渊与朱熹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当然，该书的特点不仅仅是“第一”“全面系统”，更重要的是对哲学史上关于陆九渊的一些棘手问题没有回避，而是直面这些问题，并有理有据地分析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比如，关于二程的分野问题，书中指出：“程颢以‘理’为‘心’，强调‘万物皆备于我’的‘我心’，而倾向于唯‘心’；程颐以‘理’为‘道’和‘天’，消‘我’入‘理’，倾向于唯‘理’。”[4]而对于陆九渊是如何承接程颢的这个哲学界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该书指出：“程颢所说的‘心’便是‘理’，溶‘理’于‘心’，‘心’为主导。陆九渊承此‘有我’的路线，进一步发展，而成‘心学’的奠基者。”“其二，陆九渊承接程颢，而企图解决万物如何‘皆备于我’的问题。”“其三，陆九渊吸收了程颢‘道’与‘心’一，不为二的思想。”[5]对于当时（乃至于今天）哲学史界一流行观点，即朱、陆思想的分野在于“性即理”与“心即理”之差异，该书指出，朱熹也讲“心即理”，而陆王也讲“性即理”，所以以此为二人思想的分野和作为划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与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标志是有缺陷的；二人的真正分野在于：“如果说朱熹在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时，强调主体服从本体，认为主体（‘心’）是由本体（‘理’）产生的，‘心’（主体）具有‘理’，但‘心’本身并不等于‘理’，以‘理’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绝对观念，那末，陆九渊则是强调本体与主体的合二为一，本体服从主体，把本体（‘理’）安置在主体（‘心’）之中，从而‘心’便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6]

对于陆九渊思想的继承者王阳明，张先生虽没有专著出版，但对他却同样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其学术生涯中张先生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门论述王阳明的哲学思想，这其中包括《论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与周道通答问书》《论朱熹与王守仁思维理路之同》《阳明学的和合精神与未来社会》《王阳明思想资料的新发现》《王门分派与黔中王门学派之要义梳理》等。

理学发展到明末清初基本进入尾声，于是宋明理学的批判和总结者出现了，这就是王船山。研究王船山不仅仅是对他本人思想的知晓，而且也是研究整个宋明理学的有力参照，张先生对王船山的思想也倾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张先生把多年来对王船山思想的研究汇集、整理成书，以《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除了以其一贯学术风格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而清晰的梳理和中肯而恰当的评价外，还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或成就值得肯定：其一，以王船山非为程朱一系，而别为一系——新气学。哲学史上有人曾将船山学归于程朱一脉，但张先生指出，船山曾认为朱熹违周、孔之旨，又对朱熹“性即理”“理先气后”的说法进行了批评，所以不能视船山为程朱一脉。梁启超先生曾从地域的角度考虑，将船山学归于湖湘学派，但张先生认为湖湘学派自张拭以后其门人弟子或归于事功学派，或归于道学派的朱熹，故船山亦不当属于湖湘学派。通过全面细致地考查，张先生指出：“船山继张载、罗、王等气学之统，而集其大成，成宋明理学中气学一系。”[7]其二，张先生以王船山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开新”者。该书以“正学与开新”为题，“正学”是说船山以张载之学为正统，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和纠正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系列谬误。“开新”是指船山对经学的新解释、对价值理想的开新和对惟有程朱、陆王为正解的网罗的冲决以及“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等。其三，在注重研究王船山的思想内涵的基础上，深刻发掘王船山身上的精神品格。如在该书开头一节，张先生就写道：“他积极主动地检讨自己，审查悠久的历史文化；他无私无畏地探索原因，追求根据。正是这种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其学术思想的心路历程，是以救世救心为主旨。”[8]在写到船山的易学思想时，张先生指出：“船山以忧患的灵魂，以体验《易》的真精神……”。[9]在写到船山的《礼》学思想时，张先生又说：“船山之忧患用心，及其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之意蕴，跃然而出。”[10]

对于宋明理学中和与宋明理学有一定关系的其他人物和学派，尤其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人物或学派，张先生也同样进行过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如张栻、胡寅、胡宏与湖湘学派、叶适与事功学派、柳宗元、邵雍、许衡、吴廷翰、陈淳、王安石、三苏、罗从彦、罗钦顺、李贽、黄宗羲、刘宗周、方以智、傅山等。除了研究宋明理学本身，张先生也研究与宋明理学相关的其他领域如《周易》、佛教、道家等。除了对宋明理学进行个案研究，张先生也对宋明理学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探讨宋明理学的整体精神、特征和时代意义，并发表一系列论文。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拓展——从先秦到现代新儒家

对于一个“以有限的体质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学术”的时代学术精神的楷模，张先生的“学术生命既已开始，就不能中途而废，而只能不断追求。”[11]所以，张先生的学术视野绝不会局限于宋明理学，而是由宋明理学向四方延伸。

清代除了王夫之、黄宗羲等对宋明理学进行反思与批判外，另一重要人物是戴震。张先生认为：“王夫之对宋明理学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是具有批判性的，但是他重哲学的批判，对宋明理学程朱和陆王两派以全面批判的，当推戴震。”[12]所以，张先生对戴震十分重视，并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1991年4月，张先生完成《戴震》一书。该书为《世界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由台北东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此后，在该书的基础上，张先生又进行了补充、完善，并于2014年以《戴震哲学研究》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戴震哲学研究》通过戴震的生平、思想、戴震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戴震哲学思想的批判精神，来探讨清朝中期的文化思想动态，以及这一动态与宋明理学、乾嘉汉学、近代新学的关系，阐明了戴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尽管戴震的思想仍属于儒学范围，由于他以“发狂打破宋儒家”的批判精神全面批判了宋明理学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以理杀人”的学术呐喊之声，又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提出了“中西归一”的主张和“存意开源”的方法，这体现了戴震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所以，在张先生看来，戴震思想已经超出了宋明理学范围，当被称为“戴学”。

如果说对戴震哲学思想的研究还算是宋明理学研究的续篇的话，那么对《周易》的研究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了。张先生始终认为《周易》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因此讲中国哲学史不该是从老子或孔子开始，而应该从《周易》开始。而且，在开始研究宋明理学时，张先生发现宋明新儒家们大都精通《周易》，其思想中许多与《周易》密切相关。所以，张先生在研究宋明理学的同时也开始研究《周易》。早在1963年张先生即已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但由于“文革”的影响，该书直到1980年才得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文革”后中国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周易》的著作，因此一经出版便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光明日报》《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国内学者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该书不仅反映了张先生对《周易》研究的深刻与严密，而且也展现了张先生在中国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造诣。此后，张先生又陆续出版了《周易与儒道墨》《周易智慧和诠释》和《帛书周易注译》。这四本著作构成了张先生的易学思想体系，集中反映了张先生在《周易》研究上的成果，同时也奠定了张先生在当今中国易学界的重要地位。

《周易》启发了儒家，也启发了道家。此后，道、儒两家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阴”“阳”两面。作为“阳”，儒家担当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角色，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与思想史，儒家思想永远都是重点内容。关于先秦儒家，张先生虽没有专著出版，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总结这些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张先生对于儒学的研究构成了他的一个特有的儒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可分为四个相互关联部分：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关于儒学的形上学问题、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和关于儒学的创新问题。关于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张先生指出：“儒教的宗教性是一种超越政治的理性化的人文宗教，是以儒教为主、兼容诸教的普适化的中华人文体系，是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家园，而不是简单的宗教信仰。它以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关怀，使其转化为当今人们内在的行为情感和价值取向，真正成为民众的精神生活的支柱。”[13]关于儒学的形上学问题，张先生认为：“和而仁，仁而和，是孔子仁学形上学的方法，或方法的仁学形上学。它在回应时代的冲突中，作出了新的创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14]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张先生深刻探讨了其所蕴藏的的人文精神，特别是它的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笃行精神。关于儒学的创新问题，张先生指出，当前人类面临五大危机和冲突，儒学面临新的创新需求，其创新目标是“建构天地人共和乐、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学的价值理想，亦是儒学文化价值系统一次转死为生、转旧为新、转丑为美的智能创新。”[15]从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儒学的研究，不仅仅限于对儒学的诠释，而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面对人类面临的新问题，从世界和平发展视角，来挖掘儒学的潜在价值和寻求儒学的创新之路。不仅对儒家，对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法家，张先生也同样有着深刻和富有时代精神的探究。

关于汉代哲学思想，张先生发表了《董仲舒哲学核心话题探赜》《王充的天人之间》《杨雄太玄哲学》等论文，就汉代主要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关于魏晋玄学张先生发表了《王弼哲学新论》《裴頠之崇有论》《郭象的独化自生哲学》《得忘之间：语言、形象、意境》《玄学思潮的人文语境》等论文，对玄学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和玄学的核心话题如有无问题、本末问题、言意问题、名教自然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就魏晋玄学的定位问题，张先生指出：“就魏晋南北朝整体思维而言，是以玄学思潮为主流，道教、佛教文化为辅。因此，中国哲学思潮的发展是为会通期。由于时人与后人的价值观的演变和分殊，因此对玄学的体认有异，但作为以道儒融合为主旨的玄学哲学思潮，不管是本无派，还是崇有派，都归属玄学，只是其倾向于道，抑或倾向于儒有别，而非玄学的反对派。”[16]这是说，“玄学”一词更多地是就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特点而言，而非就其观点而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文化开始碰撞，中国哲学与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思潮期。这期间有洋务运动人物的思想，有戊戌变法人物的思想，有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对此，张先生撰写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行探究。关于戊戌变法的精神，张先生认为，这是维新派回应当时东西文明、社会转型、纲常伦理和价值观的四大冲突而产生的，包括价值批判精神、对待的融突精神、整体的平等精神、思维的辩证精神、经世的致用精神和形上的贯通精神[17]。戊戌变法虽然没有成功，但在维新派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这些精神却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关于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张先生指出，尽管民国时期的学者们有着“忧国忧民而又悲天悯人的崇高品格”，“以满腔热血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自己所从事的学术和教育事业来救国救民”，但他们尚未实现中国学术在新时代的真正“转生”。这一“转生”当围绕世界和平发展这一主题，以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间的五大冲突和由此引发的生态、社会、道德、精神、价值五大危机为目标，以“和合”为核心范畴，来建构中国新时代的学术理论思维形态。[18]

现代新儒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与马列派和西化派三足鼎立的一个学派，与另两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有着另两派所不具有的中国传统“儒家”特点，因而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先生十分关注现代新儒家这个现代学术群体，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如《冯友兰的新理体学》《熊十力的新心体学》《马一浮心体学与理气论的圆融》《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等。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张先生对一直模糊不清的“现代新儒家”概念作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而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的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19]关于其内部的分派，张先生以宋明理学的三系划分为参照，认为当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新心学和以张岱年为代表的新气学。张先生在阐述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内容、分析现代新儒学的逻辑理路、肯定现代新儒学的时代价值的同时，强调指出：“虽然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都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理论观点，改造旧理学、旧心学、旧气学而开出新来。但从历史运动和理论发展看，新与旧是相对的，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在当前世界哲学的挑战和中国哲学发展的新环境下，我们也象尼采宣告‘上帝已死’那样，宣布新儒学的‘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的形上学的绝对理性已死，已变旧，需要重新创造。”[20]在人类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乃至文明史上，总有一批学者站在发展的立场上，勇于挑战旧理论，开创新理论。张先生无疑是属于这一类学者的，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性人物。

从先秦到汉代，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从宋明到清代，从近现代到当代，张先生的学术旨趣与哲学视野遍及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角落落。但是，张先生的学术旨趣并不在于单纯介绍、分析、阐述以往的哲学思想，而在于推陈出新、破旧立新。所以，在分人物、分派别、分时期论述中国哲学史相关内容的同时，张先生也写了大量文章，探讨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涵，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国哲学的创新等问题。如关于中国哲学的总体特征，张先生指出：“中国哲学思想的观念丰富和思想深化，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关照，呈现为‘同心圆扩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以其时间上说具有延续性，表现为环环相串；从空间上看具有广袤性，表现为环环展开。环环相串和环环展开的融突和谐，便构成‘同心圆扩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21]此外，张先生还认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有三个总体特点，即开放性结构、多向性结构和立体性结构；[22]中国传统思维有三大特征，即比附性、直觉性、整体性[23]。关于中国哲学的现代价值，张先生认为面对当下的时代危机中国哲学在六个方面有其时代价值：“第一，尊重‘以他平他之谓和’的理念”“第二，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则，也就是和合学五大原理中和处的原则”“第三，建立对话机制”“第四，善于互相妥协”“第五，韬光养晦与奋发有为”“第六，‘满招损、谦受益’。”[24]关于中国哲学的创新，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就是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人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同的、独创的根本性的反思。”[25]要实现中国哲学的创新，“既不是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哲学重新颠倒过来，也不是像海德格尔把传统哲学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运动倒过来，而是要跃入中国哲学的深渊谷底去求索，去体认中国哲学的本真，把握中国哲学运动在每个时期理论思维形态转生的‘游戏规则’，界定中国哲学性质、内涵、特色、风格、神韵，凸显中国哲学普遍性和特殊性。”[26]而中国哲学创新的标志是核心话题的转向、人文语境的转移和诠释文本的转换。[27]

张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多年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汇集在了由他所编著的两本著作——《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张先生主编，多位学者参与编写，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基于“哲学史说到底，是哲学核心话题的概念、范畴发展史”之哲学史观，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哲学的原创期、哲学的发展期、哲学的“造极”期和哲学的延续期，分别对应先秦百家哲学、汉唐三教哲学、宋元明清哲学和近现代哲学。因而，在章节的编排上没有按通常人物、学派的方式，而是按照哲学话题的方式。该教材的宗旨是揭示和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即忧患精神、乐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笃行精神。《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是张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结晶，被列为2005年中国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之一，并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4年正式出版。在这部近二百万字、上下两卷、五编、四十五章的鸿著中，张先生的哲思卓见遍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方面面和边边角角，从先秦的礼乐文化与“六经”一直到现代新儒家。每一编、每一章、每一节，张先生都通过醒目的哲学话题展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逻辑结构，实践了哲学史“是哲学核心话题的概念、范畴发展史”这一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在该书的前言中，张先生解释了“哲学思潮”和“哲学”两个概念。关于“哲学思潮”，张先生指出：“哲学思潮是某一时代社会所共有的思想现象，他影响人的思维方法、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宇宙体贴、人生伦理、知识体认等。在哲学思潮的潮流中，都有其代言人，这便是当时时代的哲学家。”对于“哲学”，张先生认为，哲学因其是爱智之学，意味着“在途中”，意味着“为道也屡迁”，意味着“只存在于永恒的探索之中”，所以应将其诠释为动词。张先生对“哲学”概念的这一创新性诠释，让我们在西方哲学界关于“哲学终结”的一片哀鸿之声中看到了未来哲学的一线希望。最后一章，张先生提出了哲学创新应具备的五种精神，即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反思的精神、追究的精神和笃行的精神。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化——多维视角与新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远不限于上述的缜密、细致、全面等特点。他通过在其他思想理论领域的探索，大大增加了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首先，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韩国（今朝、韩两国）在历史上曾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韩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曾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有过深刻的研究和继承。他们的某些解释或观点作参照，既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哲学传统的认识，也有助于国际学术交流。早在1983年，张先生参加第六届退溪国际学术会议，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一文，自此以后，他通过参加历届退溪国际学术会议，不断撰写论文，深刻探讨这位有着“朝鲜之朱子”之称的韩国（今朝、韩两国）历史上的著名哲人的思想。1989年，由张先生主编的《退溪书节要》在国内出版。该书节选李退溪著作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章节、段落，并配以注释。这是国内第一本介绍朝鲜朱子学的著作。1997年，积多年之研究成果，张先生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李退溪思想的专著。该书分十四章阐述了退溪哲学思想的整体架构和理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认知与学习的思想、关于教育方法与目的的思想、关于心性修养的思想、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关于齐家与治国的思想、关于自然规律的思想等。在书中，张先生既拿退溪思想跟朱熹思想进行比较，也拿他跟其同一时期朝鲜的另一朱子学人物李栗谷的思想进行比较。除在国内出版该书外，张先生还写了《退溪哲学入门》一书在韩国出版。2014年，张先生又出版了《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就两人的理动静论、道心人心论、价值观、易学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论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张先生还撰写了《栗谷的理气观》《论朱子与奇高峰哲学思想的关系》等文章，对朝鲜的李栗谷和奇高峰的思想作了研究。张先生对上述朝鲜儒学人物思想的研究，最后凝结为《韩国儒学研究》一书，由韩国学术信息出版社出版。此外，张先生还写了《结构与诠释——范阮攸<论语愚按>的理学特质》一文，对越南十八世纪思想家范阮攸的理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关于日本和印度哲学，张先生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文发表。

其次，传统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面临一个传统与现代化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有过两次激烈的反传统运动，即“五四”反传统和“文化大革命”反传统。两次反传统的基本观点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决定着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态度、原则和方法。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张先生将传统从文化中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于文化学的“传统学”。1989年《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张先生传统学的正式诞生。该书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状况，越出西方流行的文化学的一般范式，建构了属于自己的传统学纲要和基本框架。该书论述了传统与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传统的产生、发展与变异、传统的价值体系、传统的心气体系、传统的知识体系、传统的语言符号体系等。在第1章中，张先生给传统学下了定义：“所谓传统学，是关于研究传统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28]在最后一章“传统与反思”中，张先生指出：“传统不仅不是历史的陈迹，而且是把握当代开启未来的钥匙；传统意识是人们认识、批判现代意识，创造未来意识的基础。”[29]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决不是靠彻底与中国传统断裂而获取；现代化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也不能靠简单地全盘打到传统而获得，而只能对传统进行综合地创造。”[30]很显然，张先生对传统的研究和对传统学的建构，化解了长期以来围绕传统与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并为传统文化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原则，指明了基本的方向，从而开拓传统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除该书外，张先生还主编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中国传统文化多维反思丛书》等书籍。

再次，人学视野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人创造了文化和传统，文化和传统亦创造了人。文化和传统的本质说到底是人，人本质上是文化人。”[31]所以，哲学、文化、传统与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哲学突出特点是围绕人和社会思考的哲学，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若对人学缺乏相应的造诣，也将难以取得优秀成果。鉴于此，张先生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就在不断思考一系列人学问题：人是什么？现代人是什么？现代人与传统人有何差别？如何成为一个现代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张先生撰写了《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一书。该书作为张先生主编的《传统人与现代人丛书》之一在1989年首次出版，2000年以《新人学导论》为名出版修订版。在书中，张先生分析研究了过去各种对人的定义，在肯定它们的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了它们相对于时代发展的不足，最后将人定义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后又进一步修订为“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和合存在”。张先生对人的新定义，超越了过去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视角所作的定义，而是基于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己、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不同文明的冲突及相关危机提出来的，这也是其整个人学理论的出发点所在。《新人学导论》分六章：自我发现论、自我塑造论、自我规范论、自我创造论、自我关怀论、自我和合论，这些可以说是从六个方面对人的特点、能力、可能性和必要性作出的分析。通过对人的研究，张先生提出了“人的五大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情景互渗境、“圣王”一体境和道体自由境。通过人学问题的研究，张先生突出强调了人的“和合”性。

再次，新方法论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只要是哲学思想就有概念、范畴以及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理清这些逻辑关系是理解和阐释某一哲学思想的必要前提。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既不同现代人的，也不同于西方的，这对现代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困境。如果盲目将现代或西方的思维逻辑生搬硬套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上，就容易造成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解上的歪曲和阐释上的错误。对此，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这一课题，经过努力探索，最终对这一课题作了圆满的解答。张先生说：“所谓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政治结构下，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之间的组合方式或结构系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不是从现成的原则、原理出发，也不承袭西方的固有模式，更不是把中国哲学削足适履地去符合现成的原则、原理，而是从中国哲学的实际出发，试图疏理和总结出中国哲学固有的原则、原理。”[32]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方法后，张先生便立即把它应用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张先生专门辟出一章分析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不仅对朱熹的哲学思想，对宋明时期的其他人物的哲学思想张先生一一进行了逻辑结构的分析，并写出了《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一文。该文分析并用图表的方式显示了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王夫之七个人的哲学逻辑结构，并从中总结出了宋明理学逻辑结构演化的三条线索：一是从张载的“气”——“物”——“气”到王夫之的“诚”——“物”——“诚”；二是从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到程颐的“理”——“象”——“物”再到朱熹的“理”——“气”——“物”；三是从程颢的“理”——“物”——“理”到王守仁的“心”——“物”——“心”。[33]1989年张先生出版专著《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对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和总结。该书分六章，前两章是总论，讨论了何谓哲学逻辑结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研究法、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整体系统、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范畴解释、研究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意义等问题。关于中国哲学范畴的历史发展问题，张先生指出，中国哲学范畴的发展总体经历了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和宋元明清时期，这一发展过程体现了中国哲学范畴不断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相分离的净化过程，但也显现出中国哲学范畴逻辑结构的构建还处在不自觉的冥冥之中。关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范畴解释，张先生提出了“三层次”“六层面”说。“三层次”即对中国哲学范畴的具体的解释、义理的解释和真实的解释三个层次，“六层面”即对中国哲学范畴的句法、语义、网状、时代、历史、统一六个层面的解释。在接下来的三章中，张先生对中国哲学范畴逐一进行了分析并将它们划分为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三大体系，然后分别对这三大体系范畴的逻辑结构进行分析和总结。最后一章张先生分析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特点、与西方哲学逻辑结构的差异及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发展趋势。张先生认为，在当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总趋势下和中西文化广泛交流的新形势下，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发展呈现为三个“确定”，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一体化结构的确定、纵贯型与横贯型统一观念结构的确定和“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统一观念结构的确定。可以说，张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指导，也为我们更好地总结人类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新的视角；它不仅有益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将有益于世界哲学的发展。

逻辑结构是范畴之间的逻辑结构，研究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离不开中国哲学的诸范畴。为此，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开始撰写《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后在此基础上又选取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十个范畴即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主编了一套《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在1988年出版，《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的《道》于1989年在国内出版，《理》《气》《心》《性》等则在韩国、越南、台湾等地翻译出版。

最后，新原则下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不仅需要新的方法，更需要新的原则。这个新的原则涉及到什么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如何讲、中国哲学如何发展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奉西方理念为圭臬，无意间也跟随某些西方学者成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传话筒，因而大唱“中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不是哲学”的论调。“中国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不是哲学”就如同“中国没有人”或“中国人不是人”一样荒谬，但我们许多中国学者意识不到这种荒谬，是因为他们深陷西方文化与哲学的牢笼而无法自拔。这样，本是西方“哲学终结”的危机却转嫁到了中国哲学上，于是构陷了一场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如何摆脱这场人设的危机？张先生从回答“什么是哲学”开始对之逐一化解。首先，张先生着眼于中国哲学自己的“话题本身”，用“以中解中”的诠释方法，给哲学下了一个“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定义：中国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4]。哲学的这一新定义是对“中国的”哲学体贴的结果，但也并没有违背“哲学”的最本真的内涵——爱智慧。从这一哲学新定义出发，“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假命题。接下来，中国哲学如何讲？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讲坛上基本奉行的是“照着讲”的原则，不仅对中国古代哲学照着讲，对西方哲学也是照着讲。冯友兰先生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接着讲”理念，并为此而创立“新理学”。但是，张先生认为，冯先生的“接着讲”不过是用西方的话语体系讲中国哲学的内容，这样讲出来的还是不是中国哲学就成了一个疑问。正确的原则应该是“自己讲”“讲自己”。“自己讲”一方面要摆脱西方哲学的窠臼，自我定义，自立标准，另一方面则摆脱“我注六经”传统模式，而走向“六经注我”的创新模式。“讲自己”，就是讲述自己的哲学，直接讲述中国哲学的“话题本身”。“自己讲”“讲自己”不仅是讲授中国哲学的根本原则，而且是发展和创新中国哲学的根本原则，其最终指向的是建构中国自己的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张先生认为：“建构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和学派，无疑要立足于中国哲学思想话语体系，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的故事，讲好自己对时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畴的体贴，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话题本身’的重新发现，讲好中国哲学思想话语对每个时代所发生的冲突危机的艺术化解。”[35]当然，“‘自己讲’、‘讲自己’绝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哲学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哲学的精华”，而是为了“走自己的中国哲学之路，构建中国哲学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学中确立中国哲学的价值和地位”[36]。因为“世界上任何哲学体系都是作为‘个性’精神而呈现的，而人类的‘宇宙精神’只能寓于‘个性’精神的哲学体系之中。”[37]

四、结论

综上所述，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超越了“照着讲”“接着讲”的必然王国，而走向了“自己讲”“讲自己”的自由王国。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有“集”，有“成”；其“集”是集中国古代哲学之精华，其“成”是成“和合学”之宏论。“和合学”的创立，是张先生“自己讲”“讲自己”的哲学研究旨趣的真实体现，是中国哲学创新发展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真正的中国自己的哲学。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u Shengzheng

Abstract: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His research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nd in this specific field his was the first researcher in China.His work A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Zhu Xi’s Philosophy and has once caused great echo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and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A Study of Lu Jiuyuan’s Thoughts and A Study of Wang Chuanshan’s Thoughts are also pioneering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On the other hand his research i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confined to only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but covers that from the Six Classics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that from China to South Korea and Vietnam,publishing A Treat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A Study of Li Tuixi’s Though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which are also groundbreaking works,and many innovative papers.In his study he initiated the methods of Logical Structure and Category Analysis,set up the principle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Self,and constructed som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eory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Traditionology and Neo-humanology.

Keywords:Zhang Liwen;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注释：
 
[1]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2]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3]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9页。
 
[4]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页。
 
[5]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0页。
 
[6]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4页。
 
[7]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8]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9]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0]张立文：《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11]张立文：《自序》，《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2]张立文：《戴震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1页。
 
[13]张立文：《论儒教的宗教性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八、九期。
 
[14]张立文：《孔子的仁学形上学》，《孔子研究》1995年第三期。
 
[15]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三期。
 
[16]张立文：《玄学思潮的人文语境》，《中州学刊》2013年第九期。
 
[17]张立文：《论戊戌变法时代精神的精华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二期。
 
[18]张立文：《民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理论形态的应世转生》，《求索》2001年第三期。
 
[19]张立文：《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一期。
 
[20]张立文：《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一期。
 
[21]张立文：《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
 
[22]张立文：《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系统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二期。
 
[23]张立文：《论中国传统思维及其特征》，《中州学刊》1989年第二期。
 
[24]张立文：《中国哲学的时代价值——建构和合世界新秩序》，《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三期。
 
[25]张立文：《哲学创新论》，《现代哲学》2000年第一期。
 
[26]张立文：《哲学自觉与哲学创新》，《船山学刊》2006年第三期。
 
[27]张立文：《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一期。
 
[28]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29]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3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多维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31]张立文：《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张立文学术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
 
[32]张立文：《我的宋明理学研究》，《文史知识》1989年第六期；《朱子学刊》1990年第一辑（总第二辑）。
 
[33]张立文：《论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上、下），《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五、八期。
 
[34]张立文：《中国语境下的中国哲学形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二期。
 
[35]张立文：《讲中国自己的哲学话语》，《光明日报》2016年11月9日。
 
[36]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
 
[37]张立文：《中国哲学的“自己讲”“讲自己”——论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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